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写作的根砥与超越

唐诗人 谢乔羽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省域，海南四面环海，与大陆隔海相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孤悬外海的文化边陲。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边缘性，历代统治者对海南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这种宽松的氛围使得海南本土文化得以与外来文化共存发展。近代以前，无论是被贬谪流放的官员士人，还是主动南迁的湖广闽南移民，抑或是海外漂泊至此的外族人士，海南都以其开阔胸襟接纳了八方来客，显示了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地域文化品格。海南文化与开放包容的岭南文化非常相似，但海南的岛屿属性又让它与大陆文化、濱海文化有所不同。海南拥有其他省域所不及的宽广海域，海洋对它来说并非一种隔绝外界的介质，反而成为海南人民赖以生存的第二空间，而且寄托了人们对远方与未知的无尽想象。海洋有温情平静的一面，也有波涛汹涌的一面，这样一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的地理空间也刺激着人们前赴后继地探索，这是一种注重向外开拓的海洋文明。

从文化构成来看，海南既有深埋岛屿之下的多元文化根脉，又将翅羽伸向辽阔浩瀚的海洋世界，于是，它形成了以海洋文化为核心，涵盖少数民族文化、侨民文化的地域文化格局，这也是当代海南文学所书写和讨论的重点所在。近几年，海南作家表现出比以往更清晰的岛屿写作意识，探索海洋文明叙事的同时，更以海洋为思想视域回望这座承载着多元文化的热带宝岛。岛屿与海洋是海南人的生存场域，更是海南作家的精神底色和文化视域，它们由内而外地塑造着海南文学的海洋性与世界性。

一、海洋精神：一种内向性的文化认同

如何理解海洋文明、书写海洋精神，一直是海南文学重点关注的主题。海南作为一个岛屿，它同时拥有着陆地与海洋两种地理空间、两种生活方式与两套思维观念，这意味着岛屿在文学创作中不只是能够穿梭于陆海之间的文学地理场域，而且是一双作为眺望陆海双世界的眼睛。杨义曾指出：“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主体的眼前展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空间流动的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是超越二的，进入一种新的维度丰富的思想层面，思想在流动中发展。这就是‘双世界效应。”海南文学中的海洋书写，显然也并非仅仅局限于海洋空间的经验描述，它将有关海洋与陆地及其特殊关系的文学经验充分融入海南的海洋文学中。对身处海南的作家来说，他们所面对的两个世界是陆地世界与海洋世界，在双世界视景对撞、对比、对证的过程中开拓出新的精神内容和思想维度。可以说，岛屿作为陆海双世界的介质，更像一双具有敏锐思维的眼睛，一时望向海洋、一时看回陆地，进而在陆地和海洋的双重维度上实现了对海南文化的诠释与书写。

海南作家涉及海洋的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出现从事与海洋相关工作的群体，比如贩卖海产的生意人、水下摄影师、海底考古人员、海洋采风人、海岛驻扎军人等。这些人物从各自角度凝视海洋，审视海洋文明崛起后人与海洋的复杂关系。刘醒龙在散文《寻得青花通南海》中曾记录自己与采风团登上南海之旅的过程，他特别强调了人在海洋面前是渺小脆弱的，妄自以现代科技来揣摩海洋、征服自然其实只是徒劳之举。“七千吨级的船，被我们看成是大船，这样的结论南海根本不会承认。……在南海面前，那些若能称重，至少是亿万吨级的岛屿礁盘都是乖孩子，人在南海面前如何区分，从来就不是南海账簿需要记下来的事情。”海洋不仅是诡谲变幻的，它也在沧海桑田变迁中埋葬了一部分人类历史。林森的《唯水年轻》写一位水下摄影师对故乡海域历史的探索：“当那些在海底沉睡了那么多年的建筑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我又有了那种回到母体的感觉。”尽管他的家族被笼罩在丧生海洋的魔咒下，但海洋于他而言就如故园般熟悉、亲切。林森的小说以水下摄影师这一职业为视窗，将刘醒龙所描述的人对于海洋的敬畏之情，往人与海洋的精神血脉联系方向上开掘。林森等海南作家描绘出不同职业群体眼中的陆海景观、陆海经历，从不同侧面尤其在精神向度上丰饶了海洋文学经验。

