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持续转型，新闻职业何为？

文_周睿鸣 白红义 葛书润

周睿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媒体转型与新闻人的再职业化。在数字传播技术（尤其是智能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讨论这个主题，我想先听听两位嘉宾对新闻（news）和新闻业（journalism）这些基本概念流变的看法。

白红义：一般意义上讲，新闻最重要的本质是信息，它的出现降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帮我们做必要的决策。传统媒体时代信息渠道有限，新闻好像就跟媒体挂钩。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新闻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News）那本书里面认为新闻是由新闻媒体生产制造出来的一些信息。这样理解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准确：如果你去看那些讲历史的书，还是先从news讲起，所谓journalism更多是现代性的产物——有那么些媒体，用一些比较专业的手段，还有稳定的组织形态，去生产提供这样一个产品——然后新闻业才出现。新闻和新闻业其实不是同步出现的。当然，在现代社会的很长时间里，两者基本在一块。现在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相当于回到新闻和新闻业同步出现以前的状态——两者好像又分开了。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黄旦老师喜欢用一个词，讲新闻业是网络化传播中的一个节点。我想不光是专业媒体或者说大众媒体，还有社交媒体，还有公众——特别是普通人，从新闻业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主体。全球新闻学研究其实已经把这些新的状况纳入进来了。卡尔森（Matt Carlson）等人2018年写的那篇关于新闻学研究的核心承诺（Journalism studies and its core commitments）里面对新闻学研究给出定义，把生产、分发、消费这些都纳入进来。我注意到中国海洋大学王天定老师转了一条微博，是2023年12月14日，北京地铁昌平线事故发生的时候，车厢上面的人写的一段个人记录。这可能是艾伦（Stuart Allan）讲的公民见证（citizen witnessing）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就有，但是在新闻业比较兴盛的时期被遮盖掉了，现在反而变成非常突出的、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周睿鸣：书润，我知道你的新闻实践多是通过你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UC新闻坊”开展的。你不是机构媒体的人，可你的的确确在做新闻，并且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良好的社会影响。关于谁是数字媒介中的新闻人，他们应当扮演的角色、可以发挥的作用，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葛书润：前阵子读复旦大学徐笛老师的论文，叫《数字时代，谁是记者》。她说过去可以从三种路径界定谁是记者：第一种是职业路径，就是看记者有没有从业许可，有没有受过专业的知识训练；第二种是地位路径，看记者有没有被新闻机构雇佣；第三种是平等路径，它更加开放，只要是生产了类似新闻内容的人，都可以叫做记者。徐笛老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层框架：根据这个人生产新闻的频次，以及对“新闻”这一实践活动的道德承诺的坚守程度，去区分其在整个新闻领域的位置。

结合我自己的感受以及与不同内容创作者的聊天，我觉得“自我体认”或许在将来可以作为判断的标准之一，简单来说，就是作者本人是否认为、承认自己做的是新闻。这可能和徐笛老师分层框架中的“对新闻的道德承诺的坚守程度”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

我进行内容创作的平台“RUC新闻坊”是一个以数据新闻为主的校园媒体，不是机构媒体，我也没有记者证。如果按徐老师所说的职业路径和地位路径去认定，我肯定不能算一名记者。但我一直相信自己在做的内容就是新闻——用数据的形式报道一些社会热点，或在数据中挖掘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也有心虚的时候。我至今没有办法在“真正”的记者面前言称自己是记者。之所以感觉自己好像不算是“正统”新闻人，可能因为在传统的职业想象里，记者一定要接近现场，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采写工作。而很多时候，数据新闻并不需要多少案头之外的采写工作，这和我接受学院教育时感知的记者形象是不一样的。曾经我一直笃定“去现场”是记者这个职业最大的意义，但我去不了。

所以和别人交谈时，我会加入“业余”“学生”等修饰词，或用“作者”“爱好者”等词模糊和代替。当需要对别人使用“记者”“新闻人”这一种身份时，我总是要进行大量自我合法化的工作。

周睿鸣：白老师的“出道”著作《以新闻为业》是2013年出版的。那个时候谈论新闻职业、职业伦理，对关心新闻行业变化的人士来说，职业视角是熟悉的，从这一视角出发的讨论可能也被认为是有必要的。今天，数字传播技术发展如此迅猛，数字媒介演进可能出乎我们的想象，再从职业视角审视新闻变迁，有没有必要？

白红义：当年我研究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大概2010年完成访谈。2011年写完博士毕业论文，2013年出版这本书。现在来看，这批受访者差不多就是经历过中国新闻业快速发展的那拨人——稍微偏中后期一点的人。他们大多数可能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到行业里面。他们比较集中地做深度报道，对记者的理解可能比较接近书润刚才说的，要去现场见证、做一些能够干预或影响社会的报道题材。当时我在书里面讲，中国新闻业处在两重张力里，专业化和去专业化。专业化指的是，这样一个以新闻为业的群体出现，他们共享一些标准、规范和操作，尽管这些离更高水准、更专业的程度还有些距离。去专业化指的是从2009、2010那几年开始，像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开始成为重要的媒介形态，普通人介入新闻生产过程，对过去垄断性的新闻生产权力构成挑战。现在来看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我在《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一文中提到，中国新闻业正处在专业化、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三股力量的拉扯中。我不知道专业社会学现在对专业这个词的含义有没有什么新的阐发。这个研究领域最早讲专业化时会提出一些要素，例如要有组织、有伦理、需培训等等。最近的一些研究好像讲得不那么全面，往往集中在其中的某个点上谈。我最近读了斯塔尔（Paul Starr）的《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他讲的就是权威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只讲专业知识，认为记者也是一种专家（expert）；还有一些人只谈技能，技能社会学，比如南开大学的王星老师，可能关注的是skill——英文的新闻学研究里面很少用这个词。在新闻学研究的范畴内，我觉得对profession这个词本身的理解可能也得发生变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医生、律师为标杆，以垄断性的门槛、行业，或者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获得知识的那种专业性为标杆——是不是要看到profession视角之外的不一样的东西。

