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文化生态及社会想象

赵静蓉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生态。以人的维度为核心，在时间层面上，它既有发展的、进步的现代性，又体现了目标导向的文化乡愁，是“另一半的现代性”。在空间层面上，广义的“移民”是未来城市群的行为主体，粤港澳大湾区也呈现为异质多元的移民文化。聚焦今日之风险社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共同体首先应被理解为“危机共同体”，而其处理风险、应对灾难、城市治理与城市自救的能力将成为我们建设城市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乡愁 移民 危机共同体 风险社会

时至今日，当我们谈到粤港澳大湾区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用“经济实力雄厚”“发展活力充沛”“国际竞争力强大”等词语来描绘它，把这个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想象性地刻画成一个明亮、广阔的形象。实际上，这一形象也正是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定位。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应当致力于“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

在数字媒介迅疾发展的今天，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城市建设、通过构建城市共同文化来增进城市间的价值认同，已成为城市发展和城市实力增强的重要途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调研时也曾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一个从区域性经济合作体上升为国家级全球竞争体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生态，它是一个以经济驱动为基础，以城市为主体，以历史经验和文化认同为助力的“理想共同体”。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凝聚力，深化内地和港澳的文化融合与交流，促进这一共同体的发展建构，则必将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因此，本文将从“文化”入手，多维度、多视角地辨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文化生态，对其社会想象和理论可能进行阐释，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为文化认同、文化治理与国家形象建构等重大议题提供区域想象与经验。

一、大都市的“文化乡愁”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文化生态不同于单一的城市，也不同于已有的其他三个大湾区，可以说，它是“另一个中国”（理论和制度层面）或“中国中的世界”（现实和文化层面），具有特殊的文化生态。一方面，它与其他城市（群）一样，必须要经历一种与全球相连的世界转型，因此它是世界主义的，国家发展规划已经非常清晰地为之作出了界定。发展的、进步的现代性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必经之路，也是它被期待在未来社会中必须实现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当我们致力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未来时，与之同根同源的另一个问题，即“文化乡愁”问题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里所说的“文化乡愁”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乡愁不是怀旧式的乡愁，而是发展式的乡愁；不是以已经完成的过去而是以尚未实现的现实为缘由的，是切切实实朝向未来的、以目标为导向的乡愁。从空间的维度来看，“乡”（对象或寄托）不是传统的乡村、故乡、此岸，而是现代的都市、异乡、彼岸；“愁”（情感或表征）不是传统的感伤、忧伤、思乡等，而是现代的焦虑、孤独、破碎等，不是“回不去的乡村”，而是“进不去的都市”。从人的维度来看，主体不是离乡背井的“村民”或“游牧民”，而是寻求机会或满怀野心的“市民”或“白领”；“向乡”是向往理想之乡，“怀愁”是向往而不得的感伤之情。乡愁所表達的不仅仅是归属感的失落，还有安全感和成就感的获得，乡愁的本质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社会情绪。

显而易见，这样的文化乡愁是历史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衍生品与必然产物，是需要我们留存和记忆、而非抛弃和遗忘的时代精神。究其根本，它的哲学依据还是现代性理论。尽管学界对这一经典的理论议题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但作为社会实践的现代性进程，在今日之中国，却仍然处于尚未完成的进行时状态，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形塑着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1860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一篇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文章里，对“现代性”做过一个很特别的界定。他说：“他寻找我们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 在以启蒙、富强、文明和进步为主旋律的历史过程中，“另一半的现代性”就意味着反思和自省，意味着用人类内在世界的富足为标准去权衡进步的得失利弊，也意味着时刻对进步保持清醒和批判的立场。如果说“这一半现代性”主要被运用在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维度的认识上，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那“另一半的现代性”就更多体现在现代人的情感、精神、信仰和道德等方面，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在发展的—困顿的、乐观的—感伤的、物质的—精神的、外延的—内敛的等多元化多角度的二元研究模式中，“文化乡愁”关注的必然是“另一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是在辉煌绚烂的都市景观下，所隐藏着的现代人的文化焦虑。

二、移民文化作为文化核心

人类的迁移从来都不是无目的的。纵观我国漫长的移民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农业文明使我们更执着于与土地的联系，但由于经济、政治、艺术、生态等原因，人口的流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随着现代性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发展愈益不平衡，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令人瞩目，尤其是从乡村移居到城镇，从小城市移居到大城市，从内陆城市移居到沿海城市的移民潮更值得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组成涉及同一个国家下两种不同的制度和三个单独的关税区，也包括港澳双城和另外的9个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城市网络系统，粤港澳大湾区的人群构成极其复杂，以人为中心的各种城市要素之间的流动也非常频繁，呈现出异质并存、多元统一的文化特色。

现代性的主体是人，城市生活的主体也是人，探究一个城市的文化，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鲜活的、多元的和在场的个体，从人与时代、人与世界的关系构建中寻求出路。从“人的维度”进入城市文化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粤港澳大灣区城市文化主体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移民与原住民的相互渗透、冲突及融合，这使整体的城市文化呈现出丰富的异质性和流动性。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相互形塑、改造与融合，在持续的吐纳更新中充满了活力。

