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旅深度融合范式转换

主持人：白凯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提出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前进方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文旅深度融合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局限于文化和旅游双系统的优化组合范式，在更高层面上直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总路径，从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范式由局域化、松散化、浅层化向全局化、协同化、深层化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为文旅深度融合注入了新内涵和新要求，即深入把握“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遵循统筹协调、和谐共生和开放互鉴的行动思路，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内科学处理“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国内与国际”3类关系，在文旅系统内蓄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文旅深度融合并非纯粹扎根于政策设计和理论思辨，其概念内涵具有深厚的实践发展基础。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快速涌现的本土文化复兴潮流，在最近10年间逐步唤醒了国民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本土文化大觉醒”的新局面。汉服、戏剧、古建等优秀本土文化要素在此期间纷纷走出博物馆和展览馆，通过旅游、休闲、节庆等载体逐步融入当代国民的新文化生活之中。此外，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主体性转向，塑造了“主客一体”的文化关系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研习、体验、传播和运用文化的方式。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内，文化不再被看作是束之高阁、奉若圭臬的“圣物”，而是变为因时因地为我所用的“资源”。诸如“雍正比耶”“唐宫夜宴”等文化活化代表，均是文化利用方式转变的有力佐证。最后，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和深入化发展改变了以观光旅游为主的业态格局，极大增加了旅游产业发展和产品开发的复杂性。作为区域吸引力的核心构成部分，文化毫无疑问地成为旅游业态和产品深度创新的重要工具，从而实现与旅游的深层次融合。

在合理研判文化和旅游迈向深度融合的现实情境，明晰我国文化和旅游要素禀赋、资源优势和历史底蕴的基础上，科学构建集理念变革、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等为一体的文旅深度融合新范式，进而思考文旅深度融合中的文化价值效用和旅游的角色功能，为增强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贡献学界智慧，从而回答新时代背景下“文旅深度融合何以可能、如何深化、前景如何”的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本期6篇笔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旅深度融合范式转换”主题，基于本土特色、时代前沿、现实需求与理论思辨，从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内涵、文旅融合新场景、现实困扰与政策响应、现代信息技术、旅游高质量发展与新安全格局等层面展开讨论，希冀本期观点能启发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关系解读，为中国特色的文旅融合知识体系形成与文化和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解读①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旅深度融合的范式、路径与效能研究”（23AZD051）阶段性成果。

白 凯1，资明贵1，袁祖社2

（1.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710119；2.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2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基础范畴，是一个历时态与共时态并存的“复合”概念。当今社会，频繁使用公共性叙事与关注公共性议题，表明“公共性”已然产生了“问题”，并成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②袁祖社.“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78-84.。西方社会中的公共性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自然法和古罗马的共和思想与公法体系①罗梁波.公共性的本质:共同体协作[J].政治学研究,2022(1):94-105;159.。随后在中世纪被教会国家主导下神权的神圣性所取代，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以资本建构了维护部分人利益的公共政治体系，并描绘出所谓的民主、平等与自由的社会基本原则，公共权力成为粉饰金钱关系与私人行为的工具与手段，因此，常被学者们称为“虚无的公共性”②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3):16-29.。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实践历来强调民生与道德，封建社会时期以君主之权力实现公共性的福祉，通过集权的形式完成公共事务。1949 年后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土地改革到共同富裕，从一贯奉行的走和平发展道路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公共性格局，向世界不断贡献破解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性消解困局的中国智慧，是为“真实的公共性”。究其概念，由于多学科的话语属性，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但都认可其具有公开、平等和实在等特征，产生于特定共同体成员的交互行为与结构性活动，包含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理性、公共交往等丰富内涵。

文化被看作是社会成员掌握和接受的所有才能和惯习的复合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内容，具有价值引导、社会规范和群体聚合等功能；旅游被看作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活动所引起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具有形象优化、文明对话、文化传播等作用，可见文化和旅游本身便具有公共性的特质。解读文化和旅游的公共性，透视文化和旅游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间的联系，有助于讲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中国故事。文化以其历史性与社会性彰显着“公共”的意涵，旅游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见证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演进，并逐渐成为福祉与幸福生活的“公共选择”，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它标志着文旅融合向文旅深度融合的转变，是文化和旅游从“机械融合”转向“有机融合”的必然过程与阶段，更蕴含着理念、价值和内容的深层次融合，意味着文化与旅游公共性的互嵌互补互促。因此，深刻认识并解读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有助于充分领会并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必然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沃土和根基力量。

一、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本体

本体论是人们看待世界的基本观点，讨论“是什么”的问题③樊友猛,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的具身范式[J].旅游学刊,2019,34(11):17-28.。就“什么是公共性”而言，公共性是人类基于理性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状态的描述，是国家整合和社会组织的认知框架和实践方式④罗梁波.公共性的本质:共同体协作[J].政治学研究,2022(1):94-105;159.。公共性的本体体现为：在形式层面，公共性是一种相互协作的社会关系；在技术层面，公共性是具象化的交往与协作方式；在价值层面，公共性是共同的利益与集体意识。那么，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本体是什么？有何特殊之处？文旅深度融合的理论叙事与实践应用需扎根于“国家-社会”的现实场景，本文尝试从社会、国家和人类3 个角度诠释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本体。

首先，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是观照社会公共效益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关注手段、目的不同，价值理性强调手段、目的的正当性与正确的价值指向。文旅深度融合在实践路径上彰显着鲜明的社会公共效益，是价值理性引导下的实践探索。在产业融合层面，以文旅与农业融合为例，农业观光、民俗体验、农事体验等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在乡村地域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在产品融合层面，以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等为旅游吸引力发展的文旅产业，有利于推动区域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服务融合层面，宜居宜业宜游的服务网络建设，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满足了旅游者的休闲娱乐需求，而且给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此外，市场融合、技术融合、资源融合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对社会公共效益的关注。

其次，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是追寻国家共同目标的理念共识。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从制度层面体现了国家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统筹发展，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成为文旅融合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新时期，从全局观来看，旅游强国与文化强国是共同目标。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不断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如以文旅产业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建设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文旅深度融合本身也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新时期，以大局观来看，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是时代共识。文旅深度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文旅产业蕴含的经济属性、教育属性、文化属性、社会属性、生态属性等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相契合。

最后，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是面向人类美好生活的终极价值。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文明从古至今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①颜军.对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深入思考[J].科学社会主义,2020(2):56-64.，是人类文明发展遵循的历史规律，在规划、建构与实现美好生活目标和愿景中，文旅融合的提出与实践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智慧。文旅产业是幸福行业，以满足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需要为愿景。文旅产业是价值媒介，为区域间、国家间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了连接。文旅深度融合本质上是在“国家-社会”的现实场景中实践公共性、创造公共性的过程，从而在价值共识与共同效益累积中促进公共福祉的增值，最终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体