我记得舒德森写文章说，记者这个行业擅长给自己制造神话。有些可能不是真实的，也许没有记者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说回再专业化，我想现在是不是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看：一是，已经有了那么多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渠道、主体，那么专业媒体跟那些非传统的新闻生产机构相比，优势是什么？可能有些优势要诉诸传统，比如采访、见证，这可能是区别专业记者与业余的、随机制作新闻的那些人的一个关键点。这是从新闻操作常规或流程角度体现。另一方面，上升到价值层面，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规范？原来讲客观性，现在讲透明性，或者是不是还有其他，诸如建设性之类的东西。

周睿鸣：白老师刚才说，在写《以新闻为业》的时候，他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内部人视角。这种视角像余波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角色的逐渐增强，慢慢褪去。我与白老师有类似的从业经历，感觉自己正处在内部人视角褪去的路上。但对书润来讲，也许在新闻变迁的历史大潮中，一直在所谓的内部人视角之外。在这个背景下，书润，你如何看待重振、重构新闻职业等等类似的提法？在当下的数字新闻实践中，哪些传统的规范、技能在你看来值得珍视，哪些或许可以“走入历史”？

葛书润：我觉得您说的“内部视角的缺乏”可能和一种滞后性有关：2016年我入学开始接受新闻教育的时候，深度报道热潮已经渐渐褪去，但是我们心目中的记者依旧是那个样子的：在一家老牌传统媒体的编辑部内，做着题材过硬的深度报道。总觉得自己无法成为那样的人。

而几年前接触数据新闻时，国内尚未形成一批像调查记者那样的“偶像”，大家都还在摸索和学习技术的阶段。数据处理和可视化都是比较通用的技能，并非“原生于”新闻领域。那时候参照模板可能是数据公司、设计师、某一学科的实证研究等等。但几年过去，这个细分的行业之内涌现出一批知名的记者，他们自如地驾驭了这些技术，形成了一套新的报道规范，创作出了很多让人惊叹的同时可以公认是“新闻”的作品。我在这一个细分的领域里，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新闻职业“去领地化”和“再领地化”的过程。

当下，我觉得最值得珍视的技能永远是提供事实。但身在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文本更开放了，“事实”因此比以往更丰富、更多面。有时网友的一条评论可能比新闻事件本身掀起更大的波澜；有时情绪也可能是一种“事实”（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感受），值得报道和探究。对“事实”有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执着于课本上的5W1H，何况我们已经有了更多工具去捕捉它们。

周睿鸣：关于新闻、关于新闻业，请二位面向未来留下一些寄语。

白红义：我之前没有受过新闻方面的教育，是先从事实务工作后开始研究。我对新闻、新闻业更多的认同和理解主要建立在学术文献的阅读上。前几天看一篇论文：Talking Back:Journalists Defending Attacks Against their Profession in the Trump Era，讲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攻击媒体，新闻界对他的攻击性言论有些反应，这篇文章用“制度神话”（institutional myth）概念去讲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点讲得很对：过去，新闻业大量从事所谓修复性工作，不管是修复形象、声望、边界、范式，基本上在行业内部修复多一点。现在是内部这些问题还在，更多的可能是来自外部的，来自网上的批评、骚扰、攻击。这是从外部直接挑战新闻业作为一种制度的合法性，所以可能现在更重要的修复对象是制度。新闻业作为一种制度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文章作者用制度神话这个词，表达了新闻业一套相对比较大的叙事，一些比较好的期许、期待。这就包括刚才书润讲的，她在课堂上学到或了解到的那些角色模范。课堂，包括电影、电视剧，也是制造制度神话的渠道。克里斯卡（Michael Koliska）和艾克特（Stine Eckert）2015年写过一篇论文，说制度神话跟现实中的新闻界差别很大，会有所谓的脱偶（decoupling）现象。我觉得有时候即使我们达不到制度神话那种特别理想的状态，大家还是需要把它放在那，作为一个目标，至少起到一点作用。

葛书润：有一件事给我感触很深。2022年3月，广西东航坠机事件发生不久后，《人物》几乎在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机上乘客的家属并发稿。但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闻伦理的探讨：有人认为过早地曝光打扰了家属，是“吃人血馒头”，有违新闻伦理；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能有职业新闻人挺身而出，在珍贵的“窗口期”留下灾难记录，已经实属不易。最后舆论似乎倒向了后一种，足见大家苦“新闻缺位”久矣。

从这个事件出发，我认为作为新闻的受众，在新闻事件总以“蓝底白字”结尾的当下，或许应当给真正提供优质信息增量的作者（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记者）更多的包容和鼓励，也希望拥有报道资源和平台的人们能够珍惜空间，做出更“新闻”的作品；而作为新闻内容的写作者，可能希望自己能在流量时代更正视自己笔下的“特权”，避免因为受人关注而滋生的傲慢，将自己视为“有机运动”的一个小小环节，而我的队友，可能是这个领域内外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