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沿线

2024-03-24 13:20程远
野草 2024年2期
关键词:坑口铁道

程远

这条铁道线,从树基沟沟里到北三家后岭,只有十一公里。

树基沟是一个矿山小镇,始建于日伪时期。有关它的名称由来,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满语,意为盛产山野菜的地方;另一个是树鸡出没之地,久之,后者衍变成树基沟。这两种说法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辽东大地,山川纵横,物华天宝,无论是野菜还是树鸡都是应有尽有。

野菜就不说了。树鸡,学名花尾榛鸡,也叫飞龙。其胸脯硕大,肌肉丰满,颈骨弯曲,外形有些像鸽子或斑鸠,肉质洁白细嫩,食之味道极为鲜美;又因其爪有鳞,善奔走,故有飞龙之称。其实,此物并不能长距离飞行,更不会腾云驾雾如鲲如鹏,别说从深山大壑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一二里路恐怕也飞不到——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借它浮游于天宇,俯瞰大地,更不可藉此而走出家门,放浪四方。我们是老老实实地乘坐那辆晃晃悠悠的绿皮小火车,沿着山脚下两条逶迤的窄窄的铁轨,从沟里到沟外,在穿过一片稻田后钻进漆黑的隧道,最终停靠在北三家乡后岭的半山腰上,得以来到外面的世界。

这条矿山铁道专用线,既拉人,也拉矿石。

树基沟坑口共有三个采矿点,一个叫老坑口,一个叫南岔坑口,一个叫北岔坑口。老坑口位于小镇的上头,也就是沟里,是树基沟最早的采矿点,南岔开工于1964年,北岔开工于1965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小火车站在老坑口附近,是镇上第一个火车站,由西向东,沿途有南岔、3公里、石头人、二道沟等站点,基本都是为附近村庄居民所设。镇上的人出行,一般都是在沟里的火车站也就是始发站上车。

镇政府位于火车站前,这里也是矿山主要办公区,车站月台上立有一个简易的木制棚架——其实在当时看来也并非简易,它不仅可以防雨遮阳,棚下更有两侧画廊,上装若干五合板,板上糊有白报纸,几个搞宣传的人定期在上面写字画画,谓之出板报。字的内容我们这些小孩子看不大懂,画却一目了然:穿长衫戴高帽的孔老二、手提信号灯戴手套系围巾的李玉和,更有红太阳、向日葵、天安门、华表、插着钢笔的墨水瓶、卷起长筒的报纸等等,引得候车的乘客竞相观看,即使不乘车,下班放学的大人孩子路过这里也经常驻足,包括我。我来,主要是看画,并以手代笔,不停地在衣襟上比划,用专业术语或可就叫心摹手追吧。

车站前面的公路上,立有一个钢筋铁板的建筑:忠字门。这是小镇的地标,人们走过这里,总是喜欢仰头看那拱起的门楣正中间镶嵌的两颗红五星。忠字门两旁四面的铁皮上分别写有红底白字的标语,什么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云云。忠字门下边的白灰房里住着火车司机李运华一家,某年夏天,他用菜刀将他的妻子杀害,然后越过公路和车站,沿着铁道向沟里的矿区跑去,身后跟着持枪的矿上人保组长和一队民兵。

人保组长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李运华束手就擒。

大人们说,李运华妻子是沈阳知青,下乡此地与李结婚。几年后,欲响应国家政策回城,要求离婚,李不同意,遂做下了如此傻事。其实,李运华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也很仁义。

我们矿上,至此少了一个好司机。

顺铁道或公路往沟里走,过王小堡,再向北拐进一个山沟的半山腰,就是北岔坑口。

1955年,父亲从老家海城的一个矿山调到這里,在井下当搬运工。我的初中同学霍少文的父亲也在北岔井下工作——他是凿岩工,矿山最为艰险的工种。1970年,井下发生一起矿石落塌事故,造成两名矿工当场死亡,霍少文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那年霍少文五岁。后听其母说,安葬其父时,矿上只给换了一套新工作服,费用还是在死者当月也是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里扣除的。

多少年后,我和霍少文驱车回老家玩,特意来到业已废弃的北岔坑口,试图进去看看父辈们当年的作业现场,怎奈井口汩汩冒水,探之,没膝,根本无法靠近。村人描述说,里面先是一条百余米长的巷道,然后是深不可测的竖井,井壁焊有铁梯,缘梯而下,可见宽敞的计量硐室,室壁画写毛主席像和他老人家的语录。以前,常有胆大者下去拆卸废铁卖钱,惊起黑压压的蝙蝠四处飞窜,后为安全将坑口封闭。