对不同群体海洋生活经历的描述，同时也呈现出人们对海洋及岛屿生活认同感的生成过程。认同感是一种人们赖以自我定位的感受，它锚定了地理位置和生活事物，可给人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海洋何以让人产生认同感呢？对海南本土人来说，他们对海洋的认同感是与生俱来、潜移默化的，它可能会隐藏，但绝不会消失。林森在《海里岸上》的创作谈中讲道：“只要是在海南岛出生、生活，我总有一天要去面对那片海。海水在那里，每天不知疲倦地涨潮与退潮，每天不知疲倦地发出它永远相似却从不相同的声音，身处孤岛的人，绕不过去，迟早要直愣愣地盯着它，想看清海水下沸腾着怎样的火焰。”潜隐于血脉中的地域认同感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指引着人们追寻水木本源，就如王晓冰的诗《那一年，在海上》中那条洄游的鱼：“梨形身材的大船/在海上遨游/它有坚硬的头/丰满的腹//轰隆的马达/为我遮掩梦呓/就像斑斓的花衬衫/为我遮掩伤痕/就像善解人意的雨/为我遮掩泪水/海上之夜/我比任何时候都睡得更香，更沉//洄游的鱼/奋力游向它的降生地/从来自彗星的地球之水/获取来自太阳的热能//时光弯曲/果实垂落”对迁居至海南的人来说，后天生成的认同感或许有更明晰的源头，比如对海洋景观、海洋生物的钟情，抑或是从更广泛意义层面来说的对祖国领土、生态保护的认同感。植展鹏的散文《西沙手记》就记录了一位长期驻训在赵述岛的山东籍军人石锋，对他而言，“今天保护好珊瑚礁，就为了让祖国的明天拥有更加富饶的海疆，造福于子孙后代”。还有一位来自广州的驻岛医生柳紫红，她说：“西沙让我认识了海洋的奥妙和伟大，也是我主动上岛守岛的原因。”蒋浩在《四月十二日由永兴岛乘船去赵述岛半日》中写：“我的最基本的快乐莫过于/看着这不断碎裂的海如何在自愈的同时/把我们的船送向每一个中心的边缘//岛会停在哪里，然后开始生长？/我抓住胯下裹着海绵的铁椅子/看飞鱼把海向太阳拉升了半米。”碎裂的海的自愈、在中心边缘的岛的生长，蕴藏着诗人对海洋与岛屿生活的理解与认可，以及一种即使碎裂、即使处于边缘也坦然自愈的从容不迫。

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寻根意识和生态意识逐渐兴盛，今天的海洋文学更多时候指向的是精神层面关于人与自然、人与海洋关系的探讨。海南作家笔下人物表现的陆海认同感，共同指向了开拓探索、寻本溯源、保卫岛屿生态等新时代海洋精神。对于海洋精神，传统意义上指向的是一种外向性的、对未知领域的开拓精神，是将陆地与海洋看作自我与外界的区隔，意味着人依旧将海洋隔绝于自我之外，视海洋为需要被凝视、被探索的对象物。而今天海南文学所表现的海洋精神，不是简单地走出海去探索，而是有了一种内向性维度，是以“心海”交融的方式切身地体悟着海洋与自我互相渗入的内在联系。将海洋纳入人的自我意识建构当中，从内源性视角去审视海洋的同时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这就把传统的外向型海洋审美拓展至内向性。海洋不再是远方的未知之谜，而是内心的欲念与怀想。这方面典型作品可看林森的小说《唯水年轻》，小说主人公用镜头凝视海洋，“护士鲨自如的身姿，让带着沉重器械的我，顿感人之为人的某种无能”，更奇妙的是，他因下潜太深而眩晕，却因海水的包裹而不觉危险，反而感受到某种奇特的温暖。对小说人物而言，潜水摄影不只是谋生的工作，更是寻回自我、确认生命存在感的生活方式。海水隔绝了陆地的喧嚣与繁难，形成了独属于个体人物的宁静自足的海底空间。林森等海南作家告知我们，海洋不等于危险与远方，把海洋视作新的存在之壤，它便以更丰富的形态彰示着人以及更普遍意义的生命的价值可能。

