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亨利的时代》的本体书写与美国非裔民间历史叙事

［摘要］ 《约翰·亨利的时代》是美国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的早期作品，本体书写是其显著的叙事特征。作品运用了文类罗列、物与人类视角并置两类本体书写方式，以此对当代非裔民间历史叙事进了批判和思考。作品展现了文本的本体存在，呈现了物的意义的引退性，进而表现了美国非裔民间历史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颠覆了非裔民间历史的主导叙事，表达了后种族时代的种族意识和种族觉醒。

［关键词］《约翰·亨利的时代》;本体书写;美国非裔；民间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文献编号］1002-2643（2024）01-0084-09

Ontographic Writing and Narrative of African American FolkHistory in John Henry Days

ZHOU Lingmin

Abstract：John Henry Days is one of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Colson Whiteheads early works. Ontographic writing is the typical narrative feature of the novel. It employs the ontographic writing by means of listing genres and juxtaposing thing perspectives and human perspective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zing the current narrative of African American folk history. The ontographic writing aims to reveal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the text， the meaning of which is withdrawn and could not be exhausted. Such writing exhibits diverse folk histories and challenges the homogeneous and authorative version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of folklore. Moreover， it manifests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awakening in post-racial era.

Key words：John Henry Days; Ontographic writing; African American; narrative of folk history

1.引言

《约翰·亨利的时代》（John Henry Days，2001）是当代美国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继《直觉主义者》（The Intuitionist， 1999）之后第二部探讨当代种族关系的作品，2002年获得安斯非尔德-沃尔夫图书奖（Anisfield Wolf Award），并入围2002年美国普利策图书奖等重要奖项。怀特黑德在作品中编织了一个复杂的叙事网络，围绕记者J·萨特和民间英雄约翰·亨利两条主线，从不同时间和空间探讨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非裔民间人物。该作品的叙事方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如伍德（James Wood）评论该作品的叙事是“拼凑的毛刷”（bristle of bricolage），叙事模式是电影式的、每个叙事片段快速剪辑进入下一个片段，整部作品就由多个快速剪辑的片段组成（qtd. in Maus， 2014：37）；毛斯（Dereck C. Maus）认为该作品是一部百科全书小说，其复调叙事特征呈现了多重的叙事声音，消解了唯一的叙事权威（2014：38-41）；泽尔策（Linda Selzer）则认为怀特黑德把传统的叙事手法杂糅起来，她冠之为“新折中主义”（New Eclecticism）（2008：393）；拉姆齐（Howard Rambsy II）认为作品叙事方式达到了一个潜在的高度，表现了结构上的成熟，展示了怀特黑德能够创作出既具有娱乐价值又在美学上成熟的散文般小说（2008：229）。纵观学者们就该作品展开的探讨不难发现，如果从“物导向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的视角来思考，这些叙事特征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叙事本质：本体叙事，即体现文本的本体存在，它不通过表征或所指来产生意义，而是旨在通过本体的存在来体现价值。

“本体书写”（ontography）早已在自然哲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中出现，最近进入物的哲学领域（Weir & Dibbs， 2019），“物导向本体论”在前人的基础上拓展了“本体书写”的含义。“物导向本体论”的主张者哈曼（Graham Harman）提出，物是无限引退的（withdrawn），物具有四重模式，即：实在的物、实在的特征、感性的物和感性的特征，他对这四重模式四极产生的十个可能的张力进行了解释。对这十個张力之间关系的绘制，哈曼称之为“本体书写”，哈曼指出它与“地质学描述蕴藏的自然特色如森林和湖泊等不同，它是用来绘制物的世界中的基本标志和断层线”（Harman， 2011：125）。博格斯特（Ian Bogost）把“本体书写”推进一步，认为“本体书写总体上是一种铭文策略，旨在发掘各个物的丰满程度以及它们的交互客体性”，“它通过对物不做任何说明解释或任何描述来揭示物之间的关系”（2012：38），即本体书写就是记录一系列事物，“把一些不受欢迎的、无内在联系的没用的事物倾泻出来”（Bogost， 2012：41），这些事物并置、重叠，它们不通过语言语法修辞来表达意义，而是通过配置表明交互关系，进而展示去中心化的意图。罗列和并置是本体书写的两种方式。在《约翰·亨利的时代》中，怀特黑德通过“文类罗列”和“物与人类视角并置”两种方式进行了本体书写。通过突出文本的物性，小说抛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叙事，呈现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进一步表现了美国非裔民间历史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从而颠覆了非裔民间历史的主叙事，表达了后种族时代的种族意识和种族觉醒。

