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短篇小说）

红尼

五月订婚，十月结婚，把你生辰八字发过来，好去定日子。这几句话像冬日的白色太阳一样寡淡和笃定。我听着自己秒针般的心跳，生发出一个念头——去给“姑姑”磕头——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焦虑情绪在胸臆中迅速扩散。不能继续窝在床上了，去祭奠琴，或者爱情，或者什么都不是，总之是要跪的，于是我穿上外套和鞋子，向村子中心走去。

文化广场那边传来锣鼓声，那是开戏前有人在戏台上飒锣鼓暖场。村子正处于新年的状态，大红春联和灯笼热情奔放，人们三五成群，衣服崭新，小孩子在路边一次又一次甩出手中的摔炮。

每年的今天，也就是正月十七，十里八乡的人们会来赶庙会。戏台下的广场上坐着看戏的大都是老头儿和老婆婆们，而年轻人只在外围走来走去，看热闹，买东西吃。

“姑姑庙”和文化广场隔条路，庙门正对着戏台。整个庙里只有一尊身上披着红的泥塑像。有人在跪拜，身子匍下又起来，起来又匍下，虔诚且孤独。每年都有来拜“姑姑”的人，也有来点戏还愿的。大戏一唱就是三天。

庙门外的人间烟火气与庙里袅袅升起的香烟在云朵底下缥缈缠绕。我希望轻烟能连接到夏琴。她被人抬走了，抬去一个陌生的田野，跟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男孩在一起。这辈子，我们再也不可能有实质上的联系。

琴最喜欢糖纸了。我买了一大兜糖块，蹲下来，把糖纸一张一张剥开，抹平，握在手里，厚厚的一沓。

庙门敞开着。我握着糖纸的手还是推了一下门，新喷了红漆的木门里，似乎有无限的勇气。门发出碾压碎渣的声音。

我把手里卷成筒状的糖纸打开，理整齐，连同没有糖纸包裹的糖块一起放上供桌。大白兔奶糖除了甜還有奶香，琴之前既不敢吃甜食，也不知道奶是什么滋味。我的奶奶用勺子喂面糊糊给她，直到她长出牙齿。现在好了，奶和甜合二为一，她可以无所顾忌，可以尽情享用了。

外面很嘈杂，但大殿内却庄严宁静，殿内只有“姑姑”和我。我就着蜡烛点燃供香，插入香炉，香烟袅袅婷婷。我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身体从头到脚慢慢静下来。“姑姑”的脸有些旧，有些模糊。琴端坐着，满眼笑意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后来她站起身，朝我缓步走来，看到供桌上的奶糖，拈了一颗放进嘴里，糖在她的右脸颊上鼓出一个小小的包，甜从嘴角边划出两道对称的上扬的弧线。她没有咧开嘴巴傻笑，没有涎水流出来。

我在鹅黄色的拜垫上跪下去，额头抵在垫子上——立春了，天气依然很冷，双手很冷——我缓慢而庄重地把手向上翻开，手背贴在耳朵两旁的垫子上。这是一种接受的姿势，但更像是一种告别。

我们刚经历了一次不太完美的夫妻生活，在天光照进屋子之前。严格来说，我们还不是夫妻或者还不一定会成为夫妻。窗帘稀薄，晨光落在长条课桌上，落在不锈钢锅盖上。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我的注意力总也无法集中。我总想起我妈。她几乎每天打电话，给我微信留言。她留得最多的是“别跟外地人来往”。但其实在北京，我才是个外地人，而且始终是，永远是。

我们都是外地人。

我说，再也不想待在北京了。

李峰迟疑片刻后说，贾琪，我们结婚吧，你跟我回安徽。

你有钱娶我吗？

李峰翻身，单膝跪在床上，他的手在胸前捂了捂，然后正了正眼神，捧起的双手送到我的下巴底下，嫁给我好吗，贾琪，我保证你会嫁给爱情。

我差点就要感动了。但我还是拉下来脸。你想空手套白狼吗？

他整个身子僵了一秒，然后侧身躺了下去，并使劲拽了一把被子，盖住了半个脑袋。过了好久，被子里传来闷闷的声音，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死吧？有病不给看，还能算人吗？

