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骨有肉，骨肉相连

朱伯石

写文章，在旧社会是少数文人学士的事，跟广大的人民群众无缘。文章一被少数人“垄断”，往往受到糟践：有人无病呻吟，专事雕琢；有人吟风弄月，把文章当作消遣；有人则以此作为宣传封建道统，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在新社会，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播经验的一种方法，是表达我们对于所接触的事物或者问题的看法的一种形式。所以人人都应该学会写文章，而且要写得好，以提高表达效果和交际功能。

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得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牵涉到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修养，也跟作者运用语言的技巧（如选词、炼句、谋篇、修饰等）密切相关。在这篇短交里，只谈谈文章的观点和材料的问题。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指示我们：“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从国际形势、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从宇宙飞船、地下宫殿到花鸟虫鱼，时时刻刻都在发展变化。对于这些粉然杂陈、千变万化的事物，每个人总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由于对事物关心的程度不同，熟悉的程度不同，看法有时候非常明确，有时候比较模糊；由于各人的观点方法不尽相同，对事物的希望和要求有所差异，对于同一事物，各人的看法往往不会完全一样，有时甚至差别很大。就一般情形来说，在不同的看法之中，总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或者是有的比较妥当，有的不够妥当。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人对于所接触的事物总有他一定的看法。“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总的看法。“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①是列宁对压迫阶级凶残、虚伪的本质的看法。“像蛛网一样，小虫给粘住了，飞鸟却一冲而过。”是肖伯纳对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的看法。“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你愿挤，总还是有的。”是鲁迅对利用时间的看法。就是对自然现象，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世说新语·言语篇》有这样一节记述：

谢太傅塞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对“雪骤”这一自然现象，一个看作像空中撒盐，一个看作像因风柳絮。如果再有第三个人发表意见，也许会看作像鹅毛、像棉花什么的。

所以，一篇文章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并不是跟镜子里所反映的花朵那样纯客观，而是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色采。也就是说，作者在反映客观事物的同时，必然显示出自己对这一客观事物的看法或态度。这种看法或态度，就是一篇文章的观点。

一篇好的文章，观点不但正确，而且非常鲜明，不躲躲闪闪，不含含糊糊，像高举的红旗一样，特别醒目。例如毛主席1947年5月30日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②，一开头主席就提出正确、解明的观点：“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又如魏巍同志在抗美援朝初期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作者认为，“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瞧，作者的观点是多么正确，多么鲜明！

观点是文章的灵魂。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就是看它的观点正确与否。观点有大小之分。大观点是统帅全文的，是文章的“纲”；小观点是大观点的“支柱”，是文章的“目”。“纲举目张”，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论大观点、小观点，一般说都是比较概括、抽象而偏于理性的，是理性认识的产物。要使文章的观点能说服读者，教育读者，使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还必须“借重”生动具体的材料，用材料来证明观点。例如上面所举毛主席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主席提出了正确、鲜明的观点以后，紧接着就分别从“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方面，列举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情况来证明观点的正确性。这样，文章的说服力就强。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提出了观点以后，用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三件典型的英雄事迹：松骨峰战役英勇杀敌，战士马玉祥从火海中救出朝鲜小孩，战士们蹲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不以为苦，反以为荣。通过这三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的描述，使文章的观点深入读者脑中，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在一篇文章里，观点和材料是不可分割的，是有机地结合的。观点统帅材料，没有观点，材料只是一堆“废物”。而观点又必须建筑在材料的基础上，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材料，观点成为“言之无物”的抽象的概念。观点和材料的关系是“论点”和“论据”的关系，是“讲道理”和“摆事实”的关系。观点是骨，材料是肉。要使文章有骨有肉，就要做到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相统一。关于写文章有句老话：“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二者要安排妥贴，结合紧密，要见出“夹”的本领来。如果叙是叙，议是议，“夹”不起来，那就好像胡乱塞在菜篮子里的一堆排骨和肥肉，虽然也有“骨”有“肉”，但却没有生命。