2.文类罗列式本体书写

博格斯特认为罗列（listing）是本体书写的最佳方式，即“罗列一组松散的事物，它们之间不是由逻辑或力量或有用性而加入到一起，而是由温柔的逗号打的结把它们联系起来”（Bogost， 2012：38）。罗列强调物的独立性、片段性和间歇性，反对持续性和流畅性，它拒绝传统的写作方式，依赖与现世的物的亲近关系来表达意义。罗列式本体书写让人类关注自身以外的事物，它打破存在的连续性，把人类和各种物共同呈现在眼前。这样的书写摒弃人类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打破人类语言表征意义的囚笼（prison of presentation）（Bogost， 2012：40），呈现了平等之物，使得叙事中的万物逃脱了任何具有统摄意义的视角（唐伟胜，2017：31），从人类的唯一维度转到包括物在内的多种维度。萨尔迪瓦（Ramón Saldívar）指出，21世纪少数族裔文学出现了新的后种族美学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混杂多种文类对种族历史的书写（2013：5）。《约翰·亨利的时代》就体现了这个美学特征。全书由短小的62章组成，大部分章节不超过五页，每个新的章节都独立另起一页，各个章节主题、内容并不连续。作品杂糅了书信、新闻报道、纪实小说和漫画等文类。它们各具风格、各自独立，处于平等地位，挑战中心化、统一性和意旨性，呈现出明显的罗列式本体叙事特征。

作品开篇序言是由一系列第一人称叙事的书信组成，书信是对《芝加哥卫报》（Chicago Defender）一则征集约翰·亨利生平信息的广告进行的回复。书信共有14封，每封对约翰·亨利的故事有不同的叙事，甚至互相矛盾。书信没有开头、结尾，没有签名，没有叙述者，也没有上下文，彼此无法协调，好似从消息来源中任意列举了部分信息，这些信息的表达也毫无目的性。信件把有关约翰·亨利的消息罗列了出来，怀特黑德对此不做任何的修饰或解释，各个书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和过渡，也没有任何统一的目标。作品的前言就这样以书信的片段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本体书写，为整个作品的不连续性、去中心的叙事形式奠定了基调。

作品的第一部分标题为《终点城市》（“Terminal City”）。《终点城市》是20世纪九十年代漫画作品《睡魔》（The Sandman）中一个子系列的书名。怀特黑德以此来命名小说的第一部分表明他深受该漫画的影响。《睡魔》讲述的是梦神墨菲斯的传说，书中不同的神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整体构架恢宏，时空跨度极大，无论是神鬼精灵、超级英雄还是庸碌一生的平凡人都参与了叙事，其文类包含奇幻、恐怖、传奇等，由数部独立的篇章组成，漫画的系列创作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怀特黑德。《约翰·亨利的时代》中，所有记者都住在塔尔科特汽车旅馆，他们如同《睡魔》中的各类神一样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所见所闻也以独立章节呈现。整个作品叙事框架也与漫画一样，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包括多条故事线索。同时，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也深受漫画影响。《睡魔》中有个重要人物卢西恩（Lucien），他是梦图书馆管理员，管理着所有作家和艺术家们梦中创造但从未实现过的新作品。而在《约翰·亨利的时代》中也有个卢西恩，他是当地新闻界的首领人物，掌控着新闻工作者的名单，以及重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的权利。怀特黑德有意借用《睡魔》中的人物，使作品与漫画建立起隐性的联系。漫画中的超人形象多次出现在作品中，当J·萨特在被食物噎住时，他想到的是超人卢克·凯奇神奇的功能；当描述约翰·亨利的力量时，怀特黑德把他描述成超人。可以说漫画元素分布在整个作品中，给读者呈现出一幅幅漫画图像。漫画叙事具有文本与图像镶嵌的视觉本体（visual ontography）特征（Bogost， 2012：45），怀特黑德借助漫画元素在作品中营造了一定的图像效果，与文字共同构建了作品的漫画本体书写。