我咬了咬牙说，没钱别结婚呀，一穷二白谁跟你？

李峰坐起来，他的眼底突然布满血丝，他说，终于来了，好，恶人我来做，贾琪，我们分手吧。空气凝固了几秒，他忽然又气急败坏地补了一句，谁有钱你找谁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尊严被践踏的恨意。

李峰穿衣服的动作像复仇，他的胳膊狠狠怼进袖筒。他黑着脸，拍门出去了。冷风穿过颤栗的房门间隙，呼地灌进来。真冷，我打了个寒颤，表情被冻得硬邦邦的。

我们租住的平房，也就是北京人讲的棚户区。狭窄的胡同里，砖石小路上生着滑腻腻的绿苔。我和李峰每个月各从工资卡里抽出三百块钱用于交房租，但其实这间出租房的利用率并不高。每周五我们回到这里，周一大早上空着肚子坐地铁各奔东西。

我蹲在地上洗李峰换下来的衣服，洗床单，洗被罩，然后拖地，我把所有可能沉积灰尘的地方都擦洗了一遍。做完这一切，我从床底下拉出行李箱，擦了两遍，然后一件一件往行李箱里塞东西。双人床很大，占据了屋子的百分之八十。地板砖的黑色缝隙尽头，四个白象方便面纸箱摞成两层，忘记里面装了什么，纸箱上面塞进去几个鞋盒子，条形课桌罩住了它们，桌角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一大堆。我整理好一切，拉了行李箱对着镜子说再见。镜子中的自己迫使我迅速扭过了头。

二十八岁，在村里算大龄女青年，再晃荡两三年，就进入剩女的行列了。不过，剩女也不愁嫁，村里毕竟男多女少。但二十八岁确实尴尬，就像临期食品一样，一不小心就过期了，一过期，彩礼就会断崖式地下降。

我不能不管贾书，不管爸妈，我不能太自私。如果爸妈和贾书没有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如果我妈没有坚决转掉北京的饼子摊，为我的愚蠢买单，估计我的人生在二十二岁那年，就画上句号了。那年我相信了高中同桌的鬼话，卷入一个非法传销团伙中，她说带我挣大钱，她鼓动我在网上贷款。最终我爸联系上我的时候，我已经背负了二十万的“债务”。是我掏空了刚有起色的家底儿。

贾书相中了邻村一个女孩，她辞了西安的工作，跟他去北京同一个工业园区打工。两年了，贾书一直没敢提订婚和结婚的事。

我打算在贾书结婚前把自己嫁掉，随便嫁到附近某个村子也挺好。应当承认，村子本身很美丽，只是极少部分人可以看到这里的四季变换。但凡有点奈何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只在腊月回来，春天来临之前就离开，准确地说是过了正月十七，逢完庙会就走，很少有人拖过正月二十。人一走，村子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又像病入膏肓的老人一样，穿好鲜艳的寿衣，等待最后的时刻。

动车不会迟疑。四个小时后，我站在了距离李峰千里之外的地方。踏上站台，猝然的冷风仍然夹杂着李峰的气息，微若游丝。出站口泛着冰冷的光，人流拥挤。爸远远地朝里面张望，黑色棉衣里探出光脑袋，像木棍支楞着一个葫芦瓢，锃亮。我差点没认出他来。三年没见，他的头发落光了。爸的身旁站了一个瘦削的矮个子男孩。没想到爸妈安排得如此迫不及待。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年前年后，相亲的男女们争分夺秒地赶场子见面，一天安排五六个也是稀松平常。陌生男孩殷勤而羞涩，努力想把手里的烟递给身边的男人。他们背过身子，低了头凑在一起划拨打火机。风太大了，火苗刚冒头，就被吹灭。他终于成功了。我突然站在他们面前，那个男孩的眼神在我脸上闪了一下，半丝尴尬半丝羞涩。略作迟疑，他伸手过来拉我的行李箱。这时，天上开始飘雪，雪花落在车顶上，落在树梢上，房顶上，纷纷扬扬，像一个童话里的背景，如果有音乐，呵呵，我在心里自嘲了一下，忍不住皱了皱眼睛。

