登州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摘要：蓬莱3号古船作为明代高丽货船的发现，提供了关于古代海上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直接实物证据。通过分析蓬莱3号古船的结构特点及其携带的货物，揭示了当时的航海技术、贸易路线以及中韩造船技术的交流。蓬莱3号古船与登州港的联系强调了该港口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战略地位，登州港不仅在经济贸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在文化和技术交流上起到了桥梁作用。借助对蓬莱3号古船的考察，为理解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网络及其在全球历史中的贡献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登州港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登州港；蓬莱3号古船；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登州港作为我国古代北方重要的港口之一，不仅在国内贸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在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中，登州港作为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港口，对于研究古代的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图1）。

蓬莱3号古船的发现提供了独特的实物证据，揭示了古代海上交通技术、航海路径和文化物品的交流模式。该古船的结构、载货以及与其他海域的联系，为理解登州港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因此，进一步分析该艘古船及其携带的文物，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古代海上贸易的复杂性和该港口的战略重要性。通过蓬莱3号古船的考古成果，重构登州港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为理解中国乃至全球古代海上贸易网络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资料，这不仅对于古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1]。

一、登州港的历史与发展

（一）登州港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重要性

登州港位于我国山东半岛东北部，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黄海和渤海的重要海港。古登州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中国北方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正因如此，登州港便成为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历史上，登州港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在唐宋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登州港的地位愈加重要。尤其是在唐代，登州港成为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从此港出发，经海路运往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国家。登州港还是中国北方的海防要塞，历史上曾多次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对抵御外来侵袭、保障海上贸易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地位，登州港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军事和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2]。

（二）登州港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角色

经济交流方面。登州港是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传统商品输出的主要港口之一，这些商品通过登州港运往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同时也是将外来商品如香料、珠宝等输入中国的重要渠道。登州港的繁忙使得它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船只。

文化交流层面。登州港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港口，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众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和宗教传播者经此地进入中国，他们带来了外来的宗教、艺术、科技等文化要素，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中国的文化和宗教思想等也通過登州港向外传播。而在古代，海上航行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港口，登州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港口，不仅促进了航海技术的传播，也为船只修造和航海技术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可以说，登州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角色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贸易的繁荣上，更在于其作为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的关键节点。这个港口的历史和发展深刻地体现出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技术层面的互动与融合。

二、蓬莱3号古船的发现

（一）蓬莱3号古船的发掘背景

蓬莱3号古船是在2005年蓬莱水城进行港口清淤工程时意外发现的，这一发现对于理解登州港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艘制作和使用时间为元代、沉没时间为明代的高丽货船，蓬莱3号古船的结构和特点充分反映出当时的造船技术和海上运输模式[3]。

蓬莱3号古船的发现提供了一个直接证据，展示了古代海上贸易路线的实际运作方式。特别是对于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贸易关系，这艘古船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蓬莱3号古船的结构与特点

蓬莱3号古船的结构和设计，体现了当时的造船技术和海上航行的需求（图2）。这艘古船采用平底设计，形态短而宽，这使得它在近海航行时更加稳定，同时也便于在狭窄水域中操作。这种设计对于大规模的货物运输十分有利，尤其是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这类繁忙的贸易路线上。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采用水密舱技术，这是提高船只安全性和适航能力的关键技术。在以往发现的高丽古船中并没有发现水密舱技术，该艘古船却使用了水密舱技术，这充分说明这是中韩两国造船技术交流的结果。这些结构特点不仅揭示了中韩在船只建造技术上的交流，而且对理解古代海上贸易的船只设计和运作方式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探索登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方面[4]。

三、古登州港发现的文物及其意义

（一）古船考古与航海技术展示

1984年和2005年对古登州港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清淤，发现了大量文物，获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紫檀木舵杆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揭示了船只建造和航海技术的复杂性，而且反映了明代海上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这根舵杆长8.2米，端部宽度和高度不等，带有精细的圆形穿孔，显示出其在船只操控系统中的关键作用。紫檀木因其坚硬和耐腐蚀的特性被选用作为舵杆材料，表明当时造船者对材料选择的精心考虑以及对航海安全的高度重视。