移民源于发展的不平衡，移民文化也是基于不均衡发展的区域文化。“无论是作为时间、地域、文化三维空间移民的外来族群，抑或长期接触现代城市文化的城市原住族群，均面临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心理适应难题，缺乏对超出自身认知的文化新形式的认同感，导致他们难以摆脱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惯习和相对封闭的‘小群体。因此，城市族群社会融入问题的产生实际上也折射出城市中各族群共同体意识的狭隘化。”[2]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文化，我们必须要突破地域边界，通过“跨地方”的视角来构建城市文化共同体；必须突破封闭、单一与同质化的发展思路，大力践行文化包容、共生共赢，通过所有人的共同参与，通过城市间的融合与构建来营造“家园情怀”和“在地感”。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未来的城市生活中，没有人不是移民。这不仅意指物理意义上的迁移所造成的地理距离，也包含心理意义上的文化疏离感。因为城市的高速发展及瞬息万变无时不刻在刺激着人，各种印象和感觉纷至沓来，人不得不被动接受这些持续的现实冲击，“这导致了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社会及物质环境之间创造距离的努力”，而“城市生活，作为由货币经济导致的社会关系客观化的一种极端形式，要求个体与其社会环境保持一种距离”。[3] 在德国学者齐美尔（Georg Simmel）看来，这种距离实质上是一种心理距离，它“来源于个人在面对不可抵抗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生活技术时，保持他的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的要求”，社会学必须努力去解决“大都市这样的结构在生活的个人内容和超个人内容之间建立的平衡”，并探求“个性是如何调整以适应外部力量的”。[4] 说到底，这种距离就是丰富的城市生活内容与力不从心的个体所能提供的有限形式之间的差距，也是全新的城市生活体验与人旧有的时间认知、方位感及存在意识之间的差距。

所以，广义的“移民”将成为新城市群的行为主体，而“移民”（emigrant）这个词将被忽略其被附加的各种动机、缘由或方式等，恢复到它的词源学意义而使用，即“离开一个地方”“移居他国或地区的人”。[5] 移民的精神不是确定性而是流变性，不是回返性而是未来性，而移民文化则将依据未来导向设计、规划并管理现实。

三、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共同体”

以人为主体，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观照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生态，我们给出了“文化乡愁”与“移民文化”两种思路，我们期待构建的是理想型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共同体。粗略地讲，这是以“共同体”为中心目标，被特定的时代、地域和精神所限定，以地域空间为基础，以共同的城市生活实践为支撑，以城市文化发展的共同历史进程为依托，以共同的价值观念为核心，以共同的现实关怀为诉求的一种生活形式有机体。这一有机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予以研究。

第一，符号和形象层面。在此层面，城市文化往往被视为一种空间构成，因为空间和地方是建构文化体验意义地图的核心力量，而地理景观则是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城市文化集中在一系列形象和符码中，诸如家宅、街道、风景、河流、学校、博物馆、公共展览、事件性场所等地标建筑与人文景观。我们可以通过描绘由“记忆之场”所串联的城市文化地图来考察城市风貌及精神，剖析空间指涉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生产，论述城市中人的生存体验与文化经验之间的关系。

第二，情感和记忆层面。记忆体现了城市形成的过程，关乎城市的历史和传统，是差异建构和城市主观性形成的过程。在此层面，我们可以主要依据经典影视、戏曲戏剧、地方志、回忆录、书信日记、书画、仪式、风尚、民俗等视觉化的艺术类材料，通过剖析跨媒介的城市历史书写来探察城市的传统如何转型，信息技术、数字媒介、网络文化等如何深刻影响和塑造了这一城市群的新生态环境，新的城市精神和情感如何被生成，文化共同体如何形成。

第三，观念和理想层面。这个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群之“群像”形象的生成和演变，我们可以借助科幻文学与艺术、生态文学、非虚构写作、创伤书写与灾难写作、新传记文学、纪录片与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的城市文学，考察语言叙事如何构建城市的想象共同体，修正甚至重建以经验、情感、信念等为基础的“感觉空间”，重构城市文化的凝聚力。