《终点城市》由14个小章节组成。第一节介绍了记者J·萨特后，第二节便穿插了一则新闻。这则新闻由美国邮政管理局1996年7月6日发布，标题是《发行系列邮票：美国民间英雄重获生命力》。新聞陈述西弗吉尼亚州的塔尔科特将要举行第一届纪念约翰·亨利的节日并发行相关邮票，同时简要介绍了亨利在大本隧道与蒸汽钻孔机比赛最后胜利的事迹，告知了节日庆典和新闻媒体招待会将在1996年7月12日举行。这则新闻短小、客观，介绍了事件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与前后章节毫无情节联系。同样，第三部分的第十一章节从《哈姆邮票杂谈》（Hamms Stamp Gossip）的《年度回顾》中节选了片段，该片段对约翰·亨利邮票的发行进行了报道。对这些真实的新闻报道，怀特黑德没做任何修改和阐释。但正因这样的真实新闻插入，使作品带有纪实小说的特点。然而，在第二节新闻报道后，小说在第七节又采取了戏剧形式讲述了两位邮局工作人员对约翰·亨利邮票发行的看法。这个章节仅由两人的对话组成，他们没有名字，身份是“邮局雇员#1”和“邮局雇员#2”。怀特黑德只是对他们的谈话做记录，没有描述动作、表情，没有内心独白，也没有终场词，这种“等待戈多”式的场景增强了该部分的戏剧感，体现出该章节独特的叙事形式。

本体书写有一显著特征，它“与当前的极简主义相反，有意在数量和强度上增加和加强。有意包含多种元素来实现众多而丰富的实在”（Bogost， 2012：58）。小说有意把众多文类罗列、镶嵌在整个叙事中，实现了没有中心的叙事模式，各文类之间从意义和逻辑上没有联系，都以自己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哈曼认为所有的物都是引退的，独立于人的思维，拒绝任何关联的阐释，它们是自主的（autonomous）（Bryant，2014：54）。《约翰·亨利的时代》中，众多文类都独立运行，没有逻辑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它们也并非为了一个更宏大中心而运行，所有的文类不是为他者而存在，它们有相同的本体地位，平等存在，没有中心、等级。怀特黑德对多种文类的罗列，可以说目的在于让人们注意那些“为世界所看不见的无数的物”（Bogost， 2012：51），这些无数的物表现出多元的意义存在。这种书写形式表达了去中心的意图，突出了非裔民族反抗唯一权威、追求平等的诉求。

3.物与人类视角并置

物的主体性是本体书写的另一特征，怀特黑德借助这一手法在小说中并置物的视角和人类的视角，突显物的活力，彰显物的本体。拉图尔（Bruno Latour）和活力物质主义（vital materialism）的代表人物本尼特（Jane Bennett）认为，“物”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有灵性和生命，是这个世界的行动参与者。“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和“活力物质主义”都肯定了非人类或物作为行动者、参与者在建构世界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强调非人类在流动的行动者网络中“物的力量”（thing power）。拉图尔和本尼特把非人类行动者纳入人类各种活动中，突显物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挑战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建构。在这部小说中，物发挥其主体性，形成物的叙事视角，与人类叙事视角并列，呈现出人和物的视角的交替，强调了物与人的平等地位。正如布莱恩（Levi R. Bryant）所说，“人类不再是世界存在的最高统治者，相反，人类是所有存在的一部分，和所有存在混合一起”（2011：44），小说中人类视角和物视角的混合，起到了去人类中心的作用，表达了文本的本体意义。