公共性的客体，简言之就是公共性建构的对象。社会领域中，公共性客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描述，包括公共意见和社会事务；经济领域中，公共性客体集中表现为社会化生产格局；政治领域中，公共性客体是权力与权利博弈的国家格局与社会秩序②罗梁波.公共性的本质:共同体协作[J].政治学研究,2022(1):94-105；159.。从公共性的客体拓展到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体，基于文旅深度融合从理念到实践，再到战略的过程，试图从空间载体、实践特征与发展目标3个层面将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体归纳为公共空间、公共交往与公共福祉。进一步聚焦，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客体是一定区域中的文旅互动格局，其具体表达为公共空间、公共交往与公共福祉。

第一，文旅深度融合公共性建构的载体性表达为公共空间。文旅深度融合在空间载体上，既有民俗街、博物馆、书吧等微观空间，也有跨越行政边界共享自然馈赠与社会发展的区域空间，还有现代技术支持下的虚拟空间，文旅空间突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构成了主客共享的公共空间。现实文旅空间集休闲、娱乐、社交、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如城市里的文创艺术馆或乡村中的文化民俗馆，在空间营造中赋予生活美学与地域文化，使之具有独特的美育与疗愈功能，是区别于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公共空间。虚拟文旅空间革新了旅游形式，其理想状态是一个高度自由与高度开放的世界，是一种全新的公共空间，如何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自由而有底线、开放而有边界的公共秩序是未来可能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文旅深度融合公共性建构的实践性表达为公共交往。文旅深度融合在实践特征上注重主体性的共同参与、共同建设与共享发展成果。与生活中交往的私人性不同，文旅深度融合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居民、旅游者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建设，是个体交往向多元主体普遍交往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与方针指引，各类企业提供现代技术与科学规划，高校提供智库支持与理论支撑，居民积极配合与建言献策，旅游者提出诉求与反映问题等，其中的观点交往、技术交往、服务交往、文化交往、信息交往等公共交往实践形成纽带、联结，将各主体联系在一起，建构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命运与共”的文旅深度融合共同体。

第三，文旅深度融合公共性建构的目标性表达为公共福祉。文旅深度融合在发展目标上体现为对公共福祉的重视，源于中国历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其公共性建构逻辑可从个体、区域、国家3 个层面的福祉来加以阐述。在个体层面，文旅深度融合可以让个体在文化浸润与旅游体验中完成自我精神的塑造，在找寻真实的自我中发展自我，提升生活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在区域层面，文旅深度融合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升社会素质与文化水平、优化社会空间与社会审美等。在国家层面，文旅深度融合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上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为提升国民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国家归属感等方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三、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实践

在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语境下，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向世界展现着对人类公共生活合理性和公共生活智慧的不懈追求，力图揭示“公共性”的深刻价值内涵。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实践是基于特定地域空间，以产业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技术融合等为代表的业态互动、主体互动、目标互动的过程或成果，旨在增进人民与国家的公共福祉，蕴含着观照社会公共效益的价值理性、追寻国家共同目标的理念共识与面向人类美好生活的终极价值。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实践作为中国公共性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其中也不乏典型案例，故从中选取两个经典的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实践案例进行简要叙述。

案例1：袁家村的发展与复兴。袁家村是关中文化与乡村旅游结合的优秀范例，从名不见经传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袁家村的集体主义、社区营造、社区治理与内源性发展等逐渐受到学界的青睐，有学者将袁家村发展旅游业以来的阶段称为“公天下”①黄鑫,邹统钎,储德平.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 年纵向案例研究[J].人文地理, 2020, 35(3): 93-103.。袁家村的公共性实践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强化，进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强大凝聚力和人对社区强烈的归属感。具体体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原料的统一采购、统一监测，在分配体系上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社区营造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互助互惠，在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公共社区空间创设方面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袁家村的复兴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与引导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合力协作共建共享的公共性实践。

案例2：西安曲江新区的建设与蝶变。曲江新区从落后郊区到成为西安的“城市名片”，走出了一条“文化立区，旅游兴区”的曲江发展之路。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下，西安城市更新也加速了步伐，随之而来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总体而言，“曲江模式”是以历史文化遗产为根本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福祉的综合建构实践。曲江新区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为基底，打造了一批旅游者熟知的历史文化旅游景区，如大雁塔文化广场、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等，以“唐”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助推了西安文化和旅游的兴盛，带动了西安城南的城市整体更新与发展，使曲江成为城市形象的重要构成与旅游目的地的标识符号。以大唐不夜城为代表的开放性公共空间，成为居民和旅游者休闲娱乐和社会互动的场所，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汇的场域。该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对“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方略的深刻践行，是文旅深度融合的有益且有效的尝试，显现出可喜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公共性效益。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生，第三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3-12-02）

中国化景观社会与文旅融合新场景②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ZD190）阶段性成果。

孙九霞1,2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2.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27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3

在媒介社会背景下，媒介的力量不断塑造新型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也正在重构旅游目的地并改变人们的体验方式。多元力量形塑着景观社会的样貌，并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出诸多新场景。我们该如何解读中国化景观社会的特质？西方景观社会理论在中国情境中有何种解释力和局限性？又该如何理解文旅融合带来的新动力对“场景社会”的塑造？笔者尝试结合景观社会理论、场景理论等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

一、中国化景观社会的特征：一种中国式现代化

景观（spectacle）由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首次被应用于《广岛之恋》的影评之中，进一步发展为景观社会（spectacle society）理论。德波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聚集，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③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 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3.。景观社会延续马克思有关商品社会的思想，提出景观社会概念，旨在剖析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所共同塑造的虚假的、表象化的、消费化的新型社会关系，并进一步推至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在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下，景观社会透露着对资本、技术、意识形态等现代性力量的多角度指摘和反思性批判。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是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既发挥了自身文化优势，又保持了文化独立性和多样性。因此，除了技术理性和意识形态双重逻辑之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下，尚且存在第三重逻辑——基于中国媒介社会和社交媒体实践的底层逻辑。这一底层逻辑生发自纷繁复杂且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呈现出一幅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化景观社会图景，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态。在中国化的景观社会中，信息的传播权力被下放至寻常百姓，催生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景观社会，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典型特征。