舵杆上的刻字提供了对其历史的直接见证，其中永乐十年（1412）的记载提供了确切的年代信息，它也是对制造时细节的记录，如“舵头破心”和“巴节三个”，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对船材管理的严格程度和船只建造的精细工艺。此外，舵杆上的编号方法，即依据《千字文》中的“黄”字，显示了当时对珍贵材料的认真分类和管理。该紫檀木舵杆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联系紧密，它的发现时间点，恰逢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之后，暗示了这段历史时期登州港在国际海上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紫檀木的原产地在印度东部和东南部，其在登州港的出现证实了郑和船队可能的航线以及贵重木材的贸易路线。

发现的1号木战船残骸木战船残骸（图3），残长28.6、残宽5.6米，排水量173.5吨，是一艘三桅木帆船。船体的流线形设计和优化的长宽比，证明其具有高速性能，这与宋代“刀鱼战棹”瘦长船型的记载相吻合。造船技术上的多项发明，如倒钩型榫接、J型锔板技术和水密舱技术的应用，展现了明代造船技术的高度成熟。特别是水密舱技术的使用，大大提升了战船的安全性能，使其即使在受损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浮力和良好的航海能力。

这两项发掘成果强调了登州港在海上交通和军事活动中的战略地位，揭示了当时中国海上力量的强大和造船工艺的先进。紫檀木舵杆的精细加工和木战船的复杂设计，共同证实了登州在古代海上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为研究元末明初的航海史提供了实质性的材料和见证。

（二）古船文物解读与贸易历史洞察

在古登州港古船的发掘过程中，云龙纹白釉瓷罐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证据。这件高35、口径19.5、底径16、腹径37厘米的瓷罐，其制作精良、图案独特，展示了磁州窑工艺的高超水平和当时民间艺术的鲜明特色（图4）。

这件元代磁州窑云龙纹白釉瓷罐的罐身，以鲜明的褐色线条勾勒出动态流畅的云龙纹和凤纹，背景为米白色，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龙纹表现出的是一条昂首前伸、张口怒目的蟠龙，其鬃毛刚劲后扬，龙身披鳞弯曲舞动。凤纹描绘的是一只凤鸟，其头部昂首曲颈，双翅平展，羽翼丰满，尾巴随风飘舞。这些图案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龙凤穿云的图案往往象征着吉祥和权力，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吉祥物的偏爱以及对神话传说的推崇。瓷罐的发现地点为黄海、渤海海域，进一步证实了磁州窑产品的海上流通范围。磁州窯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之一，其产品在辽宁省绥中沉船和韩国新安沉船中皆有出水，揭示了它在东亚地区广泛分布的贸易网络。这种瓷器不仅是国内消费者的日常用品，也是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其分布和流通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和方向。

结合蓬莱3号古船的发现，这件文物不仅证实了登州港在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要性，而且揭示了中国北方窑口产品的广泛分布和海外市场的强烈需求。磁州窑云龙纹白釉瓷罐和青花瓷的发现，体现了当时登州港在东亚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及中国瓷器作为贸易商品和文化使者的角色。

四、总结

蓬莱3号古船作为明代高丽货船的发现，不仅是对古代海上航行技术和贸易实践的直接见证，也是理解当时文化和技术交流复杂性的关键物象。通过对古船结构特点的分析，能够揭示出这一时期船只设计的适应性能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近海的航行适应性方面。这些特点体现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和贸易路线，对于理解当时的贸易模式和经济联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楚鲁鹏.蓬莱“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与文化研究[J].才智，2017（05）：252.

[2]崔云峰，金成俊.论蓬莱出土的高丽古船在韩国船舶史上的意义[J].海交史研究，2007（02）：99-108.

[3]朱龙，董韶华.登州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23-27.

作者简介：

修琳琳（1986—），女，汉族，山东蓬莱人。大学本科，文博馆员，研究方向：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