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平凡生活的慰藉

田景歌

文学界整体包括汪曾祺本人都评价汪曾祺“是名家而非大家”，但也有很多青年读者表示，自己从汪曾祺的小说中获得过的温暖、力量、思考丝毫不亚于一些大家作品，那么两者看似矛盾的背后是否可以达到平衡呢？探究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笔者在阅读过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作品后，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和力量。因为当时正处于整个春季学期的网课结束后，对于长时间未见的校园，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同学内心都充满了热情，甚至可以说是躁动不安。而在这时，刚好这位讲故事的老人向大家娓娓道来这几篇小说，令人顿时感受到久违的宁静与平和，这让人们更加喜爱汪曾祺。不止于此，似乎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听汪曾祺讲故事，笔者都能感受到那种淡然、达观。但当笔者查阅相关资料，以及听老师深入讲解时，“是名家而非大家”的标签让人感到些许震惊。于是，笔者便想借此机会从“是名家而非大家”角度简略谈一谈汪曾祺及其作品。

对于汪曾祺“是名家而非大家”这个问题，曹文轩在《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漫谈汪曾祺的小说》一文中解释得较为明确。在文章末尾，曹文轩写道：“他的价值似乎超过了他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的出现，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趋向的调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改变。”他既肯定了汪曾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同时又从少有宏大哲学背景和形而上的题旨的角度说明汪曾祺“不是走的一个文学大家的路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名家”呢？什么样的作家可以被称为文学“名家”呢？百度百科解释道：所谓文学名家，是指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造诣，特别是在某一专门的领域，如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某一方面具有专业性，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曾祺的确是“名家”。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与老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在此基础上，二人作品还具有尤为明显的地域性。汪曾祺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苏高邮地区一片土地有关。《大淖记事》中风景迷人的大小淖河便位于高邮城郊，离汪曾祺的故居不远；《受戒》同样所写非虚，江苏中北部地区僧侣数量奇高，确实与当地风俗有关；《异秉》中也出现高邮的熏烧摊子，特别介绍蒲包肉的做法……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基础上，汪曾祺用田园牧歌式的笔调和语气进行高质量写作。

“漫长的人生历程，使他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很深刻的感受。他的人生道路又极不平坦。如此人生，使他获得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平淡品质。他已将人生识破，忧愁和苦难，在他来说，已都不再可能使他产生大弧度的感情波动。”（《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漫谈汪曾祺的小说》）曹文轩如是说道。诚哉斯言，我们在汪曾祺的作品里最能直接感受到的便是作者那种平和、宁静的人生态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引起情绪的大喜大悲，可以看淡一切，与一切和解。《受戒》结尾小英子与明子的对话，明明是两个年轻人热血沸腾的爱意表达，可在汪曾祺的叙述中也依然有些宁静祥和的意味。“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英子和明子来到芦花荡里，这段的描写既有着独属于年轻人的强烈情欲，又隐约有着恬静安详的生活气息，似乎是在电影中，将镜头拉远，扩大这幅画面的可见范围，让读者和观众在这一场景中感受到二人青春澎湃的纯真感情的同时，又回头思考明子与英子的人生，乃至想到自身和周围真实的世界。同样的手法见诸汪曾祺的很多文章。《异秉》中王二的发达史也有着最普通凡人的色彩特点。“王二每天到保全堂店堂里来，是因为这里热闹，别的店铺到九点多钟，就没有什么人，往往只有一个管事在算账，一个学徒在打盹。保全堂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这些先生都是无家可归的光棍，这时都聚集到店堂里来。”但从这段话来看，王二爱热闹的性格特点，保全堂每日晚上的场景，以及周围店铺的情况都被真实地表现出来。代入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太发达的三、四线城市或一些小村镇夜晚时分不就是这般模样吗？汪曾祺用最接近现实的话语和场景，在虚拟的小说世界中为我们构建另一份纯真的温情与自在，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迷茫和困顿之际可以在汪曾祺的故事里寻到一丝一缕的心灵慰藉。岁寒三友之间的浓厚情谊，是在腊月三十大雪的时候，这三个人在如意楼里饮酒作乐的无限感慨与温暖。我们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靳彝甫、王瘦吾、陶虎臣三人的影子，甚至或许就是我们以后的自己。汪曾祺在人物的选取与刻画上都透露着最淳朴纯真的生活色彩。尽管不同的人物也会面临各种看起来大喜大悲的事情，但这些人物的表现也仍然有着作者的态度，使得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仅与内在人物站在同一水平线，同时又与作者本人对话，感受到汪曾祺超然自若的心境与精神世界。而这些也能让我们看到他师父沈从文的内在特色。《边城》里翠翠的纯粹，俨然一副与世隔绝的纯真、可爱、善良的女孩形象；茶峒镇中人与人之间不夹杂任何杂质的原始风情更让我们为之动容。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在如今车水马龙、快节奏的时代中，尤其让人感到最初的那份温情与力量。从文学层面而言，汪曾祺的叙事风格、民间道德观的内涵、节制的写作理念、描绘出的原始生活之美，或许都让他在“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独特气节下成为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一名“名家”。当然，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文学风格和方式成为文学界的“名家”，而汪曾祺偏是那给予平凡生活慰藉的心灵名家。