1.“有主体”且“草根化”的景观社会

从个体层面来看，多元化的媒介平台为不同群体提供了纷繁复杂的影像信息，建构出与现实世界交融的媒介世界。现实世界与媒介世界既非完全脱节，亦非“真-伪”二元对立。相反，在中国化景观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同时嵌套在虚实世界之中。德波和凯尔纳等批判学派认为现代人在媒体现实面前变得麻木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某些非真实现状①刘扬.景观社会的媒介立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67-173.，是“无主体”的世界，景观社会创造并满足着现代人的异化需求。事实上，个体与媒介处于互依互构的关系之中。一方面，个体创造和生产着媒介内容，赋予媒介特定的意义和属性；另一方面，媒介干预和重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赋予个体以无形权力。在“人人都是生产者，人人都是使用者”的媒介社会中，媒介资本的易得性和可积累性为个体平等赋权和主体性塑造创造了更多可能。这一点在遍在性的电商、直播秀场、平台等场域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 年抖音的兴起极速推进了大众化的旅游内容创作，迎来短视频的井喷式增长。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媒介赋权于草根型的普通用户，打破了名人精英垄断图像内容生产的不均衡结构。与此同时，个体生产媒介内容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更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制于资本支配的一般民众的被动局面。

2.迈向“审美”与“真实”的景观社会

从社会层面来看，随着文化消费增长、品质化消费崛起，文化元素越来越融入日常生活，营造出消费社会的新场景。场景营造日趋成为一种新风尚，同时泛审美化趋势也日益明显，高品质的日常生活景观得以再生产。在媒介社会背景下，高品质、审美化的文化场景诱使个体主动呈现和分享日常生活，不断生产媒介内容，带动了社会生活的“烟火气”与自我日常的本真性回归。具体而言，一方面，现代城市中逐渐消失的“附近”，转而以城市露营、city walk（城市漫步）、菜市场旅游等充满烟火气的新形式回归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现代乡村也日渐借助“线上社区”与短视频等媒介再现乡村“非表征的日常生活”。尽管资本支配制造的异化景观和表象世界无法避免，但媒介社会下却再也无法剥夺底层民众制造媒介化景观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相反，正如“中国瑜伽村”老人在网络上的出圈，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在媒介平台上主动展演日常生活，实现了日常生活在虚实双重场景中的叠加。

二、中国化景观社会中的文旅融合：文旅场景的创新

景观是媒介社会的本质，中国化景观社会体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中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文化、媒介与人的纯粹关联，而是将媒介的生产性与消费性同时嵌构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相对于商品社会与消费社会带来的异化、物化与景观霸权，文旅融合调和着上述“社会发展”的无主体性、拟真性和非对话性。尤其是随着中国休闲度假时代到来，新的旅游需求和消费业态持续跃升，技术手段不断更新，媒介正在制造新型的旅游景观。在此背景下，文旅融合逐渐演化成一道人文景观，这种迭代演化的趋势形塑出了愈加多元的文旅融合场景。

1.文化消费推动生产与消费的场景融合

文化消费增长呼唤文化活动和舒适物的强力供给，创造了场景塑造的新需求，同时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文化动力。场景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和物化的资本力量，在主体、活动、设施供给和聚集的不断循环中发展而成，并依据主体、活动和设施的不同组合将旅游目的地切分为差异化的场景。这些连绵不绝的场景延长和丰富了游客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体验与消费。如西安大唐不夜城作为典型的夜间文化消费街区，虽是一条仅有2.1 km 的步行街，但街区内部不断迭代升级的文化场景为游客制造了丰富多元的互动体验可能性。文化场景吸引游客融入消费空间，塑造着该空间特定的文化风格，而这恰恰又成为文旅融合的根本所在。

2.品质化生活方式驱动美学场景塑造

对品质化生活方式的追求推动文旅场域的场景营造逐渐走向美学范畴，从而实现对游客的吸引和集聚。李泽厚指出，“人们要游历，要观赏自然美，要游玩在大自然中，人们要美化生活，从外表到内心，都希望符合美的要求”②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16.。目的地的舒适物风格体现出人们对于特定生活方式的追求。一个充分发展的文旅场景不仅能为居民带来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动力，也能“形塑”居民的生活方式。当下大量舒适物移民、生活风格移民或生活方式移民出于对品质化和审美化生活方式的追求，而在云南大理、广西阳朔等地集聚，营造了全新的文旅融合场景和社会融合局面，同时赋予旅游目的地生活方式移民一种新的地方文化情境。

3.文旅融合场景日趋成为一种新“界面”

媒介社会中，个体无法脱离媒介而存在，其闲暇、娱乐、生活在时间、空间维度上均受到媒介的解构和重组。现实空间和媒介空间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同时使得游客体验方式以及人地关系发生变化。数字媒介和新媒体消除了面对面交往与中介交往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场景出现。因此，当游客沉浸在文旅融合场景之时，也会通过摄影摄像或实时的动态交互而即时性生成“线上文旅场景”，使文旅场景转变为一个动态的界面空间。如正在阳朔观看《印象·刘三姐》演出的某位游客同步与家中亲人连接视频，使得具身体验的场景空间叠加了媒介空间，同时旅游体验时间也被叠加以媒介属性，游客的“具身时间-场景空间”与“媒介时间-体验空间”共同交织并建构了独特的景观社会。

三、结束语：景观社会与场景社会叠加的旅游现代性

尽管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具有较强的批判性，但也必须承认，该理论有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对当今社会现象尤其是剧烈演化的中国媒介社会的解释力受到限制。继德波之后，凯尔纳基于美国本土的理论素材对“景观社会”进行去语境化理解，将其奇观本身看作各种话语冲突的场域，提出“媒体奇观理论”①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9-21.。有别于凯尔纳的去语境化理解，在中国化的景观社会中，鉴于从经验个案到宏大叙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需要对“景观社会”进行再语境化理解，并结合文旅融合的新动力，辨析中国本土化的场景社会及理论方向。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克拉克正式提出场景理论，从文化动力角度打开了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思路②丹尼尔·亚伦·西尔,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祁述裕, 吴军, 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4.，其认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促成了场景的形成，并且城市公共政策与场景之间相互塑造。然而，当前旅游学界有关景观社会、场景理论的讨论尚且不多。笔者认为，学界有必要立足于中国化的景观社会图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延续景观社会、消费社会、媒体奇观等学术脉络的同时，将“景观”转向建构性视角，构建场景社会理论。在整合舒适物、生活方式、生活美学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从文化动力出发，为文旅融合场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另一方面为当下尚未形成定调的旅游媒介文化研究奠定思想基础。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3-12-02）

