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信用社

欧阳代德 张昆明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粮食保障始终是事关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面对旱涝雹瘟等自然灾害，以及敌人的残酷封锁和破坏，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发展生产、发放贷款、组织互济、以工代赈、厉行节约、移民垦荒等方式缓解灾情、救济群众。其中产生的粮食信用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村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天灾人祸加重群众负担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高原，常年发生旱、雹、水、冻、霜、虫、瘟等灾害。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4年，边区土地累计受灾面积7649607亩，损失粮食576820石，受灾人口1055470人（六年合计）。其中1942年受灾最严重，田禾受灾面积841983亩，损失粮食8906石，因水灾淹死496人、伤359人，损失猪羊41311只，损失其他钱财4065.85万元边币。

1941年5月23日，三边分区专署呈报边区政府的《呈请拨发赈济款》中记录：“查三边连年歉收，人民饥馑，……入夏以来，已属青黄不接之季，人民更呈饥荒之象。屡接各区长报告，大部人民已无食粮，经济稍为充裕者，虽有钱亦难买到粮食。各区已有部分人民挖食草根及食榆钱者。据七区报告：‘人民都没吃的，现在吃黄蒿、榆树钱及榆树叶，牲口吃白草根，已有二十七家搬走。九区现在十家有八九家沒粮吃，部分群众面孔极行憔悴，有十数日不见米面者，饿的（得）两腿发酸，眼发黑。”

1941年，陇东分局专署报告边区政府《呈报本分区灾情及救济办法》，其中记录：“1.灾区人民普遍没吃的，就是有吃的都是白蒿、红根、榆钱子、榆树皮、苦苦菜、苜蓿、油渣、麦麸子等等之类。环县还没有苜蓿吃。2.偷偷的搬家逃荒，普遍的发生。华池去年及今年一共逃了百六七十家，其余如曲环亦有，大部逃在边区内的曲、庆、合等县，华池甚至有以羊奶充饥者。3.卖牲口在环县相当普遍。据本署派去该县视察之柳泉报告，洪、环区有七家老百姓，本喂了五六十只羊的，七八十只羊的，去年起到现在全靠卖羊过活，到现在每家只剩下四五只了。”

抗战前，陕甘宁一带便盛行高利贷，贫苦农民受到地主和商人的残酷剥削。在绥德，借钱月利最低三分，最高五分，也有一年借一元还两元的，俗名“一年滚”。借粮食普遍是借三还四。抗战时期，尽管边区政府严禁高利贷，但高利贷依然悄悄蔓延，在灾荒缺粮、物价上涨时借贷更多。

1943年，边区政府在《关于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问题》中指出五种高利贷：“第一种是放麦还麦，在赤水发生的放麦账是加五，即今年放麦一斗，明年麦收后还一斗五升。第二种是放杂粮还麦，如今年放荞麦或高梁一斗，明年麦收后还麦子一斗。第三种是借钱还麦或粮，如淳耀区有在一九四二年借钱五六十元，到一九四三年麦收后还麦子一斗的。又如同宜耀庙湾区周老八于民国十九年放给唐澄清六十元，每年每元六升粮利息，已收过二十九石粮利息，还欠了十五石粮的利息。第四种是放盐账，如赤水二区丰泉王恩兴于一九四二年放给孙成娃五百元，每月给二十五斤盐的利息。第五种是短期高利贷，在新正长舌头集上发生每百元每集得利三十元，一月六集即每百元每月得利一百八十元，这种大部分是商人和公务人员、生产人员搞的。”

1944年，一般私人放账利息达30%至50%。在延安附近的集市，暗中进行的“挖蹦子账”每集利息15%至20%，这种高利贷，借五天每元一角利钱。

“探买探卖”也称“买青探青”。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在《从南区合作社办理信用社的经验》中指出：“探卖粮是目前最流行的高利贷形式的一种，一般在收获前三个月，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其粮食，收获后再交付粮食……过去在粮食收获季节后，粮价往往低降一下，而近年来粮食是直线上涨的，‘探卖一季粮食，三年也翻不了身。然后有些农民迫于需要，仍旧是探卖，这显然对于农民和整个农村经济来说是不利的。据说甚至有些合作社也在农村探买粮食、麻油等。禁止探卖粮食的根本办法，还是举办信用合作。”

