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多体合璧模式与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研究

冀子冰 韩雨默 隋文涛

摘 要：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代表着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最高水平。多体合璧模式作为清代政治文化重要特征之一，既是“同文”的表现，又是“盛治”的表征。该模式为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存提供合理性，有利于消弭各民族隔阂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更彰显了清代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关键词：清代;多体合璧模式;民族文化;同文;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H221;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4）02-0006-04

清代地域广袤，民族构成多元，语言文字多样，汉、满、蒙、藏、察合台、托忒文均作为通用文字流传使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合璧书写及使用。“合璧”在满文中常用“kamciha”表示，是指在同一场合或书写载体上，同时出现两种及以上文字，且内容相互对照或配合。清代多体合璧书写模式贯穿于清代始末，是清代“同文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一、“同文”在清代的新解

清代统治者十分关注多民族语言共存共融的问题。清代“同文”并非用某种文字取代某种文字，而是多民族语言共存、合璧使用。正所谓“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按此逻辑，统一文字与盛治间已无必然联系”[1]。这是元代在多民族融合浪潮中对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存的认识。清代继承元代多语文政治成功的范例，保留各民族语言文字，不将统一文字与实现“大一统”划等号。事实上，正因清代多元民族、语言与文化共存交互，推进了清代“大一统”的进程，方才实现“一统之大”，清代也顺势建立起了多语文政治统治。

用清代的语言（即满语）思维更容易理解“同文”在清朝所蕴含的义理，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2]。“同文”在清代典籍中出现频率较高，《同文广汇全书》中译为tung wen，是汉语“同文”的音译，《满汉同文全书》中为?u adali，?u在《御制清文鉴》中释为：“通人，又有华丽、壮美之意”，天文地理之“文”，亦用此词。?u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释为bithe giyan，所以?u adali汉译为“书义一致”，即各民族语言虽有不同，但所表达的义理一致，具备同样的表达能力。正所谓“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3]，可见在清代“同文”的精髓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文字本身所蕴涵的以儒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之“理”。

“同文”新解秉承着“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的理念，取代了语言文字中“彼是我非”的观念，以互相认同和多元共存的新观念代替旧的己尊彼贱的偏见。

二、清代“同文”新解下多体合璧模式的表现形式

清代因民族构成多元化及語言文字的多样性，会视不同地区、不同场合、不同对象来合璧使用各民族语言文字。清代留下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多体合璧的实物，涉及文书、碑刻、钱币、牌匾等多个领域，这些均是多民族文化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一）多体合璧书籍

清自入关后便推行“同文而治”的文化政策，继承了明代专门负责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并改名为“四译馆”，继续翻译各族书籍，中央设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等部门负责文书翻译工作。为增进对边疆诸族了解，清帝高度重视多民族语言合璧辞书的编撰和翻译问题。

翻译人才是民族交流的使者，为清代文书往来、处理边疆民族事宜、传播多民族文化提供了保障。如清代被誉为“贤德公大译师”的衮布扎布公，他精通蒙、藏、满、汉四种语言文字，雍正时期任西番学总管，兼管翻译之事，后乾隆帝封其为“大清内阁掌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衮布扎布公为史学、语言、佛经著译等多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正如乾隆帝说：“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我朝声教四迄，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4]

清初在“元明译语”基础上，修纂和增订各民族语言文字相对照的《华夷译语》，后编纂大型系列官修辞书《清文鉴》。《清文鉴》是清代官修大型分类辞书的统称，清代统治者视其有“教化天下”之功用，故编修时十分严谨、字斟句酌。从康熙朝《御制清文鉴》至乾隆朝《御制五体清文鉴》，共有七种御制本。《御制清文鉴》是在满、蒙、汉等多元文化背景下，第一部由清帝钦定的满文辞典，在内容选词方面，“综合了汉、满、蒙民族的文化”，凸显满族语言精华的同时，吸收了汉族和蒙古族语言中的词汇，充实了本民族语言之不足。“满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满、汉、蒙等民族相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满族的语言文字吸纳了许多汉、蒙的语言文字成分，从而丰富了自己，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5]。《御制增订清文鉴》为满、汉合璧辞典，在《御制清文鉴》基础上增补、修订并增加注音而编成。《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又称《三体清文鉴》，为满、蒙、汉三体合璧辞典，是乾隆帝为存留满、蒙、汉文音韵，特命阿桂等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编成该书。《御制五体清文鉴》是在《御制增订清文鉴》基础上增蒙、藏、维文而编纂成，满、藏、蒙、维、汉语互译。该辞书是清代各民族文化交流之桥梁，也是清代实施“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有力旁证。