小说在第一部分的第11章节介绍了J·萨特和记者们前往米尔科斯旅店参加宴会，之后穿插了从“名单”（list）的视角对新闻媒体的观察和思考。“名单”集记者和新闻制作人等为一体，一旦有新闻事件发生，“名单”就会发挥作用，召集记者们前往报道，可见“名单”控制着整个新闻界。虽然“名单”有作者，但怀特黑德把“名单”描述成独立存在物，它的存在远超过其作者的意图，因为其作者也在这名单上——不过是这个信息时代和商业活动中无足轻重的一员。怀特黑德从“名单”这个物的视角讲述了信息时代新闻媒体的概况。第11章节开门见山便是“名单有自己的意愿和功能。它可以感受到自己的需求，可以感受到那些希望被语言表达的事件的需求”（Whitehead， 2001：54）①。公众需要知道事件发生的情况，因而“名单”就成为“一个可靠的系统为他们提供信息”（54），“名单”认识并记录这些面孔，最后决定这些记者的名字是否保留在名单上。“名单与先进的信息技术发展保持一致，和人类通过邮递、传真、电子邮件、无论哪种合适的媒介签约。”（54）“名单”从自己的视角介绍了自身的运行机制，它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怀特黑德在叙述时，没有加入任何人类活动对名单运行干涉的描述，使读者感到“名单”视角与人类视角无异。“名单”在具有强烈自主性的同时，还具有物的力量。“名单”陈述自己是公平的，它可以“看到名单记者的污点，可以用污点来判断这个人”；“这个名单拥有特定的地心力，名单具有重量和体积”（54-55）。正是这个名单把记者聚集起来，名单推动了事件的发生，建构了整个故事。名单没有种族歧视，黑人记者J·萨特也在名单之列；名单是故事情节的催化剂，名为“一只眼”的记者为了名单上的名字，多次偷偷进入劳伦斯的房间试图偷窃。J·萨特参与了名单上的竞争，不情愿地来到小镇参加纪念活动，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萨特开始意识到黑人历史的沉重性，以及作为黑人记者应书写自己的历史的重要性。“名单”视角揭示了新闻界的运行机制，指出了运行系统中人类力量不可控制的因素，展示了不能被人类完全把握和再现的物的世界。小说在介绍“名单”后，又继续描述记者们在旅店的情况，似乎与“名单”这一章节没有联系。然而，就是“名单”这一章节与前后人类视角章节的并置关系揭示了“名单”独立于人类的主体性时刻，这个时刻可以“影响其他物体，提升或削弱这些物体的力量”（Bennett， 2010：3）。此刻，“名单”削弱了人类视角，降低了人类叙事的地位，抹除了人类叙事的特殊存在，瓦解了人类叙事的优越性。

除了“名单”这个物的视角外，“大自然”这个物的视角也穿插在作品中。整个小说中，直接讲述约翰·亨利生活的篇幅只有五个章节，而每章都把亨利的生活与山峰联系起来。如讲述亨利背男孩跑出隧道时，亨利感到“山峰的呼吸扑面而来。他抬头看到丑陋的岩石，岩石无论在他什么时候经过时都似乎在嘲笑他，嘲笑他的渺小的工作，巖石认识他。他明白山峰总有一天会带他走”（85）。在第三部分第一章节，小说讲述在隧道劳动的工人经常看到工友因山峰塌陷受伤或死亡，山峰“就像作恶作剧。它抵抗铁锤、钢筋和爆破，但却对雨水和大风屈服”（145）。还有一个章节中亨利发起烧，小说描述“山变得更加坚硬。他们在击打山峰的心脏，山峰用尽它所有的古老的意志来阻止他们对自己的暴力行为”（238），“山峰会带走他，早晚会”（241）。在第四部分的第四章节，销售人员给铁路公司带来了蒸汽打洞机器，亨利明白这将替代所有人工钻洞，他当众决定要和机器一较高低，“没有人看到他发抖，只有山峰”（358）。最后亨利战胜了机器，却倒在了地上。后来他被人们埋在了山上，最终与山合为一体。亨利的一生都在和山峰打交道，从开始对立到最后融合，他一直都感到自己与山峰有内在的联系，自己最终属于山峰，是“自然人的代言人”（Fain， 215：47）。怀特黑德通过并置人类叙事和大自然叙事视角来讲述亨利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人与自然是一个集合体（collective），两者“不是独立的完全不同的领域，这种包含人类的集合体总是和各种非人类混合在一起的”（Bryant，2011：25）。在这样的本体叙事下，亨利和山峰的融合抹平了人类主体和山峰客体之间的差异，突显了山峰与人类之间的平等，山峰不再以“为人类服务”的身份为人类而存在。两种视角的并置呈现了人和山峰的无差异的本体存在，山峰的叙事削弱了人类的叙事权威，摆脱了人类叙事的种族偏见和刻板印象，让山峰视角下非裔民间英雄亨利的真实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怀特黑德在人类叙事视角中交织、并列物的视角，引起读者对物的关注，进而颠覆了人类作为唯一叙事的权威，“消除了其中隐含的人类判断和概念范畴，让人和物处于互为聚焦的关系中，即让人类和物相互观察，从而取消人类唯一观察者的地位”（唐伟胜，2017：31）。这样的书写抛弃了人类作为唯一叙事者的连续性，遏制了人类叙事的霸权，让“不受欢迎的”“引退的”物的世界发出声音。人类视角和物的视角交替，把亨利时代的民间故事、J·萨特所处信息网络时代的社会面貌多维度、丰盈地展示了出来。