爸和我坐在后座上，他不爱讲话，如果此时天塌下来，也能保持一脸波澜不惊。我怕我会忍不住打开微信，于是关掉手机，闭上了眼睛。车子行驶在乡间公路上。这条通往外面世界唯一的路，在车轮的压轧下，发出嘤嘤的抽泣。黑色的田野覆上一层薄薄的雪雾，广袤无垠。

水泥路很平展，但无法跟北京相比，那里川流不息，永不停歇。我们曾拥着被子靠在床头上幻想拥有一辆二手车，周末去郊外兜个风，去香山挂条同心结，或者去一望无垠的草原驰骋。在那张床上，我们也相互嘲讽，用最软的句子羞辱对方。但是，美好永远干不过黑洞，何况那无望的洞深不见底，像宇宙中沉重的黑。

天幕是脏脏的砖灰色，车里气氛沉闷。路面太滑，车子行驶得异常小心。村庄越来越近，道路的尽头，整排整排的二层小楼。这几年，二层楼以雨后春笋的气势生长，相似的设计，相似的格局，连外墙瓷砖的颜色也极其相似。但其实人们只在一楼住，二楼只是单纯的房间，空的，毫无用处，很多人家的楼梯口都堆满了杂物，一年也不上去一次，我妈爱干净，又节俭，她竟把前几年的辣椒杆和玉米芯搬上了二楼的耳房，本来可以烧火用的，后来家里装了天然气壁挂炉，也就没有用了。

车子经过小学，再拐两个弯，就能看到一个老胡同口。很多年我和贾书都尽量避免来这个胡同。上一次来还是我去北京的前一天。那天天气很热，我看到一个男人贴着胡同的墙根走进去。琴如往常一样卧在胡同口。他的眼睛在琴脸上浅浅扫了一下。我不认识他，但猜得出他是来交订金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传播琴的身价。

那个男人进入巷子后，七八个小孩从校车上噗突噗突跳出来，欢快地打乱琴膝盖上的阳光，光很快又回到膝盖上。孩子们跑远的身影紧紧扯着琴的眼睛，看到他们又折了回来，她傻笑。这时候，每个孩子手里多了几粒石子。其中一粒划了个小弧线，落在树下，他们试探着往前几步，石子儿落在她的周围。终于有一粒打中了她的右腿，她的身子一紧，小孩们一哄而散，他们拍着手边跳边笑。琴裂嘴，也笑，她笑得傻而纯净，不带一点杂质。雀儿们欢呼着消失在巷子尽头。琴把身子匐在膝盖上，屁股蹭着地面往孩子们消失的地方挪，挪几步，停一下，她攥着糖纸的左手往前伸着。一定是爸给她的。她一厢情愿，边挪边傻笑，涎水淌下来，闪着白银色，晶莹剔透。

那个男人没多久就从胡同深处走了出去。再次见到他，是大寒过后的第二天。大寒那天，我和爸从建龙叔家出来，爸专门喂了琴半块糖，他每一次都是自己吃了糖块，把糖纸留给琴，但那天，他把身上所有的糖都给了她。

奶奶和琴住在老院子里，老院子缩在窄胡同最深处。琴每天毛毛虫一样蛄蛹着身子爬出巷口，日复一日。她像狗一样卧在胡同口，似乎如果没有她，胡同就会跑掉。每天天蒙蒙亮，她蛄蛹蛄蛹着钻出来，夜深了再蛄蛹蛄蛹著爬回去。不对，她还不如一只狗，狗看到生人会狂吠，会张狂挣扑，她不会，她只会傻笑。她看到放学的孩子傻笑，看到路过的村人傻笑，看到那个陌生男人傻笑，看到我们的车慢慢驶过，还是傻笑。她伸着手，手里攥着糖纸。她最喜欢糖纸，以为所有人都喜欢这个东西。在她和奶奶睡觉的土炕上，在毡子底下，压满了糖纸，各种颜色，非常壮观。