不管是哪个层面，我们都需要了解的是，置身于“万物入网”的数字媒介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共同体致力于建设“可沟通城市群”，即以技术和媒介为支撑，城市之间信息能够流通互动，意见能够自由表达，文化共识能够顺利达成，城市的构成基础依靠的是一个开放、平等、民主、有效的公共传播网络。城市群的未来应当建构多元融合的城市文化、多元主体的城市协作共治，培育真正现代化的城市文化共同体意识。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城市群一样，正在经历一种全球相连的世界转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也正在发展为“中国中的世界”或“区域中的全球”等特殊的文化生态。所谓真正现代化的城市文化共同体意识，其实质就是真正坚持“关怀个体、扎根本土、拥抱现实”的责任和使命，通过多维度、多层面、多视角地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共同体的现实表征与未来发展，较真实地描绘这一共同体的样态图，为文化认同、文化治理等重大议题提供区域经验。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研究者深耕细作，本文无法充分展开论述，只能着力强调一点，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处理风险、应对灾难的能力及其对建设城市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性。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乃至整个国家和世界）而言，始于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肆虐3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它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形同“9·11”事件对于美国和世界的意义。正是由于疫情，我们开始重新关注“风险社会”，并在一个跨学科的层面上重新解读现代社会的“风险”。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他的著作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既是一种现代社会形态，也是现代性的后果，它的本质是一种与传统社会断裂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生活的危机感，风险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存在”，是一种“全球性危险”。[6] 30年后，贝克又深化了他对风险社会的理解，在探讨全球气候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放性灾难论”（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的概念。贝克认为，我们对灾难的认知驱动了一种全球相连的世界“变形”（metamorphosis），而这种“变形”无疑具有重塑世界风险社会的潜力，由此我们应当更多关注灾难论的建设性力量。[7]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批判性地重估了贝克的“解放性灾难论”，用“世界主义的灾难论”（Cosmopolitan Catastrophism）取而代之。在利维看来，贝克的观点是对早期现代性理论的线性误读，而世界主义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的非线性或关联性，因此对世界风险社会及灾难的理解应当以事件为中心，而不是以解放为目标。[8]

聚焦今天的风险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今日之“风险”的含义早已突破了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框架，延展为一个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经济危机、技术风险、国家安全、人类生命等多方面、全方位密切关联的“范式性”概念。如果说在“前疫情时代”，我们关注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为两种模式——发展式的认同与文化乡愁式的认同，归属感和成就感是建设和创造理想型城市的关键元素，因而我们对风险的理解更接近贝克意义上的“风险”，不同城市所应对的“风险”是同质的。那么，到了“后疫情时代”，情况则大有不同。正如列维所断言的：“随着政治上可行、文化上突出的进步叙事的削弱，灾难正在挑战曾经由民族国家关于未来的叙事所提供的本体论安全感。我们认为，灾难主义的盛行催生了第四个世界性的时间时代，与神话、宗教和民族时代并驾齐驱。”[9] 城市文化共同体首先和基本地体现为一种“危机共同体”，与我们对风险和灾难的理解及应对息息相关。“风险”变成了一个“内部的他者”，呈现为异质的和他异化的，对城市的自救能力形成了严峻的考验。

“风险”（或灾难）为城市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资源，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人员密集、社会财富高度聚集的城市群，也必须将重塑风险社会，“建设全球先进的韧性城市作为系统风险防控的战略目标”。杜雁认为：“建构高韧性、高弹性、可自我修复的城市管理能力和基础保障网络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全覆盖的基础设施，二是快捷的数据采集与处理，三是系统的科学研究与规划，四是多方联动的机制保障。”[10] 或许可以认为，未来的城市是否安全宜居、是否令居住者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认同感，最首要也最重要的问题未必在于这个城市的财富积累是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也不在于它是否为居住者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化选择，而在于这个城市如何预防危机或者在危机时刻如何行动、如何保护城市生活的主体。与之相关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想象不再是我们依据早期现代性理论所提出的“发展想象”，也不完全是对之予以反思的“文化乡愁”，而变成了对重塑风险社会的“情感建设”。由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一个“理想共同体”，其未来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修正甚至重建以经验、情感、信念等为基础的“感觉空间”。这也必然导致城市研究和大湾区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变。而这就是另外一个庞大的理论问题了。

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想象一定是与我们每个生动具体的个体密切相关的，同时又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区域文化紧密相连，最终则指向国家认同与文明互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把城市文化研究真正“落地”，充分关注其时代特点（数字媒介）、地域特色（粤港澳大湾区）和精神形态（城市文化），真正回归城市研究的“初心”和“本心”，以时空为经纬，以人为纵深，把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人类生活联系起来，全方位把握城市文化精神的历史生成和现实映照。由此，我们才能在世界性的“整体历史”和“泛文化”中真正观察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局部的历史”和“地方的文化”，真正体现其“另一个中国”或“中国中的世界”的独特性。

本文系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2023年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共同体建设研究”（JNXT2023003）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化的审美研究”（22ZD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法]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2] 孙九霞、黄秀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族群“跨地方共同体”构建研究》，《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

[3] [英]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6—97页。

[4] 同[3]，第104页。

[5] 参见在线词源字典，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emigrant#etymonline_v_38170

[6]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7] Ulrich Beck，“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what does it mean to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society？”，Current Sociology Vol.63，No.1（2015）：75–88.

[8] Daniel Levy，“Cosmopolitanizing catastrophism：remembering the future”，Theory，Culture & Society Vol.33，No.7-8（2016）：1-9.

[9] 同[8]，第6页。

[10] 杜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的沿革与发展》，《城市规划》，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