二、热带景观：

承载岛屿记忆的文化主体

把海南岛屿比喻为一双眺望陆海双世界的眼睛，这不仅是强调岛屿的地理学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眼睛的岛屿见证并承载着岛屿世界的历史文化。海南作家对海南岛屿景观与生活的记录与表达，是将岛屿拟人化眼睛的所见所闻转化为真正可见的文化文本。当代海南文学所呈现的文化内容主要表现为两类形态：一类是包括自然生物与文化遗产在内的海南风物，如热带雨林、椰树椰子、骑楼老街、黎族织锦等；另一类则是民间人物的命运浮沉，如唱海南山歌的百姓、躬身于南繁事业的农业科学家、南洋琼侨群体等。这两类文化书写形态在海南文学中交错、并置，就像海南风物群中站立着众生百姓，随着物与人的相互滋养、相互铭刻，使得岛屿的文化记忆得以被重新发现与叙写。

首先看海南风物。风物是地域最突出的标签，它们往往先于文化、文明这类抽象物而被目光直觉性地接受，是一个地域彰显自身特色的标志物。比如中国的“热带宝岛”，海南有中国境内少见的热带雨林气候，岛屿上集中了茂盛葱郁的热带雨林植被。可以说，植物是这座岛屿的最原始住民，每一株植物的根茎都扎进了海南历史的源头。孔见在《雨林之神》中写到了海南雨林中的特色树种陆均松，“神木繁枝高擎，拨弄烟云，条条根脉蟠龙似的，从躯体里逶迤出来，猛然向周边游去，扎进不可探测的土壤，牢牢地抓住了大山。如同古铜铸就的躯体，涌流出的微妙灵能，源源不断在林间四处流溢，照亮周围的事物，照亮整个山谷，有一种深沉的辉煌”。孔见笔下气韵生动的海南雨林中，更是活跃着数不尽的动物，他的《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如此描绘：“密林里蹿荡着成群的巨猿、长臂猿、猕猴等各种灵长类动物；山野间奔跑着中国犀、亚洲象、黑熊、豹子、鬣狗、黄牛、水鹿、豪猪；天空中交织着各种鸟类的翅膀，还有它们肆无忌惮的叫喊，到处洋溢着过剩的生命力。”儿童文学作家邓西在《秘境回声》中也以海南热带雨林为故事空间，讲述了两个男孩守护雨林、保护长臂猿的故事。除了热带雨林，遍布海南的椰树、椰子更是作家描写海南风光时的一大标志物。刘醒龙的散文《万泉之意在于河》就写到了关于椰树椰子的传说，比如椰子怕鬼而只在人多的地方长得越好、椰树顺风北倒是为了给下南洋的男人指引回家的路，而实际上“说椰子怕鬼，说椰子树只会顺风倒向北方，所在意的是每个人的家和家乡”。可见，地域风物一方面是空间标志，另一方面则更深层地蕴含了人的精神。比如在疫情所引发的次生舆论危机中蹿红的海南变色树蜥“雷公马”，因传说它咬人得天打雷才松口而得名。崽崽在《海南人与雷公马》中反驳那些声称如果没有他们、海南人还要上山砍树的游客：“没人理解海南。倒是雷公马理解，更准确说，是海南人理解一个存世几千万年的物种。雷公马不是图腾，是海南人借以解说自己生存的理由。”闲暇、简朴、亲近山水，这是雷公马的特征，也是海南人的生存哲学。

除了自然生物之外，海南风物中的文化遗产也引人注目。比如位于海口市的骑楼老街，它珍藏着海口人百年来开埠与开放的传奇历史，蔡葩在《骑楼，“舶来”的百年老屋》中写道：“在骑楼老街上，商行、商场、教堂、医院、银铺、戏院相继崛起。夜间店铺灯火辉煌，广告牌五颜六色，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宛如上海十里洋场。骑楼老街像是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映衬出海口这位南国丽人的绰约风姿。人们或穿着从海外寄回来的衣服，或身着本地时装，漫步在悠长的柱廊下，品尝着美味的海南小吃，营造出富足、繁华的气氛。”尽管骑楼老街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但蔡葩依旧以其丰富细腻的叙述细节和抢救南洋历史的热情，再现了骑楼老街的人声鼎沸与海南人的海洋梦与商业梦。