琴只要糖纸，不吃糖。婴儿时期，她想把糖塞进嘴里，每塞一次都被奶奶打一次手，一边打，一边呵斥。奶奶像训狗一样训练她，直到她拿上糖，就马上扔掉。尽管如此，琴三岁的时候，还是在胡同口捡到一颗糖吃了下去，毕竟她一直趴在地上，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发现地上遗落的东西。奶奶吓坏了，以为琴马上就要死了，但医生说一颗糖倒也不至于就死人，但多了就不一定了。后来，奶奶加大了训练的力度。

琴比我大一岁，她一辈子都没有学会直立行走。在我刚学会爬行的时候，有次爸来抱我回去，他给了我一颗糖，琴抢过去剥开了它。奶奶刚扬起手，琴却把糖塞到了我的嘴里，她拿着糖纸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翻来覆去地玩。奶奶说，快看，我们家琴知道把糖让给妹妹了。

她在各种场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家琴都知道把糖让给妹妹了。”见人就说，逢人就讲，直到我上三年级。那个下午放学前，同学说丢了一包彩虹糖，她曾给我们每一个人展示过它的鲜艳，我们每个人也都想象过它们鲜艳颜色下的甜。她哭哭啼啼。老师站在讲台上，我们全体起立，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课桌上。老师挨个儿巡查了一遍，最后，他用教鞭挑了两下我的书包。课后，她们相互搂着胳膊盯着我，我记住了教鞭以及每一张脸，每一个名字，每一条胳膊。放学后，我再也憋不住，跑去老院里，站在院子中间嘶吼，鼻涕眼泪不分地嘶吼——都是因为这个傻子，都是你天天在外面说她。那之后，奶奶就没再说过“我们家琴都会把糖让给妹妹了。”

人们对在地上蠕动的大型活物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和排斥，我也不例外。琴能带给我的，只有羞辱。从懂事起，我和贾书就被贴上了标签，尽管爸在村外买了宅基地，盖了新院子，前两年又重新起了二层，尽管我们不住在一起已经二十几年，但琴依然趴在我们的脊背上。我不做任何解释，有人谈论遗传这个话题，我就离开。

无论如何，我得把婚结在贾书前面。我得逼迫自己忘记李峰。可我总是记不住那个男孩的名字，他的脸也是模糊的，无论如何，我得接受他，世上哪儿有鱼和熊掌兼得的好事，生活又不是童话。

贾书结婚，要不要借用我的彩礼，这个问题是爸妈每次吵架的导火索，导火索几乎每天都会被点燃几次。我去北京之前，还有人说彩礼给二十八万八，后来，媒人说男方怕有遗传，只给十八万八。

琴弯弯斜斜的脸在我的眼前铺开。怎么就能值二十八万八呢？我竟然比一个傻子还便宜十万，便宜就算了，但十八万八李峰也拿不出来，这才是重点。如果我的彩礼借给爸妈用，也只是解燃眉之急，不管跟谁结婚，钱还是得还的，不像琴，她是真的值二十八万八。这样想的话，她死去的意义确实远远大于活着。其实，在她未出生时，就注定了活着会毫无意义。那时，B超显示她有脑积水，医生征求爸妈意见，他说这孩子生了可能是个瘫瘫，是傻子。只有奶奶坚持让生下来。她说，你们这些杀人犯，再怎么说也是一条命呢，你们不要，我要，不让你们养。确实，琴基本上是奶奶一个人在养，她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合并糖尿病，医生说她可能活不过十八岁。但她一直活了二十八年。如今，她值二十八万八。

车子缓慢行驶，转过弯，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她穿着我初中时的校服，脑袋弯斜着不停地晃动，常年从地面向上看让她形成了这种固定的姿势。她的鼻涕清亮，挂在左鼻孔和唇之间，哧溜哧溜地抽吸，发出声音的时候，她的身子弯着，脑袋也弯着，嘴唇也弯着，但眼底却清澈，像婴儿一样干净。车子从琴身边经过，她蠕动了几下，又卧了下去。爸收着眼睛不看窗外，我则把脸别到了另一边。琴向车后面倒退着。她发出奇怪而讨厌的叫声，声音一直尾随着我们。嘿嘿——嘿——啊——