无疑,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也看不到了。

北岔附近有一个沙台后沟,是坑口井下回填用的沙堆,沙堆后面的沟口住着几户人家,其中一户是我的同学王有金家,一户是刘波二姐的同学邱振海家,另两户姓于和姓毛。邱振海原本是老于家的孩子,因邱家没有子女就过继来了,长大后,邱振海考取天津大学,是整个镇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成为父母教育孩子的榜样。

父亲虽然没有在井下出过事故,但也难逃一劫。

1973年,我七岁。一天傍晚,父亲班上的同志跑到我家(那时叫同志,不叫同事),让母亲带上父亲的衣物和一些钱,跟他们一起去矿上。我与弟弟懵里懵懂,母亲的眼泪却掉了下来。几日后,母亲回来告诉我们说父亲出了事故,腿摔伤了。一个月后,父亲也从红透山矿医院回来,却拄了拐杖。原来那天下午,父亲与他班上的同志坐在运送矿石的车斗里,从北岔沿着小火车道向北三家车站行驶,不久,车闸失灵,几节车厢如脱缰的野马一路奔跑。这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它,也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系。可想而知,如果火车中途脱轨,或一任到底,后果都将不堪设想。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在一个山脚转弯处(距我家不远),父亲和他的同志毅然跳下了车……母亲说,父亲之所以选择在那儿跳,是想死了也回家啊!

对此,我深信不疑。

后来知道,父亲不是最惨的,因为邻居一个外号叫李土篮子的叔叔就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在家休养了半年,大多数时间躺在炕上,用他仅有的小学四年文化,断断续续地给我和弟弟念(读)家里的两本书:《烈火金刚》《难忘的战斗》。前者很多人都知道(镇上的广播喇叭和收音机里曾连续播送由其改编的评书),后者原名《粮食采购队》,是一部描写湖北剿匪的小说。如果说我从小有过什么文学启蒙的话,也许这就是吧。

走铁道上学,几乎是我整个小学中唯一的路径。铁道近。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边走边玩,比如捡石子往南面的山地上撇(北面是居民区),进行所谓的投弹练习。放学的时候大多也走铁道,除非是去市场买什么东西,才走大道。

给父亲送饭也走铁道。

父亲出车祸腿摔伤后,再上班,矿里分配他去看火药库。火药库在沟里北岔对面的南山坡上,没有食堂,一日三餐只能自己解决。有时连班,或是为了打柴、种地(父亲和工友们在火药库周边开垦了小股地)就三五天也不回家。为此,家里就要安排人去给送饭,此种差事往往也落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无疑,这是一个美差,不仅可以暂时逃避家里的活计,边走边玩,到地儿还能和父亲一同享受母亲给加了厚的美食——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多两个咸鸭蛋或菜包子,碰到糖饼的时候都很少。吃饱喝足,再翻箱倒柜,或许能从哪个犄角旮旯蹦出个子弹壳来。那个年代,这可是稀罕的东西,甚至超过夜光毛主席像章。此外,愿意去给父亲送饭,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我们班一个漂亮女生的爷爷家,就住在火药库山下,有时她去那玩儿,我们会不期而遇,虽然彼此并不说话,可我喜欢那种莫名的感觉。

铁道距南山有一片空地,除了几块菜园子外,就是柴火垛。即使不上学,不给父亲送饭,只要有空,我们也愿意去铁道上玩,如果是火车即将通行的时间(往往将耳朵贴在铁轨上判断火车的距离),就从兜里掏出几个铁钉子放在轨道上,待车轮滚过,碾出如刀似剑的形状,宛若兵器。不过不能急着去拿,烫手。

如果是冬天,也会到南山坡上放爬犁,从半山腰直接冲到铁道前。

当然,最愿意玩的还是捉迷藏,或是撇石子打仗。

有一天,大家玩腻了,杨柏栋的五哥杨柏良对我们说:挖地道吧,像电影里那样。结果如你所知,铁道南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小伙伴们纷纷跑回家里拿土篮、扛铁锹,跟着杨柏良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铁道南,在那片宽阔的空地上掏出一个个深坑,一条条暗道,亦在每个出口盖上油毡纸、草垫子和柴禾,伪装成“敌人”不易察觉的样子。不出几日,一场新的“地道战”就打响了。在杨柏良的领导下,我们不仅分成了敌我两伙,还效仿抗战影片,有了司令军长旅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甚至双枪李向阳、大刀王五、抗联将领杨靖宇等等英雄豪杰,都被我们率先充当。