从“是名家而非大家”的论断来看，什么又是文学“大家”呢？百度百科解释道：文学大家，泛指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的专家，特指有极大影响力的、全才式写作的作家。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还是世界文学，“全才式写作”并不一定是“大家”的标准之一，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擅长作画，在文章中也不经常涉及绘画内容，即使涉及，也可以明显看出与其他内容的差距。即使如此，仍然不影响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受俄国文学中心主义“最高级的思想家是小说家”文化特点的影响，托尔斯泰的三大史诗型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每部独立作品都是社会全貌和共同体命运的再现，作家本人就是不断在文学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精神求索、追求真理，乃至影响到整个世界文学。作为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卡夫卡同样是位文学大家。他可以创建三种“异化”世界：使人成为非人，异化的“自觉”与快感，无根据的询唤、无解的荒诞。在每一种荒诞里卡夫卡都可以以“幻象”呈现世界的本质性真实，通过情节的荒诞感和细节的逼真感表现现实的梦魇化，深入到人性最深处的地方，触摸到整个时代带给活生生的人的影响，极具思想性，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焕发生机和活力，给人以启迪，给文学以启示。那么回到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乏一些文学大家，如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莫言。《红高粱》《蛙》等文学巨著在文学风格上有着语言混杂感的独特文人气息，同时又有着民族精神的内在象征与生命力。尊重个人、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尊重未知的三种世界性品质，使得莫言可以重笔书写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将视角放在中国如何从一个传统的文明社会变成现代的文明社会，视野是开阔的，思想是深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诗歌界中，顾城应当算是位“大家”。顾城在自己的诗歌世界中创造了一座顾城之城，这是一座极度纯粹、洁净和自由的王国。在这座城里，既有著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的淳朴自然，又有着中国文化系统中缺失和可贵的童心，这是一种蓝色的幻想，一种空灵的质地。作为“文化的我”，顾城的诗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特点，带有强烈的社会色彩，注重对人说话同时又是一代人的呼声，思想性和对人类的观照性同样很高。反观汪曾祺，结合上述内容，我们便知道汪曾祺与“大家”的差距。汪曾祺的众多作品似乎缺少了那么点深刻的思想性及时间性，而这两点便正是“大家”作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特点。在汪曾祺的文学世界里，虽然也构建了一个淳朴美好，表面上与现代社会“异化”的纯真社会，但似乎终究只停留在了这一小片带有高邮现实写照的土地中。曹文轩表示：“这些作品的背后少有宏大的哲学背景，少有那些大家所具有的形而上的题旨。从现代形态的文学来看，文学已经走过了那个模仿现实的历史，它正与哲学融合，走向形而上—即对更本质的现实进行抽象，已成潮流。没有理论地对现实进行观察，其实是不存在的。”（《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漫谈汪曾祺的小说》）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汪曾祺超然于物外的写作内容与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降解了这种深刻的思想性和对人类社会的观照性。

与此同时，尽管只是一位“名家”，而非“大家”，汪曾祺俨然已经带给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青年人许多光亮和温暖。笔者在中学时期便常常听汪曾祺讲故事，或是在学习上遇到瓶颈，或是在生活中遇到难题，抑或种种挫折和境遇，汪曾祺的作品总能让笔者静下心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仿佛是在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人生。汪曾祺“不会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也不会像张承志那样因为幸福而泪水盈眶、伏倒于草地而亲吻不已”（《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漫谈汪曾祺的小说》）。这种对待世间的平静也让笔者获得了更多的从容与冷静。汪曾祺也常常在故事中描写一些生活中非常细腻的细节，比如在《异秉》中对陈相公的描写：“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到处掸土……陈相公就一块一块卸出来，按‘东一‘东二‘东三‘东四‘西一‘西二‘西三‘西四次序，靠墙竖好。”对陈相公竖门板的场景进行如此细化的描述，让笔者在读的过程中逐渐厘清文本本身和自身生活的思路，或许汪曾祺在写作时心境就很平和吧。“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是笔者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最能直接感受到的一点，大概也是汪曾祺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简单的文字里流露着对一餐一饭、一草一木的爱，这样的烟火气似乎有一种让人从繁杂的现实生活中脱离出来，而又能深切感受到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的魔力。同时，汪曾祺的作品也包含着对年轻人和读者满满的责任心。他在《晚翠文谈》的自序中说道：“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这样的真诚和真实在汪曾祺的故事里也能使人感受到，这种力量总是温暖又强大的。汪曾祺独具一格的文学风格使他的文字简洁而富有诗意，常常通过平凡生活中的细节发掘美好，刻画人物性格和展现时代背景，以其细腻的笔触将生活的真实面貌向我们娓娓道来。这种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让其作品既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又能够引人深思，让众多读者通过其笔下人物的言行举止来探索对人性和生命的理解，在阅读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此外，汪曾祺的作品还具有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反思，揭示了历史的残酷和荒诞，同时也表达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期望。这点可以在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共同创作的京剧《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中略窥一二，作为样板戏，该部作品如今看来仍然极具历史意义，汪曾祺三起三落的经历也暗含其中。汪曾祺的作品还常常涉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展现出一个广阔的时代画卷。汪曾祺也很欣赏青年作家，总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他们的作品，保护他们的才华。他尽管不好为人序，却常为年轻作家作品写序。豁达真实的汪曾祺和他的作品不知带给人们多少慰藉。

综上所述，盡管汪曾祺“是名家而非大家”，可这丝毫不妨碍他带给青年群体的触动和温暖，尤其是来自平凡生活中的慰藉。在笔者看来，文学的存在，当然需要“大家”作品，需要揭示种种现实生活，需要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人类观照性，但“名家”作品不能因此被认为是不好的、没必要的，反而应当是积极寻求两者的平衡，看到“名家”作品中积极的一面，看到这种作品带给读者的积极力量，从而鼓励各种优秀文学作品蓬勃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