4.本体书写与非裔民间历史叙事

怀特黑德通过本体书写来表现文本的本体意義，呈现出意义的不确定性。小说正是以此进一步表现美国非裔民间历史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从而颠覆非裔民间历史的主叙事，挖掘非裔民间历史的种族意义。罗列式的文类书写多次对约翰·亨利的故事的真实性进行探讨，表现了历史的复数形式。小说还以信件、新闻报道和戏剧叙事对约翰·亨利的故事提供了多种版本：有些说约翰·亨利是黑人，有些说他是白人；有些说根本就没有蒸汽钻机；有些说他在打败蒸汽机后死于心脏病，还有些说他在山洞里被人吊死。这些罗列式的文类书写内容没有得到统一和解释，向读者展示了非裔民间故事的多样化，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会从多方面表现出来。

关于约翰·亨利故事的真实性，作品利用纪实文学的文类对此进行了探讨。小说用一个章节的内容来讲述黑人民俗学家盖·约翰逊（Guy B. Johnson）对亨利故事进行的实地考证。正如在调查过程中人们会问，“你想知道哪个版本的亨利？我有很多版本的亨利的故事”（162），约翰逊最终没有得到确定的亨利故事版本。约翰逊表达了他的历史观：追求故事的确定性已没有意义，或许唯一确定的事实是没有人能够全面知道整个历史。约翰逊的目的不再是去发掘故事的真实性，而是去追溯不同版本的历史，他认为历史的存在隐藏在不同版本中。怀特黑德不仅把盖·约翰逊作为自己作品的人物，还以约翰逊这位真实的民俗学家的历史观作为自己创作的框架，指出历史是复数的，他试图把官方的历史变成不确定的历史，从而解构唯一的、权威的霸权历史叙事。此外，小说还记录了白人民俗学家里德对约翰·亨利的历史的调查。与约翰逊的观点不同，里德坚持约翰·亨利故事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亨利的故事）正好和人们对黑人的浪漫主义化的形象相吻合”（160），在里德的历史里，他把亨利的故事塑造成了迎合市场口味的“黑人风格”（black style），使亨利的故事变成商品并具有市场吸引力。里德记录的亨利故事是在种族主义的框架下形成，导致历史单一化、种族化和商品化，切断了历史多样性的可能，使历史变得僵化和呆板。怀特黑德把约翰逊和里德的历史观作对比，批判了里德的种族历史观，同时指出民间传说的历史分散在制度界限之外，民间故事可自由传播和变化，因而变得多元化和地方化；历史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一直保持活力和鲜活的生命力。然而，也只有当历史跳出主叙事的框架，它才有这样的活力（Collins， 2013：288）。

作品通过物的叙事视角进一步挖掘了后种族时代的黑人民间历史，批判了后种族时代的历史观。作品从物的视角书写了两类历史纪念物：一类是约翰·亨利雕塑，另一类是大本隧道和墓地。约翰·亨利雕塑被制成礼品放在商店出售，雕塑形象各异，被店主随意定价出卖。这象征着非裔美国民间英雄的纪念物已经商品化，亨利的英雄形象和种族含义在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中被抹杀，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纪念价值被遗忘。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后种族时代，白人主叙事淡化了种族历史，认为种族问题在当今已不存在，怀特黑德借助对亨利雕塑的书写批判了后种族时代的“色盲种族主义”（racial color blindness）。