车子拐了弯，但我一直能感觉到，琴仍然远远地弯着脑袋看着我，她的眼力穿透我的脊背，让人浑身不自在。

推开门，妈已经包好了饺子，跟翠姨一起等我们。我对翠姨没什么好印象，她把保媒和拉纤做成了职业，安排一对男女相亲，男的收一百，女的不收，拉一次纤抽五十。她家有一辆黑色轿车，专门接送女人去镇上酒店。我进门叫了声妈，却只递了一眼给翠姨。妈立刻絮叨起来，我不胜其烦，只好补了一声翠姨。在饭桌上，翠姨不停地问那个男孩问题，她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多的话。期间，他偷偷看了我两眼，吃一个饺子搁一下筷子，他吃得很少，没几分钟就离开桌子，去茶几那里帮大家倒茶，给我爸递烟。他的确没有什么错。相亲以我们互加微信而结束。看得出来，我妈很满意，翠姨很满意，大概那个男孩也满意。很快，他就发微信给我，少了很多羞涩，他说，都是成年人，也不拐弯抹角了，我对你印象不错，我们可以结婚，房和车都有了，彩礼也没问题，你考虑好，还有什么要求，给翠姨说一声。

下了好几次决心，仍然没有舍得删除李峰的微信，就让它在黑名单里沉寂着吧。

午饭后，我窝在厚毛毯里睡着了，大白天的，竟做起了梦。梦里，李峰拉着我的手风一样奔跑，躲避，我们似乎被困在了一个迷宫里，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也许是人，也许是什么大型动物，没有原因，只是追，无时不在，我们想什么他（它）都知道，想躲到哪里，都能被找到。

后来，爸妈的争执声吵醒了我。

即便是那个男孩给得起彩礼，即便是他有一辆新买的朗逸，可以自驾带我去草原驰骋，但我还是控制不住想李峰，想他火热的身体卷住我冰凉的双脚，想他吃掉我挑出来的葱花时贱贱的傻样。爸妈的争吵声终于还是遏制住了我想把李峰从黑名单放出来的念头。他们经常吵架，跟吃饭，喝水，上厕所一样平常。我继续看手机。争吵声穿透墙壁，穿过凉薄的空气，钻进我的耳朵里。

哪儿能有一百万？贷款也贷不了那么多……

没有一百万，就非得用琪琪的彩礼吗……

还有什么办法？……靠卖吗？

屋子里突然沉默了。

良久，爸说，等我的腰缓一缓，再出去打饼子。

能跟得上吗？翠儿可说了，咱要是再没动静，人家就相别人去了，你能等，人家女方可等不起……

那也不能打琴的注意。

那你儿打光棍吧。打一辈子光棍……

那也不能。吵架的声音低了下去。

后来，我在茶几底下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百万的来由。那是一张纸，看起来像是预算单：

订婚一万一千一，彩礼二十八万八，县城房子首付二十万，新车十万，新房装修五万，家电两万，新电动车三千，新手机三千，第一次来家三千，订婚钻戒五千，改口费一万一，金首饰两万，婚纱照一万，领结婚证五千，离娘钱五千，离奶钱三千，箱底三千，开箱钱两千，婚庆公司一万，烟酒一万，婚纱秀禾服敬酒服一千，鼓乐迎亲队两千，亲家小孩三千，婚礼席面钱一万，认亲红包一万。

争吵声没了。妈在洗澡间好久才出来。她穿了很厚的衣服出去了。我撑了伞跟出去。其实我只是想看一看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想从风雪中看到路上风尘仆仆的小黑点逐渐扩展成真实的触手可及的一个人，我希望是李峰。我们的诀别过于潦草，它像一根软刺长在了我的心里，如果真是他，那么我可以温婉地劝他回去，甚至可以来一次吻别。

雪有一个蛋挞那么厚了。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外，那是翠姨接人的专车。轿车旁的雪被踩得肮脏不堪，污泥溅了半个车身。我妈走向轿车。她穿灰色连帽棉衣缩着身子认真走路，高跟鞋在雪地里踩出两串尖而细的雪窝窝，时而交错时而并行。她看上去像一只灰色的老鼠，灰鼠身上散发出廉价的香水味。她曾是村里最好看最洁净的女人，对任何异味都无法容忍。她打开车门，坐了上去。车门砰的关住了。风裹挟着浓重的香水味，在空阒的村子里呼啸。

