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这样过春节

胡平原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党的百余年历史中，老一辈革命家过年，均以革命工作为己任，用拜年、慰问、同乐等形式给人民带来温馨，在民间传为佳话。

毛泽东，心系战士和群众

借来的年夜饭。1929年除夕，红军来到江西大柏地山区。由于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红军既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吃饭。部队已经断炊一天，没有饭吃就没力气打仗。毛泽东和朱德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要在打仗前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夜饭。主管后勤的范树德想出一个好主意，用称斤两、写欠条的方式把老乡家多余的过年物资借出来。

乡亲们由于对红军不了解，听说有大部队开过来，纷纷躲上了山，连过年的物资都来不及带走。尽管没有老乡的监督，红军依然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把群众家的食物收集起来。这一顿借来的年夜饭，鼓舞了士气，让战士们打足了精神。

第二天，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为中央苏区的开辟打下了坚实基础。

把腊肉送给伤员。1935年春节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当时遵义会议结束不久，重新领导革命军队的毛泽东准备带领中央红军渡过长江，进入四川。对此，军阀刘湘派川军在贵州前往四川的必经之路土城进行拦截。

土城一战，中央红军因情报失误错估了川军的兵力，最终导致失败。这对兵力本已单薄的红军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土城战役后，红军来到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此时刚好是春节。毛泽东由于对土城战役耿耿于怀，一直茶饭不思，加上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让气氛更加压抑。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毛泽东没有心思吃，他让警卫员把腊肉送给了伤员。

与群众一起过年。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演戏，邀请根据地的老乡到延安礼堂观看。一天晚上，毛泽东走进礼堂，看到前排座位都是空的。经过询问才知道，前排座位是留给中央领导的，中间坐的是干部和战士，而老乡们坐在最后面。毛泽东当即对干部和战士们说：“同志们，老乡们平时生产劳动忙，看戏机会很少。有不少老乡为了看戏，跑了很远的路，我们应该让老乡们坐前排。”说完，他带头坐到最后面。干部和战士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把老乡们请到前面看戏。

1944年春节，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请村民吃饭。尽管各家只派了一名代表参加，还是坐了十几桌。桌上摆满软糕、麻糖、油馍等各色美食，都是村民们自己带来的。每桌都有一位边区领导作陪，整个场面欢声笑语。

席间，毛泽东和每个人都握了手，并且多次主动向大家敬酒。毛泽东深情地说：“你们都是我的邻居，不要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去你们家里拜年呢！”他的话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

延安时期是我党和群众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之一。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年夜饭吃剩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除夕，毛泽东家和平常人家一样，年夜饭也吃饺子。由于这天吃饭的人多，为了照顾几个孩子，饭桌上会比平时多两三道荤菜。虽然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家的餐桌上却没有燕窝、鲍鱼等名贵佳肴。厨师程汝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2年，算是待在毛泽东身边最久的人。在他的印象里，毛泽东年夜饭吃过最名贵的菜是一盘大虾。

关于毛泽东家的年夜饭，程汝明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年夜饭吃剩菜。一年除夕，程汝明按照北方习俗做了一小盘三鲜饺子，还做了不放酱油的红烧肉、腊肉、辣椒圈、苦瓜、盐水鸡、鱼头豆腐等毛泽东喜欢吃的菜。此外，程汝明根据毛泽东吩咐，把中午的剩菜热了一下，摆到了年夜饭的餐桌上。

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为了节省食物，毛泽东决定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不让程汝明做荤菜，即使是年夜饭，也难见荤菜。

毛泽东的年夜饭虽然简朴，但并不代表他不重视过年。他出生在过年习俗多样且年味浓厚的湘潭地区，从小在这种氛围中长大，自然对过年充满期待。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心忧百姓，以身作则，带头践行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年饭充满人情味。1960年春节前夕，跟随毛泽东10年的警卫员李连成离开中南海，前往学校进修。10年的相处，让毛泽东和李连成产生了浓厚的情谊。春节期间，毛泽东让秘书给李连成所在单位打电话，邀请李连成到中南海吃年饭。李连成如約而至，看到毛泽东一家在屋子里等他，他感觉很不好意思，就没有进屋。

毛泽东看出李连成的心思，招呼道：“快进来，大家一起过年嘛。中南海就是你的家，欢迎你随时回家里来。”毛泽东的话，让李连成感到温暖，他一直铭记于心。

周恩来，勤政为民树典范

周恩来一生勇担重任，呕心沥血，大多数春节都是在繁忙的政务中度过的。

和溥仪一家吃年饭。1959年12月4日，末代皇帝溥仪获得特赦，于12月9日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公民生活。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特意请溥仪和他的亲人吃了一顿年饭。

当天，为了给溥仪营造良好的家庭和家族氛围，周恩来把溥仪全家都请进全国政协礼堂餐厅吃饭。趁着载涛在场，周恩来向溥仪提起“还得结婚”，而且让载涛“给张罗张罗”。

这次晚宴长达三个半小时。席间，周恩来征求了溥仪对今后工作和生活安排的意见。为了给溥仪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周恩来仔细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并在此之前调查了他的文化基础，研读了他写的长篇自传，了解了他的兴趣。

溥仪希望当一名医生。原来在宫里，溥仪就把医科作为“业余爱好”了。他读过一些中医书籍，听过朱益藩师傅讲中医、中药理论，考察过无数种类的中药或西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也学过医，并参与医务室听诊、打针、量血压、针灸等，他感觉当医生是有把握的。