除了被商品化的亨利雕塑纪念物，小说还书写了纪念物大本隧道和墓地。大本隧道是亨利和蒸汽钻洞机比赛的地方，与亨利雕塑不同，这是一个被人们遗忘的纪念场所。隧道口“一涓溪流从上面流下来，侵蚀了石头和傲慢的人类。修补损伤，这些人类所做的事情，山峰会愈合这些伤口”（320），随着时间的流逝，曾显示人类力量的大本隧道逐渐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与约翰·亨利作为公共纪念物不同，亨利雕塑参与了建构美国白人主导的叙事历史过程，但大本隧道并不具有这样代表美国公共记忆的功能，因而可以视为一个“无意向的物”（Riegl， 1996：72）。它的纪念价值不是由社会建构，也不是由其建造者决定，而是由其物自体来决定。大本隧道摆脱了历史文化的社会建构，具有充分的活力，展示了“物的力量”，对主人公萨特产生了深远影响。萨特来到大山中，在大本隧道旁沉思，感受到“大自然的自发的力量”（375），他似乎回到了自然的原点，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此刻，他作为人类的文化属性被抽空。大本隧道使萨特暂时摆脱了美国白人消费文化的烙印，开始思考亨利故事的意义和自己的人生。同样，山顶约翰·亨利的墓地也是被人们遗忘的地方，然而就是在墓地，萨特和帕米拉开始重新审视黑人屈辱的生活，他们把黑人历史从白人文化主导叙事中剥离开，重新思考黑人牺牲生命的历史价值。墓地是过去和现在相遇的地方，去世的祖先会影响现在，会“打破现在的当前性”（Wenstock，2016：67）。萨特和帕米拉看到墓地便想起了约翰·亨利与蒸汽钻洞机的比赛，开始思考黑人死亡的意义。通常，对黑人死亡的阐释都是在白人历史框架中进行，但帕米拉却把它放置在黑人的历史中来看待，认为亨利是为了黑人美国人的后代而付出生命。萨特在思考墓地的亡者时，也认为“亨利放弃自己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新的东西”（378）。萨特的醒悟表明，他已摆脱白人历史叙事的影响，开始接受他的黑人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一次访谈中曾表达了对奴隶纪念场所缺失的忧思，美国没有公共纪念场所来缅怀曾经的奴隶，她解释说“这里没有地方你我可以去思考或回忆奴隶……，没有地方可以提醒奴隶所走的路程……”（2008：45）。对她来说，纪念物的存在对一个社会去缅怀和记录种族历史是必要的，因为纪念奴隶场所的缺失不仅会抹杀公共记忆中的美国种族暴力历史，而且还会使人们忘记黑人历史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怀特黑德笔下的大本隧道和墓地起到了纪念种族民间历史的功能，它们让帕米拉和萨特回忆起过去，并建构黑人自己的历史。小说通过物的视角对比了商业化、去种族化的纪念物和自然界的纪念物，批判了白人主导叙事框架下对种族历史的抹杀，重新思考黑人屈辱的历史，重新审视黑人死亡的价值以及种族在当代社会的含义，表达出后种族时代的种族意识和种族觉醒。

5.结语

怀特黑德在这部小说中通过本体书写对当代非裔民间历史叙事进了批判反思。本体书写在怀特黑德的其他作品也有所體现，如在《直觉主义者》中，怀特黑德把肤色看作物，使其跳出了种族表征的含义，使种族成为一个存在，因而种族迫害、种族主义等都不能解释作品中升降机为什么坠落，由此借助本体书写批判了社会建构的种族含义。事实上，众多族裔作家在作品中都进行了本体书写，“还原被压制方的创伤记忆，赋予他们力量、话语权和平等地位，书写他们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尹晓霞、唐伟胜，2019：83）。正如萨尔迪瓦所说，21世纪少数族裔作家形成了思辨现实主义联盟（Saldívar， 2013：5），怀特黑德等作家通过本体书写等思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呈现出了一种后种族诗学，对种族历史、“色盲种族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种族政策进行了深度探究和思索。

注释：

① 引自Whitehead（2001）。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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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翟乃海）

收稿日期： 2023-06-26；修改稿，2024-01-02；本刊修订，2024-02-18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21世纪美国非裔小说的非洲未来主义书写研究”（项目编号：GD20XWW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凌敏，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族裔文学。电子邮箱：zhoulingsan@163.com。

引用信息：周凌敏.《约翰·亨利的时代》的本体书写与美国非裔民间历史叙事［J］.山东外语教学，2024，（1）：8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