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文化》在文化领域的历史贡献

徐雁红

摘要：《中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重要刊物，该刊物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化“民族形式”和文化抗战等诸多方面的宣传，让新民主主义文化深入人心，坚定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对改变根据地文化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从创刊到停刊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但其在宣传先进文化、抵制错误思潮以及繁荣根据地文化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中国文化》 延安时期 文化繁荣

报刊是进行宣传、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抗战时期，报刊的地位尤为突出。延安是抗战时期党中央所在地、全国诸多青年心之所往的圣地。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引导舆论，激发起全国军民的抗日救国的热情、信心和意志，也为了繁荣延安这一偏僻穷困、文化匮乏的地方的文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很多报刊，有人们熟知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新文字报》《救亡报》等报纸，以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等杂志，还有《中国文化》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论述，当时的《中国文化》成为传播我党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的重要载体。

一、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始末

在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前，延安及其周边地区文化十分匮乏。1935年7月，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前往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考察。他在对陕北地区教育普及情况的报道中明确指出，陕北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当落后，当地各个县一所中学都没有，高级小学是当地唯一的教育场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陕甘宁边区一共只有120所小学，其中延安农村仅有7所小学共70多名学生，华池县更是一所小学都没有。当地群众的识字率仅有1%，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毛泽东对此曾表示，“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因此，党中央认为急需加强对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和文化教育，努力改变当地文化极度落后的不利局面。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破产，其不得不调整侵华战略。这一时期，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和侵略，比如加快掠夺中国文化成果，并大肆攻击破坏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同时，通过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对沦陷区人民群众实施思想和文化压制。1940年，日本军部制定的“对华思想指导要领”中，明确提出“使中国人民的思想统一于大东亚共荣圈”构想，重点是驱逐和消灭共产主义思想。

国民党政府方面一是面临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二是这一时期其自身也出现了政治倒退、文化和思想专制加深的趋势。国民党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机构来加强文化控制，并发布了许多压制进步文化团体活动的限制性法规。同时，抗战时期全国上下弥漫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国民党利用普通大众的爱国热情，大力宣扬中国封建道德观来压制“五四运动”精神。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为了树立正确的文化导向，从思想层面形成最广泛的共识，争取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处在延安的党中央深刻意识到加强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3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延安的文化界需要与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当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上，选举张闻天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并提议创办《中国文化》。随后在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任命艾思奇领导《中国文化》的创刊和主编工作。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正式创刊发行。该刊从1940年2月创刊到1941年8月停刊，共出版15期。虽然该刊存在时间较短，但是其在短期内密集刊登了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文章，为厘清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乃至繁荣根据地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延安《中国文化》文化宣传的主要内容

《中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引，针对延安乃至全国的文化状况，力图堵漏补缺、纠偏正误、规正方向，内容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文化“民族形式”等重要议题，大力宣传我党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其文化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早在我党建立之初，李大钊、陳独秀等人从多个视角对五四时期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审视和总结，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们不仅要了解他们基于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得出的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要学习他们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这一号召激发了延安学界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情。随后，《中国文化》陆续刊登了延安学界学者创作或翻译的一系列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例如杨松翻译的《黑格尔的哲学》和默涵翻译的《黑格尔与康德》两篇文章，全面介绍了黑格尔和康德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思想，是人们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的重要参考著作。杨松的《列宁论中国》、张仲实的《怎样研究〈资本论〉》和萧三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在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宣扬和普及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文化》主编艾思奇也撰写了《哲学是什么》《论地理的统一》等一系列哲学性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辩证法、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等重要哲学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总之，延安的《中国文化》成为当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宣传阵地，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2.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宣传。“新民主主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创新。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就刊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在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强调它既非资产阶级文化，也异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进一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核心特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中，“民族的”是指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倡导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具有民族特色；“科学的”是指反对封建主义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大众的”是指这种文化要服务于广大工农劳苦大众，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随后，张闻天也在《中国文化》发表了名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探讨，将其描述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文章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认识上略有差异，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初期形成过程中的多样性。毛泽东的文章聚焦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张闻天的文章更注重抗战时期的文化问题和政策。

