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公平”?

1957-08-16 03:30雨夸
中国青年 1957年6期
关键词:徐进职位待遇

雨夸

在“中国青年”这次所发起的问题讨论中,徐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反映了很多青年所关心的而又有模糊认识的问题。徐进同志看到自己当年的同学和自己的弟弟:当初,没有参加革命留在学校学习,现在有的已当了工程师、讲师,有的还将出国留学,被国家培养成专家。而他自己由于早参加了革命:离开了学校,虽然辛勤地为人民工作多年,并上过朝鲜战场,但到现在还是个一般政治行政工作干部,连科长也没有当上,无论在掌握专门技能上,或物质待遇上,都不如他们。于是产生一种委屈情绪,觉得党对他不公平,很后悔自己当初不该早革命。

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待徐进这样的干部不公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对职位待遇提拔等问题如伺看法。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革命队伍里的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多少,提拔的快慢是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决定,而不是根据什么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这就是说革命队伍里并不是根据有多少人适合当部长,于是就设几个部长,也不是根据参加革命历史的长短来决定某些人是否应该当部长,而是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设置的,如果革命当时不需要设置任何部长,即使有一万人适合当部长或者要求当部长,我们也一个不设置一个不提拔。待遇的问题也是这样。

另一种看法是:革命队伍里的职位待遇提拔等不应该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决定,而应该根据参加革命历史的长短来决定,也就是说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多少,提拔的快慢应该根据某个人的革命历史来排定。譬如说同是一九五0年参加革命的,要提拔最好一起提拔,不管他做什么工作,在待遇上不应该有什么差别,如果有拿钱多的职位,首先应该让那些参加革命早的人去担任。

根据前一种看法:革命队伍里的职位待遇提拔等,凡是根据革命需要来决定的都是合理的,公平的。自已是不是担任较高的职位,获得较高的待遇,对于抱这种看法的人来说,是无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切真正抱有正确革命观点的人的看法,

根据后一种看法:如果职位待遇提拔等不是根据革命历史来决定,如果各种职业之间待遇上有差别,如果提拔上有快慢,这就是不公平。这一种看法,是徐进的看法。这实质上是把参加革命当做追求职位待遇的人的看法。

就拿物质待遇来说吧,科学技术人员一类的专门人才,享受较高的待遇,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迫切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大量具有各种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适当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就能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人员享受较高的物质待遇,并不是国

家偏爱他们,而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在这里并不产生公平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而只从个人的角度去比较,是永远也不会想通的。

再拿干部的提拔来说,这也是决定于工作需要,那里需要人,那里就提拔的快一些,比如,解放初期,我们要建立革命政权,设置国家机构,需要大量政治行政干部,那时,做行政、政治工作的干部就提拔的快一些。在战争中,死伤较多,需要增补,那时部队干部就提拔得较快,当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建设时期以后,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要建立大批工业基地,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大量的工业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但过去我们的工业和科学事业是落后的,这方面的干部也比较少,远不能满足当前需要,这就需要大力培养和提拔新干部,因此这几年来,从事工业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就提拔得快一些。而做行政政治工作的同志,虽然他们的工作也做的不错,工作能力也不断提高。但是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干部现在一般都已初具规模,所以这方面的干部就会提拔得慢一些,这样做也是对的,否则如果一个部门的部长、科长等都配备齐了,但还大量提拔一些人做各种“长”,这样“长”太多了,就使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国家又有们么好处呢?其实,我们今天许多行政、政治干部,也还是赶不上工作的需要,不是大材小用。即使同样从事政治或技术工作的人,由于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干部的提拔也是不平衡的,在新建立的企业、学校,骨干少,人员少,干部的提拔就要快一些。在于部比较多的地方就要慢一些。另外,干部提拔也受到职位的限制,一个科只需要一个科长,虽然两个人都差不多,都适合做科长,但也只能在他们中间提升一个。这样就不能像徐进那样只是从参加革命时间的长短来比,也不能因为有一个一九五0年参加革命的同志,现在提升为科长了,或工程师了,就平均地要求所有一九五0年参加工作的人都应该提升。

徐进同志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既然今天需要大批的科学技术干部,徐进也愿意去学习技术,掌握本领,但为什么党又不让他去呢?而那些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现在倒能继续上学深造,这样不是又不“公平”吗。事实上党和国家是尽量照顾像徐进那样的同志的,他们过去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了学业,今天革命胜利了,只要有可能总是尽量让他们有继续学习的机会。过去几年,有很多老干部被送到各种学校去学习技术、文化;也有很多像徐进那样的同志投考了大学。今天在高等学校里,不是有很多在职干部在学习吗?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革命的需要问题,国家一方面需要有一批人去学习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一批人继续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党不能把那些凡是想学习的都送去学习,否则其他工作谁来做呢?正如解放初期或抗美援朝时,很多青年都想参干、参军,但是不能全部去,有的需要留下来做其他工作,有的需要继续学习,如果因为当时参军、参干光荣,大家都去参军,不培养一批有学术有本领的专家,那么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又靠谁来做呢?今天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去上学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些使我们不难看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对参加革命如何看法,如果到革命队伍里来,是为了争地位、争待遇,那么比来比去,会觉得到处都很不公平,自己也陷入不可自拔的苦恼中,如果参加革命,是做人民的勤务员,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是自觉地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那么他就不会为一些待遇地位问题而争吵不休。这里让我们来举一个事例吧!在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里,写了这样一个革命战士——何天星同志,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二十多年,立过三次特等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营长,但一九五二年,他带着一身的窟窿和一笔残废金复员回到了家乡,当了农业社的主任。如果按照有些青年的看法,何天星同志比徐进同志还要不平。但是何天星同志并没有这样想:他回到家乡以后,没有向群众居功,没有要求人民给他一点特殊的照顾,更没有和这个人那个人去比地位,比待遇,而一心只是想着群众的利益,他和群众一起劳动,领导群众走合作的道路。群众生活困难,他就拿出自己的残废金来帮助群众;遇到水灾,他就以带着伤又有病的身体,跳进急流去抢救群众的房子,受灾后,他日夜睡不着觉,想各种办法来导找生产窍门,使得他领导的合作社虽然遭受了五十年未有的大水灾,还能获得丰收,创造了奇迹。这就是崇高的革命者的品质。本来使得同一辈人幸福,使得下一辈人更幸福,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没有什么不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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