文旅深度融合的现实困扰与政策响应

戴俊骋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经济研究院，北京102206）

199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的文件《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意见》，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将文化和旅游联系到了一起，其后，国家在文化和旅游融合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③宋子千.从国家政策看文化和旅游的关系[J].旅游学刊,2019,34(4):5-7.。2018年2月，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融合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从业界到学界开始真正关注文化和旅游融合。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审视当前文旅融合的发展实践，文化和旅游融合初见成效，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均有所呈现，但面对统计、科技、资本、空间、人才等现实瓶颈，单纯依靠文化和旅游部门及参与主体自身无法轻易解决，要在更大范围寻求统筹合作，从现有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文旅融合”向更广范畴、更多主体、更深层度的“文旅深度融合”切实迈进。

一、统计标准之惑

从统计分类标准来看，当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分别按照《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和《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进行统计，两个统计分类中有部分是交叉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中的文化娱乐休闲服务中，包括旅游产业范畴的娱乐服务、景区游览服务、休闲观光游览服务等；《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中包括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等其他旅游游览，文艺表演旅游服务、表演场所旅游服务、旅游室内娱乐服务等旅游文化娱乐等。现有两个标准中存在指向同一对象却存在不同表述的情形，对于文化和旅游融合领域的统计标准和口径缺乏规范。且缘于2000 年至今各部门各地发展实践过程中关于“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表述形成的路径依赖，即使中宣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18〕58 号）后，不少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文件中仍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统计领域部分指标存在“纵向不可加，横向不可比”的问题。

笔者建议，一是加强与统计部门沟通，加快出台新版文化及相关产业和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统计标准，方法上可以考虑文化和旅游领域依然分别进行统计，也可以考虑制定相对统一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统计标准，但都需要充分吸收近几年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实践，加强两个领域的对标对表，规范统计标准口径。二是继续强化从国家到地方统计标准的统一，不仅是进一步厘清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内涵和边界，还包括对“文化娱乐及教育消费”“旅游消费”“游客旅游花费”“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等类似指标的统合，让不同尺度的地方统计数据之间真正可比。三是强调大数据与传统统计方法相辅相成，加强抽样调查力度，特别对于文化和旅游融合领域加强统计研究，扩大融合领域的统计抽样调查样本量和大数据技术手段介入，优化大数据处理和建模方式，实现对文旅融合的有效刻画和测度。

二、科技赋能之惑

科技是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重要抓手，正深刻地影响着从创作生产、内容传输到消费体系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全链条环节，也对传统文化和旅游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科技企业依托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5G、8K 技术将文化和旅游主体变成落地的场景，文化和旅游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容易成为科技企业的附庸。其中，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AIGC）带来的版权问题对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冲击最为明显，目前文旅融合最为重要的模式是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生成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的创新创意路径，如果知识产权存在争议，则会对转化利用产生负面影响。2023 年8 月15日起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涉及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尽管文化和旅游部并未参与，但政策中提及“国家对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从事新闻出版、影视制作、文艺创作等活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于最为敏感的文化内容生成领域显然会有专门的规定。同时，国家大数据体系建设如火如荼，已经成为贯通串联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核心纽带。从产业链角度看，上游经过采集、清洗、确权后的各类优质文化版权，通过交易流通，在下游的各类文化和旅游运营主体中得到落地转化。目前推进过程中的挑战还是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孤岛”依然存在，文化领域较为明显。一方面，文化和旅游产业涉及宣传、文旅、广电、文物等部门系统，即使在国家统计局内部也分属贸易外经统计司（旅游）、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两个不同部门。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遗产收藏于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不同机构分享数据的意愿不足，即使某些领域进行了数据整合共享，但也只是形式整合共享、部分整合共享和片面整合共享①袁刚,温圣军,赵晶晶,等.政务数据资源整合共享:需求、困境与关键进路[J].电子政务,2020(10):109-116.。

笔者建议，一是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企业主体能动性，自设研发机构或与科技企业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围绕文旅融合的各类应用场景，推动适用技术迭代和产品创新，打造数智文旅沉浸式体验空间。二是对于新技术还是要秉持包容审慎的态度，保证发展和安全并重。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待新闻出版、影视制作、文艺创作领域的专项规定出台后，推动相关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公共文化机构、有关专业机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数据资源建设、转化应用、风险防范等方面展开充分协作。三是积极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国家数据局协调统筹、形成合力，切实推进全国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建设全国性的文化和旅游数据交易市场，覆盖登记、挂牌、交易、交付、清结算和凭证发放6大业务环节，打通文旅深度融合的数据瓶颈。

三、资本进入之惑

2012 年，文化部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文产发〔2012〕17号），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确定了民间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投向框架。2023 年11 月初出台的《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3〕115 号），及其附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的特许经营新建（含改扩建）项目清单（2023 年版）》中明确了应由民营企业独资或控股的项目包括旅游农业、休闲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和旅游公共服务项目。但对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仍然遵循《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 号），在文旅融合背景下，非公有资本在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域仍有市场准入壁垒，“能进的不想进，想进的不让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深度融合”的积极性。而以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代表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由于涉及的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采取全额财政拨款，即使占据相对优质的文化资源，也缺乏开展经营活动的积极主动性。如开发和经营文创产品时，在知识产权授权与保护、账务处理与分配使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由于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投资普遍回收周期长，且文化无形资产估值仍缺乏标准，不同主体营收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也尚不完善，在文化旅游融合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方面仍缺乏操作细则。

笔者建议，一是结合最新文件精神，加快对《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文旅产业发〔2018〕96 号）的修订，专设文旅融合类PPP项目操作细则，从项目识别、立项、投标、建设、运营及调整建议、争端解决等各个环节，进行政策具体实施细节的解释、指导和把控。二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针对国有文化单位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坚持“双效统一”，明确实施细则，探索PPP 与特色IP 特许经营相结合的模式，鼓励设计入股、融资租赁等各类模式创新，突破传统发展思路，将国有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切实拓展为文旅深度融合的试验田，在文创产品开发经营基础上谋求更为多元的运营模式。三是建立健全更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体系点，鼓励和支持文旅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从2010年开始，因为农村改造工程自身的持续发展，试点范围也开始不断扩大到西部地区。我国的资金补助也在持续地提高，农户危房改造所得到的补贴金额也在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各省市地区使用在农村危房改造的资金基本上都是与中央资金进行配套而形成的。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提供的补助资金也远远超出了中央所给予的补助资金，在当前农村危房进行改造过程中，地方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财政资金，并且将这些资金使用在农村危房的改造上，使当前我国农村危房改造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