周恩来说，你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用花生米待客。1960年春节，周恩来和邓颖超、李先念、陈毅、王震一起来到首都剧场三楼宴会厅，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职人员吃团圆饭。

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周恩来专门带了一些酒和花生米摆在休息室的桌子上。面对这些“珍贵的食品”，大家都不敢动。周恩来发现后，一再说：“来，来，来，大家都吃一点儿嘛。”可是，仍然没有人肯吃。隔了一会儿，一名青年女演员鼓足勇气伸手抓了一小把花生米，坐在旁边的一名老演员赶快用胳膊碰碰她，青年女演员顿时满脸通红。她刚要把花生米放回盘子里，就被周恩来一下子挡住了。周恩来微笑着说：“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些嘛，这些花生就是带来让大家吃的。”这才打破僵局，大家纷纷吃了起来。

小米稀饭宴亲属。每年春节，周恩来因忙于公务，很少有闲暇时间，和家人一起过年的机会并不多。1961年，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在西花厅和周恩来过了一次春节。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周恩来把在京的亲属、工作人员都请到西花厅，大人带孩子，足足摆了三桌。人们坐好后，工作人员端上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宴会就这样开始了。

周恩来满脸笑容地向大家问好，感谢大家一年的辛勤劳动。宴会主持人邓颖超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今天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为什么吃包子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所以今天能够吃到肉包子，我们不能忘记党的恩情。”邓颖超话音刚落，大厅里立即响起了掌声。

邓小平，书写春天的故事

赴苏杭考察。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2月9日，邓小平离开苏州到杭州，下榻刘庄。在刘庄，他听取了浙江省委领导的汇报。

2月12日除夕，邓小平对浙江省委领导说，不要宴请，吃顿年夜饭可以。晚上，邓小平在刘庄和浙江省委领导、服务员一起，度过了简单而愉快的除夕。

2月13日春节上午，邓小平出席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春节团拜会，同当地党政军领导以及军民代表近500人共庆新春佳节，并观看文艺演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邓小平不忘深入群众，视察了农贸市场等地。

邓小平十分喜爱西湖山水，春节期间，他的足迹遍布西湖的山山水水，青山绿水间，留下了伟人的音容笑貌。

视察经济特区。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当天下午，他登上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俯瞰建设中的新城区，然后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说：“都看清楚了。”

25日下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小渔村参观，和当地渔民聊天。当看到渔民家楼房气派、装修精致，还有电视机等家电，听说渔民月收入四五百元时，邓小平放心了。在亲眼目睹深圳的发展变化后，邓小平挥毫泼墨，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2月1日除夕，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在广州过年，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起参加春节联欢。

2月7日是正月初六，邓小平赴厦门经济特区继续考察。所见所闻令他欣喜，于是再次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回北京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将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纳入开放范围。此后，沿海开放城市工作有序推进，对外开放大格局初步形成。

在上海过春节。从1988年起，邓小平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其中1992年的春节非常特殊。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农历一九九一年腊月十四至农历一九九二年正月十八），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南方谈话成为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月3日除夕，邓小平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同志、老同志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节。春节期间，他视察了新建成的南浦大桥和正在建设中的杨浦大桥。他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要搞干部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1994年2月10日，大年初一，邓小平最后一次与上海各界人士欢聚一堂。这以后，他便很少公开露面了。离开上海时，邓小平特地嘱咐上海市领导：“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朱德，抗日烽火英雄志

部署抗日年画战。1939年冬，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美术工作者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听到朱德总司令“笔杆赶不上枪杆”和“笔杆必须赶得上枪杆”的讲话，看到日军利用民间形式的宣传品《判官图》愚弄民众后，决心以木刻刀为武器，与日军展开一场“年画战”。

1940年2月8日是大年初一，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拿出日伪军创作的年画等宣传品，号召文艺工作者为抗日多写多画。在朱德的亲自关怀下，八路军在木刻工作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木刻工场，工作团成员彦涵担任场长。

之后，彦涵创作了《保卫家乡》年画，表现出根据地军民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的生动场面。他借鉴中国传统门神的创作技法，用战士取代门神，将秦叔宝、尉迟恭的形象换成了八路军、民兵。在朱德领导下，彦涵等八路军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年画形象地展示敌后战场军民合作的新气象，打赢了一场文化战。这些年画也成为国际版画界著名的“新年画”。

到718团拜年。1942年春节前夕，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团长陈宗尧被评为劳动英模，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模表彰大会，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和中央领导的接见。毛泽东还为陈宗尧题写了“模范团长”四个大字。为鼓励718团继续发挥榜样的作用，当年春节期间，朱德到718团视察工作。在听取陈宗尧等人的工作汇报后，他高兴地说：“我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了解你们今年的生产打算。你们计划开荒种地要比去年多一倍，很好，要夺取大丰收了！”

为感谢总司令的关心，也为进一步掀起春耕生产高潮，陈宗尧决定召开军民联欢晚会。当时，因参加演出的人数较多，团里的演出服装不够，718团战士就跑到717团借了一些服装。朱德听說后，当即表扬他们：“这种精神很好！不管生产、打仗，还是文化、生活，我们都要保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和态度，就必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士们深受鼓舞，都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演出活动中去。

演出中，朱德边看边高兴地鼓掌。他对身边的陈宗尧等团级领导说：“你们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了，这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更大胜利！”在朱德的鼓励下，718团官兵鼓足干劲，搞好了春耕生产工作。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