雪越来越大。路上没有一个人。

我回到院子里，爸在扫雪，他想扫出一条分岔的路来，一条通往大门口，一条通往厕所。可是雪还在一直下。他小心翼翼地弯着腰，胳膊里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挥动笤帚，扫得氣势磅礴，雪花落在他的光头上。雪总也落不完，地总也扫不干净。

我说，爸，别扫了，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他没有理我。

扫了一会儿，他丢下笤帚，踢一脚，笤帚满身雪污，躺进了雪堆里，他又补了一脚，笤帚一下子就消失了。他左手支住后腰站在院子里打电话。他谨慎地说出每一个词，听起来像个结巴，电话里的声音似乎都不顺畅。爸用力踏了几下脚，在台阶上蹭了蹭鞋底子进了客厅，他换了一件更厚的棉衣，也出门去了。

接到建龙叔的电话，我拉开抽屉，抓了满满一把糖块放进兜里。我闯进门，建龙叔正抱着我爸往沙发上拖，我把糖块塞进他嘴里，爸躺在沙发上，脸慢慢地有了生气。

你爸突然脸色刷白，浑身发抖，还晕倒了，吓死我了。我说没事，老毛病了。

建龙叔的儿子准备过了年就结婚，他家正刷墙，地面上铺着各种颜色的硬纸片，上面滴溅了星星点点的乳胶漆，我一进来，鞋底就粘上了，黏糊糊的。

爸歇了一会儿，让我去隔壁等他。他跟建龙叔说话，声音很小，但还是能听出来唯唯诺诺。

建龙叔声音大，他是个爽朗的人。他说，你看你这人，也不早说，我以为你是来帮我刷墙的。行，我给你找钱，现在最合适也是一分五的利。你用多少？

我看到爸比了一个巴掌，后来又收回了大拇指和食指。

建龙叔拍了拍他的后背说，钱能找下，不过，还得找两个担保人，你考虑一下。爸的眼神又蔫了下去。

我扶着爸经过老院，琴还在胡同。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大雪纷飞，奶奶竟然没有叫她回去。但我们都忽略了这个细节。她的身子匐在左腿膝盖上，右腿向后伸着。我们即将接近她的右脚，爸的手机响了，“贾书的事怎么着呢，女子妈可说了，过几天要安排再相一个男娃，老贾，你可别错了主意呀。”爸站定，他的小腿正对着琴的脸。