1943年，安塞县粮店买粮700石，其中探买300石。对农民来说，探卖很亏，大多时候市价每斗800元，为了急用钱，探卖时只有每斗300元左右。以宋家沟两户为例：贫农马占旺为了还难民工厂木炭钱，1943年8月探卖糜子4斗5升，每斗探卖240元，1944年5月还清。贫农白德玉也是为了还木炭钱，1943年7月探卖玉米2石8斗，探价每斗300元，到了还粮期限，家中没有粮食，这年10月又将36垧山地卖了，以每斗1100元的市价购买玉米还上，家中仅剩下4垧地。

残酷的剥削，让贫苦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低利互助的粮食信用社

面对连年灾荒、压榨农民血汗钱的高利贷，边区政府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筹集粮款赈济灾民，积极整顿金融秩序。粮食信用社在农村应运而生。

1940年，关中分区赤水县劳动英雄蒲金山创办边区第一个粮食信用社。他看到一些移民新户初到，人生地疏，借贷困难，即发动村中老户以粮食入股，成立信用社，统一贷出粮食。第一年集股苞谷1石3斗，1943年集股3石6斗，新户均能借贷。借贷手续是：借时打一纸条，盖上指印，秋后归还，每斗加2升利息。之后，蒲金山整顿合作社，将股金变为长期入股，扩大借贷范围，老户新户都可贷粮，以调剂村中粮食余缺。此后，周围一些乡村纷纷效仿，成立了类似的合作社。

1945年7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安塞县樊彦旺合作社创办的粮食信用社，介绍其正在进行的五项备荒工作：（一）成立粮食信用社。规定在自愿原则下，每人可存粮1到5斗，每年由合作社付给3分利息（1斗加3升，由倒换中长利付给）。平时除红利可取一小部分外，其余须至灾荒到来时才能领取。现已存到粮食10多石，估计秋收后可存300石左右。（二）调剂籽种。自三边购回60天糜子10石，由政府决定办法，借、换、买均可，但必须是穷人。（三）增产粮食。年成不好，干部也不易精减，决定动手生产，现已抢种谷子250亩，杂田120亩，糜子120亩，并准备种糜麦250亩，将来收获全部归合作社。（四）发展纺织。合作社本身有两架机子，由干部学织，当做副业，并协同建设厅派来组织民间纺织的两位同志发展家庭织布，藉以减少粮食支出，储存备荒。（五）节约。过去一天吃一顿好的（面或肉），现在改为每十天吃一次好的，菜蔬则全部自给。

米脂县发展到1944年，已创办40多个粮食信用社，其中民丰区高家崄办得最好。1943年冬，乡农会号召收互济粮帮助穷苦农民，在高家崄先后召开两次动员会。农民们认为，互济粮要集中到乡里，乡政府怎么用粮他们管不着，而且出粮没什么红利和益处，因此积极性都不高。为说服群众，乡长改变工作思路和方法，提出收互济粮和信用粮两种粮，前者作为互助性质，供给无利借贷，后者作为入股性质，供给有利借贷。两者都在麦收后麦贱米贵的时候换成麦子，秋收后麦贵米贱的时候换成小米，这样粮食可以越换越多。信用粮所得红利主要归出粮人，不过作为备荒之用，平时不分红不抽本，到灾荒时用来救灾，而且入股者可以优先取得红利，作为渡荒之用。粮食由本村保存，在本村调剂与备荒。

自1877年起，当地近70年间发生过九年大旱、几年小旱，农民备荒意识较强。乡长提出为备荒而集粮，粮食又存在本村，农民们便同意建立粮食信用社。大家觉得除了备荒，平时可以借给有急用的人，还可以抵制高利贷，一举多得。

在第三次村民大会上，乡长带头入了1斗，积极分子、穷苦工人艾喜成入了5升。因为艾喜成家太穷，村民们都劝他不要入股。艾喜成却反过来劝众人，备荒救灾是众人的事，多了入不起，少的也应该入些。在这两人的带头下，全村93户有67户入股，共收互济粮106石、信用粮302石。这些信用粮主要借给贫困有急用的本村人，借时要两个保人和行政村主任盖章，每人至多5斗，利息每半年每斗出4升，4个月以上按半年算，4个月以下按月出4合；互济粮借给移民家属和遭受意外的穷苦农民，半年内归还不要利息。