四、空间利用之惑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景区、度假区、主题公园、动漫基地、艺术园区、文创园区、休闲街区、文旅特色镇（乡）等空间形态愈发多元。国家对此在各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休闲街区、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乡村旅游重点镇（乡）评定中都完善了文旅融合的相关评定指标，但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重旅轻文”“重产消轻文化”，将文化窄化为品牌打造或文创业态活动，未发挥文化对空间的真正赋能作用。且在用地类型上，目前的《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号）明确了专门的文化用地和娱乐康体用地，文化用地明确为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娱乐康体用地明确为各类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前者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后者为商业服务业用地，使得文旅融合在用地规划中就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与商业服务间的利用壁垒。在推进过程中，工业用地上老旧厂房改造利用仍为目前产业发展的空间常态，尽管从国家到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但土地性质转变难、改造空间注册难、部门合规审批手续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土地性质制约的现象，如容积率低、限高、建筑形态限制等问题仍然是文旅融合项目发展的阻力。乡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文旅产业，前期可能会面临长期租赁或购买村民院落的纠纷，后期将面临集体建设用地引进非集体所有制企业过程中的政策障碍。

笔者建议，一是加强与自然资源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统筹协调，在现有各类文化和旅游发展空间政策中有关土地保障政策基础上，针对各类文旅空间出台系统的土地使用导则。二是针对文旅引导型的城市更新利用项目出台相应的文化和旅游综合利用实施细则，定期由国家出台典型经验做法，为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提供指导和参照。三是在文旅空间运营过程中，避免文化“有而不用”，不是说明该空间是否有文化，而是要突出该文化被真正转化利用，让文化真正贯穿在整个空间的建设运营过程中，应用到空间环境整治、业态设计、服务提供和管理提升的全链条。

五、人才培养之惑

目前，不少高校在旅游管理专业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中均分别设置了“文化旅游”相关方向，并在课程体系建设上体现了融合的特征，两大专业的教学科研交流也日渐频繁。但受制于类型技术基础上的专业分工思路，实践中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蓬勃需求在专业设置上并未得到充分响应①明琰,傅才武.“新文科”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的困境与出路[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4(1):31-43.。两个专业学科培养层级制约了学科融合发展的自主性。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两个专业并未出现在同一级学科目录，旅游管理类（1209）与工商管理类同为二级目录，文化产业管理专业（120210）则为工商管理类下的三级目录。此外，还呈现出专业设置“倒挂”的现象，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践层面，文化产业范畴更大，但专业目录层级却较低。在原《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颁布，2018 年修订）基础上编制形成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中，仍然仅有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1254）可以授予，文旅融合也未在“交叉学科门类”得到充分体现。数字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目前仍然在试点阶段，亟待在更大范围推广。

笔者建议，一是与教育部门加强沟通，以“任务带学科”，在文旅融合发展实践急需领域进行教学探索，从文旅空间运营、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数字文创、旅游演艺、文博创意开发、文旅小镇建设、节庆活动、民族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等社会迫切需求的方向优先切入，在文化和旅游一级学科目录上寻求突破。二是在“新文科”建设模式下，继续深化和扩大数字文化产业专业硕士试点，探索管理学、艺术学、信息科学多学科融合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迫切需要利用国家设立“交叉学科门类”之契机，突破类型技术基础上的专业分工思路，增设文化与旅游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人才动能。

（作者系该院副院长，教授；收稿日期：2023-12-03）

现代信息技术与文旅融合新途径

李 渊，梁嘉祺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5

自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学界、业界的共识。在供给侧，现代信息技术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内驱力，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目标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得到探索与实践。在需求端，文化与旅游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体验质量、消费价值等有了更高要求，旅游目的地面临着更复杂的规划管理、行为调控、市场营销等。2023 年11 月1 日发布的《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 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智慧旅游发展，培育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新场景”“推动科技赋能旅游，进一步推进新技术在旅游场景广泛应用，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大力推动博物馆等文博场馆数字化发展”“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市场动态监测和数据科学治理”等。可见，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资源的数字管理与阐释、旅游行为的动态监测与调控、融合成效的智能评估与优化方面具有较大的现实需求。文化和旅游既要实现理念、职能、资源和业态的深度融合，更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文旅融合的新途径，实现文化和旅游的技术融合。

一、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管理与阐释

在文旅融合过程中，文化资源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塑造旅游产业，包括文化本身作为旅游吸引物的资源转化，文化活动作为体验内容的业态转化，文化作品赋能旅游目的地的产品转化等；其实质是文化资源面向旅游者的再生产与再创造。旅游作为展现文化活动、现象、内容的特殊形式而成为文化表征的载体、文化传播的媒介和文化外延的渠道。因此，文化资源是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资源的管理应当更加准确、高效，文化资源经由旅游的展现方式应当更加多维、多元。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多种技术实现。在城市及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无人机低空遥感、地面雷达遥感、卫星高空遥感等遥感技术与倾斜摄影等测绘技术提供了大尺度、高精度的物质空间测量，并经由扫描、绘制实现数字存储与可视化。此外，实景三维技术能够基于真实场景的三维扫描，将一定尺度范围内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以数字形式进行时序化、立体化、动态化表达，形成基于实景的三维数字环境。这类技术为历史城镇、文化名城、传统村落等文化空间物质形态的数字化存储与保护提供了途径。在景区及建筑单体尺度，借助三维地理信息系统（3 Dimension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3D GIS）、三维激光 点云（3 Dimensions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3D LiDAR）、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BIM）、遗产建筑信息模型（heritag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HBIM）等技术能够实现空间及其要素的精细化建模与数字化管理。结合测绘与数字化建模、现代化管理系统与互联网技术，旅游目的地得以在全域旅游、城市旅游、景区旅游等不同尺度进行管理与运营实践，例如杭州市智慧文旅服务平台、丽江古城“智慧小镇”、故宫博物院“智慧开放”项目等。对于遗产、遗址、遗迹、文物等具有保护要求的文化资源，数字化建模使已损毁、已消失的历史场景得以复原、再现和保存，使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内涵、保存形式的文物资源能够在统一的数据库中进行存储与展示，例如长城虚拟修复、云游敦煌、数字器库等，旅游者借助网页、App、小程序、穿戴设备等得以观赏和体验。

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阐释方式上，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基于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创造的信息空间。信息空间为传统技艺、表演艺术、民风民俗、历史事件等非实体文化资源提供了多维度、多元化的阐释方式。例如在实景再现或自主创造的虚拟环境中，虚拟旅游使人物、事件、技能等与文化资源相关的构成要素得以相互组合，呈现具有特定社会属性的民俗活动、特定时空情境的历史事件等，为旅游者提供沉浸式的数字文化空间。在这类特殊的文化空间中，旅游者与文化资源的交互存在更多可能性。例如结合“剧本杀”“幻影秀”“全感剧场”等新兴的旅游方式，旅游者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扮演某个特定历史人物、亲历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活动，或通过与虚拟人物的交互获得与文化资源相关的信息。此外，文化旅游目的地还可借助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实现文学内容的景观实体化。