除《清文鉴》系列大型官修辞书，还有《西域同文志》《清文总汇》《大清全书》等多种辞书。值得一提的是满、汉、蒙古、西番、托忒、回字六种文字的六体合璧《西域同文志》，该书“昭文治之大同”，后人评论清帝修该书“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6]。《大清全书》中盛赞清朝“同文之治，彬彬乎益盛矣”[7]。多体合璧典籍盛行是清代多民族语言文化共同发展的结果，是清廷实施“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佐证，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

（二）多体合璧的碑刻

碑刻集政治、宗教、军事、文化于一体，是记录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清代碑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保存完整，种类繁多。如题名碑、墓碑、告示碑、诰封碑、谕祭碑、谕旨碑、塔碑、寺碑、陵碑、堂碑、神道碑等。二是文体丰富，多体合璧。合璧碑刻多为满汉合璧碑，也有满蒙汉三体合璧和满蒙汉藏四体合璧的碑刻。从清代多体合璧碑刻可窥见满族社会初发之际多样性的文化背景，以及清代多民族多元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的势态。

清代多体合璧的碑刻多集中于北京和边疆地区。北京地区以雍和宫《喇嘛说》为代表。在边疆地区立碑会添蒙文，或者藏文、察合台文等多语并用，这是清代所独有的，以此来强调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性[8]。在平定边疆叛乱之处多矗立纪功碑，多民族交往地区则多黄教庙宇碑，碑石上的文字多為清帝御制文，用多体文字纪念清帝一统天下和安邦定国之功绩。那些碑碣或称赞蒙古诸部落藩篱屏翰之功以求边疆永固，或多向世人传达满、汉与蒙古等多民族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其中清帝多体合璧碑刻最大的聚居地便是承德地区，承德避暑山庄门前的下马碑为汉、满、蒙、回、藏五体语言合璧，后来关外三陵的下马木牌均改为“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的石牌，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9]。外八庙寺庙群内多体合璧碑刻之碑文保护得十分完整，在普宁寺、普乐寺、安远庙、须弥福寿之庙等寺庙中均屹立着多体合璧的碑刻，每一座多体合璧碑刻都记录了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见证了汉藏满蒙等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留下了多民族互动的历史印记。

（三）多体合璧的门额

门额即命名性质的匾额，多体合璧门额也是清代多语文政治发展完善过程在书写模式上的一个缩影。清代多体合璧门额广布于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内陆地区多以满、汉、蒙合璧居多，边疆地区多为满、汉、蒙、藏四体，甚至为满、汉、蒙、藏、回五体。

清入关前，门额多为满蒙汉三体并书。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登基典礼时，就以国家大典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三体并书”原则。这一时期觐呈表文、册封典礼、纂修实录均使用三体合璧书写形式。入关后，其书写模式经历了由三体并书到满汉合璧的过程。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命“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止书满汉字”[10]，撤满、汉、蒙合璧门额，只书满、汉二体，只有在具有特殊意义建筑上加蒙文。伴随着中央政权的稳定和边疆各部落诚信归附，清帝秉承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宗教政策，先后修建了百座黄庙，并赐多体合璧门额或碑刻以示恩抚。随着清代“同文”观念不断深化，多体合璧门额日益增多，集中于多民族聚居地区。

多体合璧门额多依托于黄庙在内的特殊建筑而存在。三体以上多体合璧门额多集中于蒙、藏、回等边疆民族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便是清代在承德敕建的外八庙寺庙群。康熙时期在此敕建溥仁寺、溥善寺，御赐满蒙汉三体合璧门额，到乾隆时期，御赐门额多为满、蒙、汉、藏四体合璧，如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甚至五体合璧，如避暑山庄的丽正门门额为满、汉、蒙、藏、维、回五体合璧。多体合璧门额是清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清代各民族语言文字在门额上交相辉映。