就这样,一有空闲,我们就不知疲倦地玩着地道战,也不知玩了多久。

铁道北边的粮站前白灰房一共住四家,从东向西数,分别是杨柏栋家孙朋家刘波家和我家。那年腊月里的一天,孙朋和家人正坐在炕上吃午饭,忽然听到一连串的咕咕声,透过前窗,见一只野鸡一头扎进他家菜园子的雪窝中。孙朋急忙放下碗筷,趿拉一双破棉鞋奔了出去。谁知没等他靠近野鸡,后者再次起飞,越过菜园子的栅栏向铁道南而去。

顾不得那么多了。孙朋扒开栅栏,蹿上铁道,最终在南山脚下将野鸡抓获。

无疑,那年除夕夜,孙朋家的餐桌上多了一道野味。而我们三家,就没有这么幸运。

临近春节,家家都在房门前立灯笼杆,挂红灯笼,小伙伴们吃过晚饭,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站在火车道上俯瞰居民区,比谁家的灯笼杆高。

在粮站下片,虽不敢说我家的灯笼杆鹤立鸡群,但起码在我们这趟房,比刘波孙朋杨柏栋家都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家兄弟多,能干活,而且二哥是木匠,他不仅心灵手巧,更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别说砍伐一棵松樹做灯笼杆,就是搬回一座大山也在所不辞。当二哥带领我们将那一棵笔直的松树砍倒,退去大部分松枝(只留下树梢的几枝作为装饰),然后拽回家来,再做一个三角形的支架,安上滑轮,套上麻绳,一个又大又红的灯笼就可以上下自由地滑翔了。其实,杨柏栋家的哥们也不少,甚至比我家还多出一个,但他家似乎不谙此道。他家的灯笼杆常年用一个固定的铁管。铁管好,防腐,却不能太高,太高则弯。所以杨柏栋家的灯笼杆,最大的意义在于一劳永逸,在于冬天伸出舌头舔一下,能粘掉一层皮。

上山砍树,即便在当时也是违法的,这使得住在下院的那个外号叫王老沟的护林员,总要挨家挨户地检查。不过,父亲与他交好,一边说树是孩子们在别的山上捡的,不属于他的职责范畴,一边叫我们给王叔倒茶点烟。有时王叔说少来这一套,有时王叔会边喝茶边抽烟地看我写春联。临走时,带上几副自在情理之中。

粮站下片,是指粮站以下铁道、大道和河套之间的居民区,大概有五十多户人家,在我童年乃至少年一起成长的伙伴中,王贵富是十分要好的一个。我说的伙伴,包括刘波孙朋贾兆良曹喜军等,我们都是同龄人。

尽管刘波经常给我背书包,孙朋也一直跟在我身后屁颠屁颠的,但除了他俩之外,我似乎还管不了其他什么人,尤其那些学习不好经常逃课的小子,或是大一二届的淘气包子,每每在下片遇见都想躲着走。这也不是说我就怎么怕他们,主要是我们玩不到一块去,所谓道不合不相为谋吧。如果说淘气,我和刘波孙朋,顶多是猫在仓房后面画几张电影票,或是在铁轨上压个钉子什么的自娱,而那帮小子绝不屑于这些,随便去谁家园子摘沙果李子不说,弄不好晚上点柴火垛也完全干得出来。

但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王贵富人高马大,勇猛威武,我俩不仅是同班同学,玩伴,且他爸爸和我爸爸都在火药库上班,关系自然更近了一些。如此,再和那帮小子碰面,无论王贵富在不在场,对方多数就点头哈腰了。不过好景不长,小学没念完,王贵富就喝敌敌畏死了,弄得我们这些小伙伴一度感伤。

南岔也是小火车的一个站点,除了这里的坑口工人,附近的居民不是很多,只有南岔沟里的几户人家,再就是铁道下面,隔着大地和河套的熊腚沟住户,他们要想乘坐火车一般都是在这里。熊腚沟沟门那座石砬子上有一个山洞,传说住着熊和妖怪,每天日出之前,常有白雾从洞中袅袅飘出,且伴随莫名的声响,仿若仙境。我们总想去看看。一天下午,孙朋的哥哥孙贺和杨柏良决定带我们一起去。没有手电筒,我们就点燃几张油毡纸当火把,又手持棍棒、石块,一边大声喊叫一边小心翼翼地探进。自然,里面未见什么熊和妖魔鬼怪,只有成群的蝙蝠横冲直撞,但这也着实吓了我们一跳。

后来知道,这个山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建国初期,地质勘探队为寻找矿脉用火药炸开的一个洞穴。

某年夏天,雷雨天气里,我从南岔沿着铁道往家走,忽然看见一个大火球从熊腚沟那边往沟里飞,一路跳跃奔突,直到中学校园的上空。如果再向南飘移就是粮站,过粮站就是我们居住的那趟房了,窜进谁家,是不是要把房子引燃?