无论是描写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故事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王卓森在散文《停留的风尚》中写骑楼老街就侧重于故去风景中仍然鲜活的老街人：“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是海岛上最容易相处的人，在巷口有人问路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带他走到巷尾。他们宁做一个真实而平凡的市民，也不会差强己意做不切实际之事。……睡起就吃食，简单的幸福轻易就涌满了他们的内心，滋生了他们的获得感，也培养了他们崇尚一切不用就坏的及时消费的当下人生，快意多于拘谨，乐观胜过发愁，知足之意沁入了他们生活的分分秒秒。”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海南历史文化的集中投射。海南网络文学作家梨花颜在小说《恋恋匠心》中写非遗文化黎族织锦，以小甜文的笔法书写老、中、青三代非遗传承人的困境與努力：“手艺人做手艺，从来没有真正的技艺好坏之分，输在经验只是一时，更多时候是因为不够用心，不肯耗时。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只要肯用心研究，一定能做好，这就是非遗传承的真意。”还如韩芍夷的诗歌《海南椰雕》：“微小的椰壳/

一个自然的物件/它的圆/圆不过一把刻刀/

刻刀的圆/圆不过椰雕艺人的手和心/一刀一刻/刻的是心情/把玩的是滋味人生//微小的椰壳/也能窖藏历史的横亘/从苏轼坊间的品牌/到登入朝堂的贡品/再到随喜方家的宝件/时光之手/经日月的翻检/掂出了椰雕绵长的深邃。”以及严敬的小说《血色山兰》，它写山兰酒酿酒师如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迫下制酒救人、如何偷偷传承制酒工艺，在战乱背景下讲述非遗技艺传承人的正派与大义。从这些非遗手艺中，可以发掘出许多被掩盖的文学经验，比如李焕才走进深山去体验海南山歌，呈现了海南山歌有别于其他非遗文化的活跃状态，他在散文《歌海儋州》中讲：“儋州人的肚子里装满了山歌，张开嘴，山歌便脱口而出。很多山歌不用唱，说出来，说话成歌。平时想听山歌，就到人多的地方去。大家说说笑笑，便把山歌扔得满地都是。”这些作品不仅写出了海南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传承困境，还展现了海南人在拯救濒危文化时所做的有益尝试。

此外，蔡葩在《南洋船歌》所讲述的南洋琼侨人物，杨沐在长篇报告文学《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所记录的南繁科学家，王姹在《噼里啪啦》记述20世纪90年代后经营江南爆竹厂的老金，以及王海雪在《无敌之年》提到的那位在灰烛镇精卫庙为村里女性占卜命运的神婆，他们都在不同时空中讲述着各自的岛屿记忆，他们的传奇与坚守、落难与辉煌，成了海南这座岛屿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岛屿哲学：

一个超越地域性的文学基点

地域经验是作家作品获得辨识度的重要来源之一。陈培浩指出：“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不能跟某种区域文化资源接通，并由此获得自身的写作根据地，他的写作终究是很难获得辨识度的。”但很多论者也提醒说当代文学关注区域问题也需要直面一种同质化的困境，比如书写区域文化根性时作家要如何面对“一体化生活带来的模糊化挑战”？这就不得不回归到文学的使命进行讨论。郑振铎说：“文学是无国界的。它所反映是全体人们的精神，不是一国、一民族的。……新文学的目的，并不是给各民族保持国粹，乃是超越国界。”若要经由特殊抵达普遍，作家势必要从直接经验与个体感觉中找到更内在的精神与自我，将这种精神作为经验调动的核心推力，以此扭转直接经验作为主导叙事的自然思维，或许才可能理解并表达出故事乃至生活表象下的普遍性经验。

近些年，海南文学逐渐多了表现技术发展、疫情灾难背景下个体精神困境的作品。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它经历了人们在现代性文明影响中精神的内在震荡与忧郁，比如林森近期出版的小说集《书空录》，它超越了海南的地域题材，转向书写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思维心态的变化，将近几年的生存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借助各种奇诡魔幻的叙述表达和凝练精准的社会现象捕捉，试图探讨复杂现实中人遭遇精神挫折的过程，以及如何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良知。还如杜光辉近期创作的小说《入伍》和《观天象的人》，从另外的维度展示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精神。《入伍》写农村青年参军入伍，在个体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纠葛中激发爱国基因。《观天象的人》写一位观天象预判天灾的民间奇人，他博览古代气象著作，多次指正公家气象站的预报失误，预测了国外的洪水暴发，为澳大利亚规避巨大风险，最后被邀请做气象学教授。这两篇作品没有明显的地域元素，而是聚焦于人物的出色本领和向好向善的个性品质，以达到针砭时弊的叙述目的。