二、旅游行为的精细化监测与调控

文旅融合创造了主客体关系的新模式，文化客体与旅游主体间通过旅游行为相互连接进而实现深度融合。旅游者行为不仅是“人-地”交互的动态结果，也是“人-人”交互的动态过程。从他者视角，旅游者的行为包括可被观察的（如足迹、动作、表情等）和不可被观察的（如情感、知觉、认知等）。从旅游者的自我觉察角度，旅游者行为包括有意识的（如决策、购买、语言等）和无意识的（如汗液分泌、血氧变化、神经活动等）。这类可观察的、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旅游者的外显行为，而不可被观察的、无意识的行为则是内隐行为。外显行为中，旅游者的时空足迹受到广泛关注，旅游流的监测也是目的地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传统研究通过行为观察法从他者视角进行测量或由旅游者绘制认知地图进行自我报告。随着高精度卫星导航数据和面向个体位置大数据的兴起，基于数字足迹的旅游者行为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手持定位设备、户外运动软件、地理大数据服务平台、手机信令、WiFi等为获取精确的足迹行为提供了多种数据源，GIS技术、计量模型、仿真模拟等能够辅助解决行为模式、选择偏好、人流模拟等多种决策分析。

然而，个体行为发生是一个时空动态过程，单一的时空足迹无法解释行为发生的信息获取、认知加工、行为决策等微观过程。对于行为中的内隐部分，传统方法借助问卷量表、图示等由旅游者进行自我报告，从而获取旅游者的情感、认知结果等有意识的心理评价，但这种方法难免具有主观性。随着以眼动仪为代表的人因实验设备的轻量化、便捷化，微观行为数据可获取性得到提升。眼动、脑电、皮电等生理监测技术使行为发生前、中、后的神经生理活动得以被识别、监测和分析，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为生理指标分析提供解释，两者结合的认知神经科学及其在旅游中的技术应用推动了旅游者行为从外显规律到内隐特征的微观量化。在方法上，结合眼动、脑电、皮肤电等人因数据和传统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这类方法兼顾了客观生理的数据统计和主观认知的信息获取，为探究外显行为与内隐感知的相互联系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文化体验的核心是“沉浸”与“唤醒”，文旅融合的前提不仅是旅游目的地对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多元阐释，而且取决于旅游者个体对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等信息的感知与价值的认知。旅游目的地对文化资源的阐释方式如果无法激发旅游者的感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其所形成的文旅装置就缺乏“唤醒”功能，难以实现“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长远目标。然而，当前旅游行为中的文化感知主要通过旅游形象、品牌、景观等媒介进行测度与评价，大多沿用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文旅产品及旅游地内含的文化属性、特征、氛围、意义、价值等如何被感知仍然缺乏精确的微观量化，文化感知的神经生理机制、认知心理评价与行为决策过程有待探究。

三、文旅融合的智能化评估与优化

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推动供给侧改革，更需要关注需求端的满足。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文旅融合的成效、文旅市场的动态监管和数据科学治理、旅游者对文旅融合新做法的态度与评价等，都需要进行智能化的评估。传统评估方法包括借助问卷测量满意度、体验感、文化认同感等，或借助访谈和民族志等方法深入了解旅游者对文旅融合的主观感受与评价。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提供了旅游者自主报告的开放平台，旅游者们通过多种网络社区或线上服务平台发表与旅游经历、体验相关的文字、照片、视频等内容，形成了丰富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UGC 数据提供了大量的、多类型的文化资源对象、旅游者行为数据和主观评价内容，对这类数据的动态监测与分析使当地政府、目的地管理方、旅游产品供应方等多方主体能够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对当前提供的文旅融合产品与服务进行智能评估，快速识别供需间的突出矛盾并提出解决方案。

对于评估结果的优化，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多种科学模拟方案。一方面，基于现有足迹行为数据，可以结合仿真模型进行模拟预测。例如在人流监测与调控方面，当人流超过预警值或在某个区域内出现了过度拥挤时，借助多代理人模拟等方法模型可以预测调控后的人流分布，从而高效确定最佳调控方案。另一方面，基于网络文本、摄影图像等大数据可以高效获取旅游者感兴趣的内容、满意的产品与服务、不满或需要改进的对象等；同时，结合消费数据可以评估正向反馈所能提供的经济收益或负面影响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以此类数据组合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或仿真模型可以量化效益值，找到投入产出比和效益最佳的优化方案。此外，结合行为偏好分析方法与虚拟仿真实验，旅游者可以自主选择个体偏好的空间场景或做出行为决策，从而得到旅游者需求角度的多种优化方案，并预知优化后的效益。这类实验可以同时结合眼动追踪、生理测量等人因实验设备和问卷量表、深度访谈等对旅游者的体验过程、生理心理反馈、主观感受进行测量，更微观、精确地理解旅游者的行为决策过程与偏好成因，明晰行为的发生机制。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AIGC）的大量涌现，从DALL-E 2、Stable Diffusion 等AI 图像生成模型，到以ChatGPT 为代表的智能对话，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实现从感知内容到生成内容。在建筑、规划、艺术等领域，AIGC 作为创作辅助工具，形成了人机智能协同创作的新模式。在文旅融合语境下，AIGC 可以支持多类型数据和信息的转换（例如UGC数据中旅游者需求的理解和信息转换），实现旅游规划、体验设计、营销方案等的自动生成，空间模型、计量模型等的快速创建，为文旅融合的智能评估与优化提供新的技术工具和方法。然而，在使用中也必须正视AIGC 的工作原理；生成式AI借助深度学习从海量数据中生成大模型，这意味着它的生成方式是基于数据的，生成结果取决于使用者给予的训练数据。此外，文旅融合中“文”的部分往往存在难以量化的要素，文化的体验和解读常常因人而异，生成式AI的理解和表达不一定适用。以诗词为例，AIGC 的创作主要基于字词的释义、句子的组合方式、语言的风格等，特定的历史背景、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人物性格、创作目的等需要通过一定的指令去预设，这就依赖指令方的经验而具有主观性。

四、总结与展望

随着Y 世代、Z 世代和α 世代的消费群体代际更迭，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信息空间的三元空间格局边界弱化，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交叠。新时代下的文化资源阐释需要以更开放、更包容的视角开展多样化创新，旅游目的地所创造的三元空间应当提供情感绵延和时空想象，从而“唤醒”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并借助旅游者的跨区域流动促进文化传播。文化是文旅融合的灵魂，旅游是文旅融合的载体，技术是促进文旅融合的辅助工具。评估文旅融合的成效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保障文化的真实性、准确性、可持续性。任何新技术的应用与模式的创新，都应批判与包容并存、探索与反思共进。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23-12-02）