好在,火球在一路狂奔中突然破灭。

我们小伙伴出去拣地、打猪草、采鸡鸭鹅狗吃食常常先走一段铁道,到南岔再转向大地。有时接出去拣地的母亲也是走铁道,铁道高,更容易发现母亲的身影。

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来烧饭。做好,自己匆匆吃过,再带上两块饽饽、几根咸菜、一包烟丝。母亲从来不带水,因为水沉,瓶子又占地方,渴了就到田边的小河里掬水喝。但母亲的包和筐带的是最多的,大大小小,三四五个,由于拾到的粮食不同,就要分门别类装入。母亲拣地走得早,回来却很晚,往往与她同去的婶娘都到家了,我们还要等她许久。

那是一个雨夜,父亲上班去了,我和弟弟在家,时间已过八点,刚下晚自习的三哥见母亲还没有回来,就将小弟送到邻居家照看,然后带我去接母亲。我们沿着河边的那条路边走边喊,直至二三里地,仍不见母亲。我们又穿过庄稼地,来到小火车铁道上。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发现一个身影,是那样渺小,那样羸弱,在雨夜的田间蹒跚着、移动着,又仿佛静止着。我知道这是母亲。她已浑身湿透,疲惫不堪,肩上背着鼓鼓的袋子。

其实母亲是一个胆小的人,且又体弱多病,可她竟然一个人走在地里,又是这样一个雨夜。后来她对父亲说,雨是傍晚下的,她边走边拣,不觉天就黑了。

那一年冬天,我们家的菜碗里多了些油星,主食亦很丰富,地瓜、苞米、高粱,还有那白白的大米。临近过年的时候,与其他人家一样也炸了麻花,因为母亲拣来的大豆换了满满一桶油。

某年夏天,我和刘波在南岔铁道下边的农田里,冒着毒日头挖完野菜后,发现地里有一口很大的水井,就扶壁而下想洗个澡。其实,我俩都不会游泳,下去也无非是将一半身子探进水里,凉快凉快而已。上来后,我们光着屁股坐在井沿上正在惬意时,刘波不小心把镰刀弄到了井里。这让他很是恼火。要知道,镰刀没了,他回家不仅要受大人的责骂,如果知道还在大井里洗了澡挨顿胖揍也说不定。

望着沉入水底的镰刀,我们束手无策。

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急急地呼喊着奔向我们:小兔崽子,谁叫你们祸害我家的苞米?现在苞米正上浆呢。

此人我们认识,附近村里有名的二虎。虽然我们并没有动他家一穗苞米,我们也是不敢惹他。怎办?跑呗。我俩拿起衣服和装着野菜的篮子,沿着田间小道向铁道跑去,边跑边回头看二虎的动作,好在后者并没有认真追上来。我和刘波套上裤衩背心,垂头丧气地坐在铁道的枕木上。这时,隐约听到不远处传来哦哦哦的喘息声,我俩寻声去看,只见一个男人(可能是北岔工人)正立在铁道下的涵洞里,一手扶墙一手在自己的下裆不停地抖动着,半退的裤子露出两瓣古铜色的屁股。

我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忙活什么,遂悄然遁去。

土窝棚西山在3公里火车站上面,林木茂盛,百花绚丽,是春天采野菜和秋天拣蘑菇的好去处。

秋天的早晨,露水尚未融化的时候,我和三哥及他的同学邵守红就急急地穿上靴子,拿着柳条筐和鐮刀沿着铁道向下走,到3公里右转,就钻进了西山。邵守红是采山能手,他知道哪里有成片的蘑菇,而且他的歌声极美,仿佛山涧的流水,悦耳动听。每当我们钻山累了,就坐在冈梁上听他唱歌。诚然,我与三哥不会唱歌,就是蘑菇也认不全,通常是邵守红的筐都装满了,我俩还不到他的一半。这时,他就会主动帮我们拣,或干脆分给我一些。

一次临近傍晚,我们仨的筐也没有拣满,而肚子却呱呱乱叫。我们没有带干粮的习惯,即使走上一天。秋天的山里野果满枝,饿了,随便摘一把就可以填饱肚子。可是那天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有找到几个山梨几个核桃——也许都被人们采光了吧!出树林,拖着疲惫的脚步向山下走。在经过一片地瓜地时,邵守红眼睛一亮,让我停下放哨,他和三哥猫腰进去,不多时,邵守红就光着膀子,怀抱鼓鼓囊囊的衣服跑回。我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河沟,邵守红把衣服散开,一堆或红或粉或白的地瓜就滚落下来,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像娃娃一般,又白又胖。邵守红把我筐里的蘑菇倒在地上,将大娃娃放进去,然后又把蘑菇重新敷在上面,说:今天,你拣得最多!