三、清代多体合璧模式的意义

（一）消弭隔阂，多元共生

多体合璧模式将多语文文字共存的“同文”理念放大，把历代存在的“彼是我非”的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观念取代，在各种书写媒介上采用多语合璧书写模式以示大同。正如乾隆帝之语：“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以“天”这一词语为例，今以汉语指天则曰天，以国语指天则曰阿卜喀，以蒙古语、准语指天则曰腾格里，以西番语指天则曰那木喀，以回语指天则曰阿思满。”各个民族使用的语言文字虽有不同，但所指称的事物为同一个，由此及彼，“文，盖其名耳，实无不同”，不论用何种语言文字指称某个事物，但其所表达的意思和所指事物不变。清代是民族关系大发展时期，多民族语言文字合璧书写使用，体现了清朝多元民族与文化的繁荣发展。

清代一改前代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存在的“夷狄”偏见，将明朝“四夷馆”改名为“四译馆”。乾隆帝尤为突出，在上奏折和平时书写时禁止“夷”字出现，以防止伤害民族感情。他在奏疏批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明谕沿边各督抚知“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11]。乾隆十九年（1754年），修建避暑山庄时，乾隆帝下旨将丽正门门额以满、蒙、汉、维、藏五种民族文字并行书写，丽正门为“朝臣启事，外藩入觐”的入口，借此表达愿满、蒙、汉、维、藏等民族团结一体，化成天下之心愿。团结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唯有各民族间合璧交融、和睦共生，方能真正实现清代统治者“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意愿。

多体合璧书写模式具有消弭隔阂、便利沟通的功能，以多体合璧书写模式为代表的“同文”政策改变了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己尊彼贱的偏见，代之以一个互相认同和多元共存的新观念[12]。

（二）多语政治，一统天下

“大一统”是秦汉以来，在历代王朝更迭中所形成的历史观、民族观与天下观，是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理念，也是封建君臣追求的至高目标。清朝接受并发展了“大一统”理论，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主的“大一统”观念，通过教化天下各族臣民以形成“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清代多元族群与其多元语言并存，故清代政治也被称为多语文政治，清帝钦定了各文种间秩序，“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以昭同文盛治。清朝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创造性地扶持和发展满、汉、蒙、藏、维五种官方语言，并利用多体合璧书写模式重建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的“同文”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合璧”象征着清代统治者建立起对多元族群井然有序的统治，昭示清帝同时具备汉人的天子、满洲的汗王、蒙古的可汗、藏传佛教界的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的天下共主以维护多民族国家统治。这既是一种宣扬清帝的正统地位和提高各民族之间认同感的表征，又是一种灵活有效处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政治手段。

（三）多元交融，汇聚合力

清代最高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反对传统“华夷”观念，追求多民族共同发展。清代在奠定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基础的同时，又定义了“华”与“夷”，强调居于清代大一统政权下的各民族均已“进而为华夏”，只有尚未纳入版图的人群才是“夷狄”。随着清代对全国统一的完成，整个清代国境之内的各民族俱为华夏[13]。清廷对“华夷”身份的再定义，不仅突破了中国古代华夷之辨的传统范围和做法，而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华各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

清代对于多民族语言文字一向秉持着求同存异、海纳百川的态度。清廷的做法较之先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做法更为理性，能相对平等地看待各族群及其文化。多元族群、语言与文化在清代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进程。正是由于清代多元民族、多元民族语言与多元文化的共存，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统之大”。

总之，清代多体合璧模式为后人留下的多民族语言文字资料汗牛充栋，为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多体合璧模式是清代“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有力旁证，清代充分发挥了“同文”的教化意义，向世人昭示了新的“大一统”思想。

参考文献：

〔1〕吴澄.吴文正公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赵阿平.赴日本满语研究、讲学、交流、考察报告[J].满语研究，1999（01）：38.

〔3〕李洵，趙德贵，周毓方.钦定八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4〕〔9〕〔10〕〔11〕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佟永功.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6〕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1999.

〔7〕沈启亮.大清全书[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8〕强光美.清朝“内亚性”的再商榷——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视点[J].清史研究，2021（04）：60.

〔12〕金鑫.乾隆帝对少数民族语译名规范化的关注[J].满语研究，2009（02）：36.

〔13〕刘正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54（01）：16.

（责任编辑 王大奎）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body Model and Multi-ethnic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Qing Dynasty

JI Zi-bing， HAN Yu-mo， SUI Wen-t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was the last feudal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in ancient time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multi-body model is not only the expression of "Tongwen"， but also the representation of "stability". This model provides rationality for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ethnic languages，which is conducive to eliminating the estrangement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cultures， and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Multi-body Model; National Culture; Tongwen; The Great Unity

收稿日期：2023-10-09

作者简介：冀子冰（2000-），女，河北平山人，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研究方向：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18ZDA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