3.对文化“民族形式”的宣传。抗战时期，我国文化领域非常热衷于探讨“民族形式”的议题。当时学界对于如何处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在新的民族形式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民间文艺是民族形式的核心，因为它深受广大民众的普遍喜爱。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民间文艺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不能作为新时期新文化的表达形式。针对这些多元化的观点，《中国文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这个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延安的文化精英们强调，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因此，在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中，借鉴和利用民族文化的传统形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盲目接受旧有形式。在利用这些传统文化形式时，应保持批判性和发展性的视角。周扬提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形式是对长期封建社会的反映，不能不加区分地视为高等艺术。对于旧形式，必须以批判的态度进行改造，因为它们往往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茅盾则进一步提出，旧形式中的某些特点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并非中国特有，因此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基础。他认为，把这些形式误认为“民族的”，并试图在其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形式是荒谬可笑的。《中国文化》对“民族形式”的广泛讨论，厘清了新时期文化艺术怎样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和人民大众这一关键问题。

三、《中国文化》在文化领域的贡献

《中国文化》致力于文化建设，立足陕甘宁边区而放眼全国，致力于传扬先进文化、抵制错误思潮、繁荣根据地文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化“民族形式”、文化抗战的宣传，不仅对陕甘宁边区，而且对全国，不仅对抗战时期，而且对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均在文化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1.使新民主主義文化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概念，为毛泽东同志提出。毛泽东同志当时有针对性地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科学概念，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生机和活力，为的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经过延安学界的广泛讨论和《中国文化》的宣传，逐渐形成了一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成熟的根本性文化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引导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并随着革命的洪流成为主导中国文化进程的核心主张。在《中国文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宣传影响下，大量文化从业者受到新民主主义的启发和感染，以饱满的激情投身于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事业中来。他们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出发点，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创作了一大批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作品，歌颂了新时代下的新事物和新文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坚定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在抗战期间，文化抗战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如果将抗战时期的军事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等比作人体的五官和四肢，那么文化抗战就是“人体中的血液”，因为文化抗战起着调配和联动其他领域抗战的关键作用。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根据地的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们纷纷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以笔为戎、挥斥方遒，在《中国文化》上创作发表了一大批小说文学、革命绘画和音乐戏剧作品，不仅歌颂了中国军民的伟大抗战精神，同时也对日本侵略者的邪恶罪行进行了无情揭露。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发表了欧阳山的《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李伯钊的《敌后文艺运动概况》、叶生的《抗战以来的历史学》等文化抗战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而且为文化抗战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理念指导。此外，杂志还发表了何其芳、萧三、艾青等人的诗歌，丁玲、刘白羽等人的小说，以及荒煤、黄钢等人的报告。这些多样化的文学作品从思想层面唤醒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激励了前线的抗日将士，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通过这些作品，文化在抗战时期成为一种强大的武器，它以其独特的战斗方式增强了人民的抗战信念和意志，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塑造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氛围。百废待兴的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却独树一帜，成为引领根据地乃至全国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阵地。《中国文化》不仅刊登哲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文章，而且还刊登了中国古代史、艺术史、民族史、经学史等多个领域的大量文章。比如范文澜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克夫的《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叶蠖生的《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等，这些文章成为日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学术成果。尤其是郭沫若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引发了范文澜、尹达、谢华、叶蠖生等人的广泛讨论，为中国历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突出贡献。《中国文化》通过刊登这些学术文章，营造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交流环境，激发了一大批学者们的创造力。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对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也对陕甘宁这样的敌后根据地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本质影响。

综上所述，在这些文章的影响下，陕甘宁根据地的文化不再是一个封闭和单一的系统，而是成为一个多元、包容和充满活力的热土。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提升，全国各地的广大学者和青年人奔赴延安，使延安这个过去的文化荒漠，摇身一变成为无数青年人心中的思想和文化圣地。

作者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2022年度河北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高校‘课程思政创新实践研究”（项目编号：GXDJ2022B2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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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从容，李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路径和发展现状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16（02）.

[4]齐卫平，周颖秋.延安时期《中国文化》若干问题的研究[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03）.

【编辑：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