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的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研究①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旅游减贫与传统村落文化振兴的耦合路径研究”（19BSH154）阶段性成果。

李柏文1，郭 凌2

（1.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102200；2.四川农业大学商旅学院，四川成都611830）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即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在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开展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既是创新旅游新知识的必然使命，也是旅游研究与行业发展响应国家战略的主动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研究的价值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仅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同时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22-10-17（002）.。中国式现代化为旅游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遇并提供了价值导向，具体呈现在5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巨大的人口基数为旅游业提供强大的市场潜力①王兆峰,王金伟,王梓瑛,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与科学议题[J].旅游导刊,2023,7(1):1-18.，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的旅游高质量发展应满足大众旅游的切实需求。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了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为民”方向，蕴含了通过旅游发展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共享旅游发展成果的价值追求。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指引了旅游高质量发展应当加大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通过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的幸福感、满足感，实现物质与精神“双丰收”。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了在绿色发展观念下，旅游高质量发展将转向高效、节能和环保的新型文旅产业，从而具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优势。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则是要求旅游高质量发展要“挖掘中国传统、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国际合作与海外推广，肩负“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的使命担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旅游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时代机遇。

二、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多重研究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为旅游研究者提供了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视角，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旅游高质量发展既要遵循旅游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兼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第一，在政治维度上要“坚持党的领导”。旅游产业有条件全面发挥对经济增收、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带动作用，助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现。第二，在经济维度上追求“两个高度发达”。生产力与经济的高度发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②郭熙保.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质与量高度统一的发展[J].经济评论,2022(6):18-20.。旅游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有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收入分配正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具有智慧技术赋能、科技创新推动等支撑，并通过推动国家经济总量与个体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努力推动生产力与经济的高度发达。第三，在游客维度上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立足点”，也是落脚点。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应把握游客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旅游成果的主体地位，应尊重人民群众创造性利用自然、文化、数字等文旅资源的各类成果。第四，在旅游生态系统构建的维度上达到“两个平衡”。旅游高质量发展既要平衡好政府、企业、社区、游客等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还需平衡好旅游产业内部，及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关系。第五，从文化的维度上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即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③李捷.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J].人民论坛,2022(20):56-60.，明确了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新方向。此外，还有社会的维度、生态的维度等众多研究维度可以开发。

三、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的战略，旅游产业则是通过具体行业实践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由于对中国式现代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归属于不同学科领域及其交叉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应把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目标，把旅游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主题，积极开展理论探索与创新④张鹏杨,王艾妩.国内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进展与热点前沿——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21,33(5):1-7.，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1.理论研究架构

理论研究一般遵循“概念界定-学理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总体思路。为此，中国式现代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研究主要包含以下4个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质量发展基础概念界定。对旅游现代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旅游共富、旅游和平、旅游文明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形成特定的概念体系。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学理研究。包括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模式、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等。三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通过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供可验证的客观数据与经验证据，证实学理研究。宏观层面可建立评估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通过面板数据测评国内各省域，以及中部、西部、东部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水平，并进行归类分析，寻找影响区域差异的关键性因素。微观层面可选择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地，从微观层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宝贵经验模式、可推广模式以及预测未来方向。四是政策保障研究。针对实证研究所呈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不足与未来方向，政府应当侧重在顶层设计上明确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战略、方针。同时，在关键性政策设计中，围绕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培育、金融风险防控、人才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与智慧体系应用等关键性问题，设计支撑政策，实现产业政策的落地。

2.产出一批本土思想与经典理论

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的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力争产生一批本土原创的中国特色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思想与经典理论，诸如在以下几个理论方向努力有所突破。

1）“旅游共富”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本土思想。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积极探索“旅游共富”①李佳霖.浙江宁波江北区探索“旅游共富”[N].中国文化报.2023-08-30(002).，并在《宁波市乡村旅游助力共同富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甬文广旅发〔2022〕83 号）、《宁波市乡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指南》（甬文广旅发〔2023〕106 号）的指引下，建设成一批乡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区、示范村，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乡村农文旅融合与旅游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旅游共富”即以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是旅游业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总路径的积极思考与回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孕育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也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首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享性”提出了硬性要求。其次，中国旅游业漫长历史发展中孕育了通过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思想。再次，旅游本身具备富民惠民功能、产业带动功能、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平衡功能等，因此旅游天然就具有人民共富、产业共富、城乡共富和区域共富等多重共富方式和渠道。可见，“旅游共富”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组成部分，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未来可在“旅游共富”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构建出本土理论体系。

2）平台经济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根基，2023 年5 月5 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了融合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旅游的融合面广，融合程度深，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少有产业像旅游产业这样具有兼容性和包容性，旅游通过“+旅游”“旅游+”“文旅+”等模式，与农业、制造业、文化产业的交叉融合，带动人才链、资金链等要素的跨产业融合，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之间、上中下游的企业之间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助力打造内部联系紧密、外部功能互补的现代化产业平台。在旅游过程中还会产生融合创新效应，并为其他产业创新新需求、提出新要求、创新新产品、创新新场景等。因此，旅游就像线下的“互联网”为众多产业提供了发展的新流量、新机遇和新平台，为此平台经济应该成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所在。

3）可持续发展是旅游高质量发展支撑性理论。众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单维度的，比如生态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等，但旅游可持续是多维度的、系统化的和全面性的，它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涵盖环境、资源以及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持续发展。可见，可持续发展在旅游领域来说具有独特性，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也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旅游高质量发展代表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方式。一方面，旅游业通过绿色发展降低资源消耗与发展成本，并促进餐饮、酒店、交通、娱乐、商业等关联产业绿色化发展，为我国绿色经济建设持续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旅游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循环，并通过“旅游+”和“+旅游”等综合带动作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社区等主体增加收入，推动个体、地区以及全社会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该成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性理论②唐任伍,徐道明.新时代高质量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和路径[J].旅游学刊,2018,33(10):11-13.。

总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实践指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承载了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还肩负着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求的重要使命。旅游产业发展任重道远，只有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背景、新内涵，抓住时代机遇、关键问题、聚焦科学问题，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凝聚思想动能、贡献智慧力量。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第二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收稿日期：2023-12-02）

中国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③本研究受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教师系列“中国公益旅游救援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施路径”（20XYJS011）资助。

翟向坤1，蔡克信2

（1.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100048；2.四川农业大学商旅学院，四川成都611830）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1.007