爸的眼神冷了下来，他推开我的胳膊说，我没事了，你先回去吧。他神情朦胧，一小片阴云停驻在他的两眉之间。显然，他的思绪不在我这里。我拐过了弯，不放心，又折了回来。我远远地望着爸慢慢在琴面前蹲下去，他蜷曲的背和从地上仰着脸的琴在大雪中显得很单薄，很渺小，灰色的天往下沉，雪落下来，无声无息，胡同里异常寂静，异常空旷。爸的背影呆滞而犹疑。他们许久保持一种对视的姿势，爸盯得那么专注，似乎世界只有他和琴两个人。我的脚有点僵，正失去耐心准备离开时，爸把手从兜里掏了出来。他的手里似乎有一颗糖。是的，他发抖的手开始试图剥开它。天气太冷了，空气在颤抖，他用了很长时间终于剥开了它。的确是一颗糖，她的手指在喜庆的大红色糖纸上不停地摩挲。他把糖在琴的嘴唇上沾了一下，又迅速拿开，琴舔了舔唇，甜蜜以唇为圆心向整个脸荡漾开去。她一把抢走了糖，显得迫不及待，慌张而迅疾。长这么大，她第二次抢糖吃。她把糖塞进嘴里，裂嘴笑了，涎水顺着嘴角溜成了一条线。爸是世界上对琴最好的一个人，他的兜里总藏着东西，每一次见到她，她都能得到一些好吃的和一张糖纸，他的脚步还在老远，琴就开始兴奋，她兴奋的表现就是不停地蠕动，不停地喊叫，她的听力赶得上狗了。琴嘿嘿笑出了声。爸的身子突然僵挺了一瞬，他慌乱地用两根手指去撑开琴的嘴巴，想要掏出糖来。琴大约是咬住了他的手指。她有着狗一样尖利的牙齿，这是她浑身最有力量的部位。他闷哼了一声，用左手抵住琴的额头，右手迅速抽了回来，他用力拍她的背，糖掉进了污泥里。爸跌坐在雪地里。他抵着琴额头的手掌大概是太用力了，琴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她从来都只是傻笑，几乎没有哭过，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咧了嘴巴，发出奇怪的声音。她五官很好看，比例恰到好处，如果不动的话，脸就不会弯。但她总是笑，涎水拉得老长，一颗小小的草莓下清鼻涕溜进了歪斜的唇间，她的屁股底下经血洇糊了一片，雪花落在暗红上。爸久久地盯着那片暗红色的雪，又看了看污泥里的糖块和琴湿漉漉的嘴角。她匍匐仰望的姿势充满讨好和乞盼。好半天，爸又掏出了一颗。他把糖咬开，一半塞到了自己嘴里，另一半喂给了琴。甜蜜立刻又在琴的脸上洋溢起来，这次他没有再去撑开她的嘴巴，反而掏出了所有的糖，全部塞进了她的上衣口袋，他的棉衣兜翻了出来，垂吊在大腿外。琴往回爬去，她蛄蛹蛄蛹的动作里饱含了心满意足和幸福的意味。天太冷了，风一直往我眼睛里钻。爸撑开双肘，塌着腰扶按着膝盖往起站，腰再也回不到从前，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除了低血糖，腰疼常常令他煎熬难耐。他在北京打饼子七八年，重复的动作损害了他的腰椎。爸走着，琴爬着，他陪着她到老院门口，他把门从外面拉上。他瘦削的身子在臃肿的棉衣里犹如行走的僵尸，哐当的关门声里，僵尸像见了光一样卸掉了主心骨，塌垮了下来。他的手在脸上捂了很久，棉衣在纷纷的雪花里战栗不止。风越来越大。

琴爬过的雪地上，扭曲出一条线路，在老院的门口戛然而止。

我转身跑回家。

我蜷在墙角。

我把棉被紧紧裹在身上。

大寒之夜，月亮照在窗棂上，照在厚厚的棉被上，暖气一直没停，被子里真暖和。月亮也照在乡村的田野上，大雪营造出一个洁白无瑕的世界，田野那么洁白，那么空旷，那么静谧，雪夜那么抽象，那么无限，那么，不真实。

第二天，天大晴。街巷里，人们都在扫雪，铁锹和扫帚嗤划嗤划的响声此起彼伏。老院的门轻轻一推就开了。琴的气味迎面扑来。院子中心，她穿着我初中时的红色棉校服，保持着胎儿的姿势——蜷起双腿，弓着腰，双肩紧缩，两手握拳，像一枚僵硬的豌豆。花花绿绿的糖纸散落在身旁，校服上一层薄薄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出粼粼红光。

屋子冰凉，比雪地里还冷。一阵腐臭迎面冲出。奶奶趴在地上。雪半夜就停了，村子银装素裹，北国风光像往常一样美好。阳光带着寒冷闪着熠熠的十字亮片，倏地从推开的木门外倾泻进来，散在她灰白的头发上。

十几分钟后，外面传来我妈的哭声，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姑姑也加了进来。她们一边哭一边说着什么，像是在唱歌，那是一种村乡里的哭法，能够兼顾哭和唱。哭声很真诚。院子一下子骚动起来。

人们在院子里来来往往，在雪地里挥动扫帚，很快墙根就堆起了污雪，扫干净的院子里，两具崭新的棺材被抬了进来。忙碌的人群里，有几个陌生人，那个干瘦的高个子男人我一定见过，我的目光不时停留在他身上，他的目光不时落在琴的棺木上。我似乎想起来他是谁。

奶奶的忌日定在了大寒次日。琴的忌日和婚期也是这一天。奶奶总说，人吃地一辈儿，地吃人一口。她們被地一口吃掉了。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