会上选举了3个人负责信用社，主任管出入抹斗，1人保管，1人记账，都是尽义务不挣工资，并选了7人为理事会成员。

据统计，高家崄粮食信用社放出信用粮3石零2升小米，夏收时按每斗米折1斗3升麦子收回（一般市价应折合1斗4升麦），再加上中间利用物价变化用麦子换小米，到1944年底，本利折合小米4石8斗，增加了1石7斗8升，相当于实物红利59%。放出的信用粮和互济粮都起到调剂互助的作用，受助群体有的是因为以前卖粮购买土地，现在吃粮困难；有的因为家穷，青黄不接；还有的因为赶脚驮炭缺少炭本，借粮救急。相比于私人借糧每半年出息3升至5升，信用社放粮的利息较轻，得到村民的拥护。

教育经费是制约偏远地区办学的一大难题。为筹集经费办学，方便村中儿童就近读书，民丰区姬家沟36户人家集中3石6斗粮，七里庙41户人家集中7石9斗粮，成立粮食信用社，把放粮所得的利息作为教员薪水津贴等学校开支。两村各请了一名教员，办起学校，解决了村中儿童上学难题，因而此地的粮食信用社称为“文教信用社”。

粮食信用社转为义仓

边区成立的粮食信用社，具有储粮备荒、互济、借贷的作用，因此兼具义仓和信用社两种性质。随着防灾备荒运动的深入，粮食信用社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为强化储粮备荒、突出公益性质，一些地方将带有借贷和分红性质的信用社改为义仓。

1945年6月，米脂县民丰区召开农会干部大会，讨论备荒运动中农会互济社与信用社的任务。农会互济社由农会会员自动集粮，无利或低利供给穷人及抗工属等，所得利润归入共同财产，全区计有乡社1个、村社25个，集细粮34石多。信用社分两种，一种是各阶层自动集粮，带义仓性质；另一种是纯合作性质，自由入股退股，定期分红，全区计有信用社25个。这两种组织都带有公益性，共有细粮134石多，在抵制高利贷、解决部分农民缺粮困难、发展生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会上，大家反映备荒和借贷中产生的紊乱现象：姜新庄农会后悔贷出粮食，觉得应该在收成有把握时再贷出；有的村子群众吵着要分伙，弄得各村负责人心里惶恐，不知如何解决。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备荒应以存粮为主，决定将农会互济社与信用社改为义仓，办法如下：（一）向群众宣传存粮备荒作用，尽可能不要抽股，转入义仓。（二）贷出粮食逐步收回。（三）今后停止借贷，注意保存，非到灾荒严重时不动用存粮。

会后，有的村决定交还借粮入仓，不付利息；有的村将农会互济粮扩大三倍存入义仓；也有三个纯合作性质的信用社自由抽退原股。经统计，全区义仓有100石以上的细粮备荒。

一些义仓在管理和经营中，兼具了信用社低利借贷的性质。比如清润折家坪区二乡在1944年秋征集义粮，全乡281户按照“多的多出、少的少出、穷的不出”的原则，250户上交粗粮75石4斗。该乡成立义粮保管委员会，选举劳动英雄白德为主任，周维金为副主任，每村由1人担任委员，规定不遇灾荒不得动用义粮，如遇天灾人祸、发展生产所需之借贷，及婚丧大事救济寡孤等事宜，得由保管委员会讨论决定，但借贷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为避免义粮长期滞囤仓库，增加粮食储备，义粮保管委员会当年制定如下计划：（一）今年集中的75石4斗粗粮，以短期（3个月）借贷放出，到明年初冬可放4期，可得本利120石。（二）明年每村种义棉1垧到3垧，全乡共种24垧，按每垧收40斤净花计，可收960斤，折合粗粮120石。（三）明年冬两项收入共可集中粗粮240石，如明年不遇灾荒，则后年上半年可达300石。该乡义仓也成为清润县备战备荒、互助互济、联系发展信用社、刺激生产的典范。

抗战时期创办的粮食信用社在防灾备荒、调剂粮食、抵制高利贷、服务贫苦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有一定借鉴意义。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