在诗歌方面，江非、蒋浩、林江合等人的诗歌更是跳出时空限制的代表，他们的诗作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恒常事物的哲性思考。比如江非的诗《雪人》：“如果我没有/堆起一个雪人/隔夜之后/那雪地/只能是一片雪白的冰层/给事物以名称和灵魂/是人最大的善心/不在风雪之后的田野上/四处看看/那些没有见过雪人融化的人/都感受不到一颗冰冷坚强的心。”在诗歌中，雪人从无到有、从有到融化，“堆雪人”这个简单的行为象征着有勇气创造终究走向消逝的事物和面对事物逐渐消逝的过程，凸显了时间恒常而事物易逝的主题，于是“给事物以名称和灵魂”与那颗“冰冷坚强的心”就呈现出人抵抗时间、坦面时间的生命力度。另一首诗《树》同样以“看树”这个简单动作来透视生命与时间：“站在那棵树下/想抬头看看树上有什么/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这样去看一棵树/可是，并不能/看得很高，除了几枝底部的树杈/整个树冠，被密密的叶子封住/我并不能看到枝叶间有什么/我不能看尽一棵树/除了生长和忘我，什么也看不到。”诗人选择一种仰视的非常态视角来看树，既看不到枝叶间，更看不到树冠，这种遮蔽反而暗示了树的充盈，从极致的无到极致的有，诗歌最后一句中的“生长和忘我”才有了一种于虚无中振聋发聩之感。

蒋浩的诗也表现出贯穿事物本质的力度，他在《己亥初三日，西海岸观海》写海上夕阳：“怎么可能呢？古老的晚霞/在凝视的瞬间会停止燃烧/像从火中救出的一张张纸片/在海平线上下翻飞/海已耗尽了力气/这最后的涌动/不过是余烬在寻找余烬/就在你我之间耸起的一座岛/据说那就是落日/夹在漆黑的书页间/越是接近文字的虚饰/就越揭示生活的真实。”从晚霞停止燃烧、纸片在海平线上翻飞、落日夹在漆黑书页间，诗人以接连不断的“怎么可能”事件迂回地抵达了“生活的真实”，这是一种更抽象、更动人心魄的真相。00后诗人林江合则将这种超越推向具有现代性的命题，比如他在诗歌《我的身体》中展开对身体、时间与世界的哲思：“我的身体是一道栅栏/在黑色太阳下的海的舔舐中/一道空白的栅栏//波浪里的水手，晶莹的船的骨骸破开土地/世界在一朵蔷薇的废墟前静止//时间的粉尘是我的身体/一道失水的栅栏/我重复呼喊着洞穴里的松树的名字//父亲的回声向我合拢/棕色钟表上的凛冽鸟羽割开/夜晚的袈裟。长河被迫粗犷//我的身体是一道栅栏/栅栏里持续播放我的名字。”在诗歌《活着》中，他探讨战争与生死：“男孩把军靴灌满沙。树底下一壶清茶还在沸腾着今早的新闻/和平年代没有什么仗好打了。你给他一块面包/可能被包裹的同情会一不小心掉在地上/他的沙子里没有死去的人只是/粉饰着活过的灵魂。”彼埃尔·勒韦尔迪在《关于诗的思考》中说：“诗人是潜泳者，他潜入自己思想的最隐秘的深处，去寻找那些高尚的因素，当诗人的手把它们捧到阳光下的时候，它们就结晶了。”林江合就像勒韦尔迪所说的潜泳者，以一种开拓眼光潜入广袤世界，敏锐感受着世间万物的心跳，最终沿着回声返向自身，洞穿无限的时间与有限的身体与灵魂。

岛屿作为特殊的地理空间，不仅给予海南文学以陆海双世界的观看路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提供了来自海洋文明的精神品质。海南作家从岛屿眺望海洋，又从海洋望归島屿，在这两束来回逡巡的视线中，更多的地域物事被打捞、被清洗、被重新讲述，进而在海南风物与海南人民的互动叙事中建立起新时代的海南文学与海洋精神。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南作家通过写作“走出”岛屿，将目光投向比海洋更深、比内地更远的世界，在关注本土文化的同时更沉思人类普遍性问题，表现出超越地域、超越民族、以人类共同未来为导向的叙事精神。可以说，海南文学丰富多彩，海南作家不仅书写海洋和岛屿，更借助海洋和岛屿来讲述历史、记录当下和探寻未来。对海南的写作者而言，海南不是边缘。这个岛屿就是他们写作的中心，从岛屿出发，可通往四面八方。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