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一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念书。今天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于三十年不算短的时间和中国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五月四日,北平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在激愤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在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平同学的爱国运动,在七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校同学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说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贷”、“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是采取镇压的政策,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的涌入古老的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以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的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的明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