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逻辑理路、演进历程、现实指向

闫灵令 邵献平

摘要：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系统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物质前提、制度基础、鲜明特征、社会实践途径等内容，为共同富裕由愿景变为现实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基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理论精髓的准确把握，新时代聚焦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用生动鲜活的当代中国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4）01-0054-10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项目“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2Z121）；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新时代廉洁文化涵养清廉幼专的路径研究”（2023XJB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人类社会发展精心绘制的理想蓝图，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围绕如何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同社会”“乌托邦”“太阳城”等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但受制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不可能真正开辟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267的共同富裕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使共同富裕的旗帜树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上，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最根本的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学细悟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精髓，深刻把握其中国化探索的演进历程，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用生动鲜活的新时代中国实践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理路

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制度基础、鲜明特征和实践途径，为共同富裕由愿景变为现实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一）共同富裕是未来社会生产发展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在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后，深刻批判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深度剖析了工人贫困的根源和后果。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3]415，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在于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一边是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贫困的不断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必然导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

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矢志构建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3]415，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劳动成为真正的自由劳动，“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为社会公共所有，劳动者不再是商品，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摆脱了剥削、奴役的不平等关系，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将充分涌流，“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814，为了一部分人获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现象将不复存在，“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3]308。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保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平衡而充分满足。他提出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6]，社会生产的共同劳动成果归全体劳动人民享受。

（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积极的动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力量，“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7]563。社会主义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人劳动、共享财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多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发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这一物质基础，从而超越了以往空泛的乌托邦理想，使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也使共同富裕由愿景走向实践。他们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5]323，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887。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人的全面发展不过是空中楼阁，不仅共产主义无法实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会出现停滞、反复甚至倒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要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義制度，“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421，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丰富物质财富，为彻底改造旧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夯实物质根基。

（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共同富裕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结果，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财富分配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3]414。私有制是一切剥削制度的经济根源，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126，才能推翻私有制条件下靠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收益分配的制度基础，使一切社会财富归劳动者所有。

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7]433，它“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8]，每一位社会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7]460。也就是说，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保证社会公平分配，每个人的劳动付出才能得到相应回报，共同富裕的目标才有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会自我消亡，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3]421，最终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共同富裕探索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广大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不再为资本占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9]546，使所有劳动者过最幸福的生活。

（四）渐进性和阶段性是共同富裕的鲜明特征

共同富裕代表了人类对未来经济社会的美好想象，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发展到高水平后的一种高级形态，它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和渐进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所要达到的富裕目标作了明确阐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以达到劳动权利平等、体现劳动能力不同的差别富裕为目标。因而，社会生产资料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5]363。但按劳分配不能顾及劳动者个人素质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平均分配，“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5]36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实现了人们劳动权利的平等，但不同的劳动者，因其体力、智力不同，勤奋程度、劳动成果不同，所体现出来的劳动能力的差异必然反映为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为消除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9]195。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身体健康的需要，“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5]365。只有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365，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二、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的演进历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唤起了中国人民对大同理想社会的向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矢志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国独特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具体理论形态。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初步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惨遭外国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是不现实的。民族实现独立、人民获得解放是那时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为了团结所有革命阶级，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铲除人民经济上受剥削和政治上受压迫的总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夺取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帮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经过28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焕发了极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急切盼望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现实国情，就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一是以合作化为组织形式。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要想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首先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毛泽东同志希望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0]。从这时起，“共同富裕”这一凝聚人心的概念开始广泛传播，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中国化理论形态。二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1]。1956年底，我国经过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为全体人民共享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以工业化为动力。毛泽东同志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以工业化为基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建设方略，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2]。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深入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许多关于共同富裕的新思想、新观点。

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373这就要求，一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立了适应现实生产力状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赖以依靠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3]357。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认为，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只有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才能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3]63。同時，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274，要求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三是以先富带动后富。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去追求一种整齐划一的同步富裕是不切实际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3]155。经过反复酝酿，邓小平同志从全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条件差异出发，提出了不同地区的发展策略，“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13]277-288。先富带后富，后富赶先富，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进入了新阶段。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不断深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贫富分化和地区分化问题开始显现。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进共同富裕作了进一步探索。一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江泽民同志对“富裕”的释义从物质层面拓展到了精神层面，认为共同富裕既是物质生活的共富，也是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富，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需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他要求全党“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11。二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将“效率”和“公平”辩证统一起来，是克服平均主义、防止两极分化，最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法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以先富帮后富带共富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三是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推进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发展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在进一步深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重要理念的基础上，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15]。这就明确了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发展目标，也必须由发展来实现。一方面，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发展