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年里，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取得了瞩目成绩。2023 年旅游业更是进入全面强复苏的新阶段，中秋节、国庆节假期8 天，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按可比数据口径，国内旅游出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已超过了2019 年同期。然而，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亦随之而来，增加并放大了安全隐患与风险威胁的复杂性，也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挑战。立足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增强旅游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最大限度地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追求旅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同步同频，已经成为旅游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共识。这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理念的有力践行，也是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及时响应。相应地，这也要求在理论上围绕中国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在实践中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构建强大安全保障体系，顺应旅游产业链能力现代化的规范提升与持续发展。

一、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深刻诠释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旅游高质量发展中应包含的安全内涵提出新要求，同时回顾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旅游业所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等问题，本质上是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安全性问题的具体表现。这就要求中国旅游业把安全作为根本旨归，把发展视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切实路径。总体而言，发展与安全已成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翼”，进而与国家推进新安全格局的重大战略形成呼应。为确保旅游产业体系的安全和韧性，中国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来保障其正常运行。这是通过确保夯实旅游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旅游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石，对旅游产业体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引发旅游产品提升“量变”与旅游质量提高的“质变”，催生出对建设旅游安全治理体系和实现安全保障的新需求，这都需要研究者予以理论的回应。

二、中国式新安全格局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现阶段，以中国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5个方面的新要求。第一，要求坚持党对旅游安全保障的绝对领导。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在党，要坚持党对旅游业发展，尤其是对旅游安全保障的绝对领导，以党领导下的系统思维、全局性谋划，汇聚起统筹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保障的强大耦合力。第二，要求清晰认知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环境。国际形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和快速演变，使得中国旅游高质量发展长期面临国际关系不稳定、局势动荡、地缘政治紧张的新风险，加之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存、改革稳定任务繁重的新挑战，使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第三，要把安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一理念强调了在新的安全格局下，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也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基础，需要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地管理旅游业，创造一个安全可靠、高质量的旅游环境，确保旅游业的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实现相互促进。第四，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包括要科学研判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提前甄别安全风险的不同类别，构建旅游安全综合治理的责任与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旅游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旅游安全宣导与应急体系，以高度责任感与执行力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维护旅游发展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后，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安全的问题。如今人们的需求已经从强调物质文化的增长，升级为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生活的需求。这就要求加大旅游发展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繁荣发展大众旅游，推动旅游业更深地融入国家战略体系。同时，也要抓住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及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重大机会，通过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战略对接、政策互动、制度兼容等多种路径，建立起旅游高质量发展“大安全”的“大格局”。

三、中国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式新安全格局下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点多面广的系统性工程。鉴于此，必须树立科学的思维，探索中国式新安全格局保障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安全提供切实保障。

1.构建旅游安全综合治理的责任体系，健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布局

通过加紧建立旅游安全综合治理的责任体系，实现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创造更安全稳定的旅游环境。首要之举是在国家层面确立专门的旅游安全领导机制，以统筹引领全面的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还应把涉及旅游业的不同职能部门纳入国家旅游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建设中，明晰各部门在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安全职责，有助于确保游客安全、稳定行业秩序、保障民生福祉。该路径也将有助于促进各相关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实现行政管理层面更高效的旅游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布局，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可靠支撑。

2.建立完善的旅游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在宏观层面，通过国际合作、跨部门合作及跨地区合作，形成一致的风险监测标准和指标；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汇集各国的监测数据和信息，建立跨国家、跨部门参与的旅游风险监测平台。在微观层面，要明确不同路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旅游景区、行业协会、酒店、旅行社等）在旅游安全预警中的具体任务和内容，根据各自的职能和责任，承担特定的预警任务，通过共享信息和协同行动提供旅游安全的预警服务。最后，要完善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构建涵盖旅游业与相关产业、旅游传统业态和新业态、新领域的关键区域和节点的“大治理”体系，将该体系纳入综合风险预警平台和系统的管理范畴，以确保风险信息在多个产业之间、路径主体之间、旅游产业链中的快速、高效传递。通过上述举措，最终实现旅游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从而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3.建立综合性旅游安全应急体系，提升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联动处置能力

要在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框架之内，依托已有的会商研判与协同响应机制，建立综合性旅游安全应急体系。该体系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和跨部门、跨地区之间的合作，及时化解旅游安全风险、处理旅游安全事故。主要包括：首先，针对旅游安全管理主体，制定明确的责任分工和联动处置程序，以便在面临安全风险与突发事故的时候，能够畅通沟通渠道、实现高效协同；其次，搭建全面的应急响应网络，尤其是紧急通讯渠道和信息共享系统，确保各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畅，以支持快速决策与行动，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和培训，以提高各级部门和从业者的应急反应能力。

4.建立全面完善的旅游安全宣导体系，创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急文化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游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完善旅游安全宣导体系。扩展覆盖更多旅游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内容，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体系，将旅游安全培训纳入全员培训的整体范畴，确保从业人员了解并掌握最新的安全知识和应对技能。同时，积极推进“全域”“全民”“全时”“全链条”旅游安全宣传，以覆盖更广泛的受众，确保旅游安全重要性的普及；通过不断加强“文明旅游”教育和宣传工作，积极组织各类文明旅游倡导活动；建立奖惩机制，引导文明旅游行为，披露旅游不文明信息，以推动旅游者和企业共同遵守文明旅游规范。

5.建立旅游安全综合治理的保障体系，统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

通过加强国内旅游警察队伍建设，深化国际旅游联合执法合作，持续加大旅游执法力度，拓展深度。增加保险公司的资金储备和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旅游意外事故和风险的赔付需求，准确把握旅游保险的属性，打消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的顾虑，并激发其对旅游保险的积极性，鼓励保险行业与旅游行业新业态相结合，并针对新兴的旅游形式和业务模式，推出适应性强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保险需求。通过创新满足不同旅游需求和应对不同风险的保险产品，针对性地设置保费、保额、销售渠道，提供高质量售后服务等，为旅游者与旅游从业人员在旅游中的不确定性提供意外时的前置旅行取消（延误）、紧急救援及后续损害赔偿方面保障，为旅游企业提供营业中断、活动取消方面保障。加强旅游保险的保障能力，增加保险的赔付金额和范围，确保旅游者在意外事故发生时可以得到充分的经济保障和补偿；引入创新的旅游救援服务方式和技术手段，如利用无人机进行救援和监测，提高应急救援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扩大应急救援的范畴，覆盖更广泛的旅游场景和紧急情况；加强旅游突发事件的救援能力，包括培训专业的救援人员、建立高效的指挥系统、完善应急物资和设备的储备等，以提供更快速、安全和专业的救援服务。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第二作者系该院讲师、通讯作者；收稿日期：2023-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