那些剩下的地瓜当然进了我们的腹里。如果不是怕村人发现,我们一定是要拢火烤着吃的,那样会更香更甜。

3公里是一段长长的漫坡,有经验的司机开车,如果是从沟里下来就缓慢放行,这样既省电也省力。如果是从北三家上来,就要加足马力,一蹴而就。但也有意外,且祸不单行。

那是春天,五一劳动节前夕。早上八点,运送矿石的火车开到3公里,也是车闸失灵,一路向北三家驶去,穿过隧道,一头扎在终点处绝户线下,好在这里有翘起的钢板阻挡,才使车头一半悬在毛石坡上。司机右腿骨折。身为后勤木匠的二哥,第一时间被派去现场,他要根据司机的受伤情况做拐杖。

二哥问:一支够不?

司机龇牙咧嘴地说:难道你……还想让我另一条腿也受伤啊!

二哥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二哥的意思是双拐虽然影响形象,但更助力。

出了如此重大事故,树基沟坑口无法也无力处置,只好请求上级单位,也就是比它更大的红透山铜矿派出专业人员前来救援,经过三天三夜奋战,才将半悬的火车头恢复原位。为了表示感谢,后勤王主任派人在北三家供销社买了两箱啤酒(那时,树基沟还没有啤酒卖),准备带到镇上请参加救援的兄弟们喝。

王主任说,喝过这场酒,我的主任位置也就坐到头了。

工友们将信将疑。

下午三点,客运车按照正点首先从北三家站载着旅客出发,接着是一辆平板车,拉着王主任等十几个救援人员。那时,我三哥同学付希全正筹备婚礼——他在北三家买了一面大镜子,由于客车厢里人多拥挤,就委托坐在平板车上的人帮他带着。当客车和平板车一前一后驶到半路时,平板车司机发现前车怎么倒滑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咣”的一声巨响,前车尾部与后车前头瞬间支起一个大大的“入”字,很多人被甩出平板车外,头破血流自不必说,就是客车厢里的人胳膊腿骨折者亦不在少数,好在没有死亡,一些比较严重的伤员被树基沟坑口、北三家乡政府和从红透山矿赶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

如你所知,付希全给新娘子买的大镜子和王主任们的庆功酒业已灰飞烟灭,平板车及其车轮下的轨道上洒满碎玻璃碴子和淡淡的啤酒花香。

而二哥又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岗位,给平板车司机做了拐杖。也是单拐。

从树基沟流下来的鸭河在二道沟右转,过黑石木村注入浑河。小火车至此,必从河上的铁桥穿过,每每这时,司机总要拉响长长的汽笛,以致脚下发出隆隆的回声。

二道沟,也是树基沟至北三家铁道线的最后一个站点。

这里农田广布,沃野千畴,尤其到了秋天,一望无际的稻田金碧辉煌。每当丰收时节,我的母亲和她的伙伴常常来这里拣地,收获农人遗失的粮食,仿佛米勒笔下的拾穗者。这里到北三家乡有更便捷的公路,村民们出去办事就很少乘坐矿山的小火车了,何况还要花两角票钱,所以,这个站点经常不停车。

如前所述,树基沟原本只有几户、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大山深处,后因沟里发现铜矿才逐渐形成村落,及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红极一时的矿山小镇。每天有客货专车,沿着两条瘦瘦的铁轨穿过北三家后岭隧道,停在半山腰上。如果是货车,就将车斗里的矿石翻到山下,再装上与沈吉线连接的货车,运往清原选矿厂。乘坐客车的人,则走一条Z字形小路去往山下。北三家乡,也可以说是沈吉线上的一个重镇,一个交通要塞,早在后金时代就是努尔哈赤屯兵之地,至今留有许多历史遗迹——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打住。总之,人们从这里可以奔赴任何一个地方,用现在的话说是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

如今看来,这些都是依稀的往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树基沟坑口关闭,大部分职工家属迁往一个更大的矿山——抚顺红透山铜矿,往日热闹的小镇又回到它的初始状态。那条曾经满载着矿石和旅人的铁道已经拆除,留下一条十一公里的日渐模糊的路基,远远望去,如同废弃的长城或明清时期的柳条边。

或许,干脆就是一道长长的疤痕。

【责任编辑 黄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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