进入21世纪，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且更趋多样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我国共同富裕事业继续向前迈进。一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胡锦涛同志坚持以人为本，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6]。二是把社会公平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胡锦涛同志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7]，以此减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把科学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胡锦涛同志用“科学”一词对“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强调在科学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14]755的“五个统筹”发展理念，成为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指南。

（五）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开拓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为“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揭示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深刻意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发展。其一，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142，是消除了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的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劫富济贫。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要采取有力举措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全体人民拥有平等创造财富的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其二，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8]142，不仅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且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步改善，最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其三，共同富裕是“共建富裕”。共同富裕是“奋斗出来的”[18]142，靠全体人民共同劳动、共同建设、共同创造实现。要提高人民的受教育程度，给人民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共建共享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四，共同富裕是“渐进富裕”。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8]142，从全局上看，是针对全社会而言，要整体谋划、一体布局，“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18]146；从时间上看，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富裕具有先后达到的客观规律，不同人群实现富裕的程度不同、时间不同；从空间上看，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相同富裕的水准，不同地区富裕程度存在一定的客观差异。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现实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聚焦关键领域，积极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走上了一条基础坚实、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突破与质的飞跃。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根基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没有发展，共同富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8]144，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一是坚持全方位、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始终把人民安危冷暖、安居乐业放在首位，发展的重点既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又满足人民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迫切需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居住、环境等突出问题，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提供优质、均衡、普惠的公共服务，人民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集聚力量开展科技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等高端装备走向世界；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互联网+”等新动能快速崛起，成为创新发展的新标志。三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针对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坚持“全国一盘棋”思维，先后部署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四大板块形成协同联动的叠加效应，东中西区域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差距明显改善。四是坚持绿色发展。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全面部署和启动“美丽中国”建设，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作出关于碳达峰和碳中和愿景的重大宣示，以绿色发展助力共同富裕。

（二）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共同富裕实现机制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分配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分配的“总阀门”，是共同富裕最主要的实现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总结过去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139的高度，對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20]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加以贯彻执行。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方向，即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努力“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1]47。这就要求努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一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完善初次分配机制。通过加大农业生产投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不断优化劳动要素供给的政策环境，提高广大农民和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缩小第一产业分配与第二、三产业分配差距；通过健全监管体系，调节第二、三产业中的不合理收入差距；通过发挥各类组织的主体性，增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份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使人民掌握更多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在初次分配基础上，通过适当提高所得税对超高收入的累进级差，分阶段逐步实行社会保险省级统筹，充分发挥社会福利和补贴的应有作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福利资源的使用效率。三是鼓励和规范第三次分配。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通过积极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渠道、模式和方式，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激发社会力量的捐赠热情，推动第三次分配健康发展。这些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是新时代基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作出的政策调整，为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补齐共同富裕最大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9]658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在乡村，难点也在乡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带领人民探索多渠道多样化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农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贫困地区刚刚脱贫，发展基础和发展能力依然较为薄弱，极易受经济不景气或产业冲击的影响而返贫，某些偏远山区处于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带，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之前的脱贫成果可能会功亏一篑，实现共同富裕仍然存在较大困难。

乡村兴则国家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农民农村朝着共同富裕扎实迈进。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瞄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问题，通过实施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一是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充分挖掘生态、文化、休闲等功能，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新业态，延长农村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二是全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实施农民培育计划，培养一批乡村教师、卫生健康、文体旅游等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健全完善农村工作干部培养锻炼、各类人才定期服务乡村等机制，内育与外引相结合，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大力繁荣农村文化，提升农民精神风貌，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四是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增加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统一。五是全面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智慧乡村”“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凝聚共同富裕磅礴力量

人是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统一体。共同富裕作为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应有之义，必然要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共同富裕首先是物质生活的富裕。物质生活是人的第一位的生活。人要生存繁衍，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1]，这是人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前提。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人还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个体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能够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22]，多渠道促进人民精神富足，充分凝聚起全社会推动共同富裕的磅礴力量。一是优先发展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原则，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为人民提供更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提升国民素质。同时，秉持立德树人理念，坚持五育并举，建设教育强国，提升人们开展和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富足。二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文化产品创作、社会舆论宣传、文明生活创建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生产蕴含崇高价值理想、有益于人民精神健康的文化产品，进一步提升公民精神文明素养。三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以文化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推进文化产业智能化升级，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扩大和提升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列宁.列宁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9]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62.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9.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7.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17.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07.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90.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6.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90.

责任编辑陆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