怎样才能做到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相统一呢？

首先必须占有丰富具体的材料，这是写文章的“物质基础”。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指示我们：“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观点是理性认识，材料是感性认识。没有丰富、具体的感性材料作基础，就无法形成观点，或者形成不出正确、鲜明的观点。马克思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③马克思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例如为了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这是《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章的说明）的出版，马克思从他那整理过的大量的文献里节录了二百个印刷页以上的资料。④所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又教导我们说：“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有些同志写的文章，往往是“凑”观点，想当然，如不是从丰富、具体的材料中抽象出来，这样的观点就好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本身缺乏力量，也就说服不了读者。

其次，对所占有的材料必须加以鉴别和选择。客观事物曲折复杂，材料也就难免是五花八门：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有的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有的只是属于表面现象。要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要反映它们的内部规律性，就要按照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所指示的那样：“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在这方面，列宁是我们的范例。“当列宁利用他从民粹派作家的著作中抽出来的统计资料时，他对这些资料都要最精密地亲自检查，并将它们与其他著作的许多资料对照。他在这些资料中发现许多错误或对事实的故意歪曲，便列出新的表格，将民粹派的资料重新分类，当他无容置辩地证明了民粹派所作的结论与俄国具体事实绝不相符的时候，证明了这些事实与民粹派理论正好相反的时候，他便用民粹派自己的数字去打击他们。”⑤有些同志写的文章，在材料方面往往是头发胡子一把抓，鸡毛鸡肉一锅煮。那样写下来的东西，就好像小学生记下的一笔生活起居账，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

在鉴别材料的同时还要加以选择，选择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几十只麻雀，不必逐一地解剖，解剖一两只就可以。《儒林外史》里写严监生的吝啬，别的没有多写，只着重写他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表示“抗议”油灯中燃着两根灯草太费油。影片《欧也尼·葛朗台》对于老葛朗台的悭吝，只是通过在大庭广众的宴会上亲自去吹灭一支蜡烛，老婆病得要死了还不肯在冷屋子里生火炉，自己病得神志昏迷还要抚摸着心爱的“金鸟儿（金币）”死去等几个细节来麦现的，而严监生和葛朗台的性格却格外鲜明，在读者和观众脑子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魏巍同志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里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他说：

……在朝鲜时，我曾写了一篇《自豪吧，祖国》的通讯，里边写了二十多个我认为最生动的例子。带回来给同志们看了看，感到不好，就没有拿出去发表。因为例子堆得太多了，好像记账，哪一个也说得不清楚，不充分。以后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只选择了几个例子，在写完后又删掉了两个。事实告诉我：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清楚明白的，也会是突出的。

所以，材料选择得当，可以一以当十。如果芝麻也拣，西瓜也抱，堆砌材料，细大不捐，必然使文章冗长，甚至影响到观点的明确和集中。

再次，还要讲究写作方法。写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因文而异，因事而异，也可以因人而异。所谓“文无定法”，指的就是这种情形。不过从一些典范性的文章来看，毕竟还有它相对的“定法”。通常所见到的主要有这样几种方法：

一，先讲观点，后摆材料。上面所举毛主席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就是用的这种写法。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开门见山，首先给读者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通过生动具体的材料的证明，使观点在读者脑子里起“共鸣”。

二，先摆材料，后讲观点。例如夏衍同志的《包身工》，细致、具体地描述了旧社会“包身工”悲惨、痛苦的非人生活以后，作者这样点出：“……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推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首先让读者了解事实真相，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然后在这基础上提出观点，说服力或感染力就特别大。

三，先讲观点，后摆材料，再阐明观点。上面所举魏巍同志《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用的这种写法。文章开头就讲出了观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接着描述了志愿军战士三件英雄事迹，最后，作者又这样说：“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观点——材料——观点，这种写法，首先给读者以简要、明确的概念，然后通过具体材料的论证，作者再加以指点，使读者进一步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观点和材料穿插交错，双轨进行。正确的观点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反映。一种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是复杂的，往往包含着许多方面。要把一种事理阐述得清楚，剖析得透彻，往往要从各个方面引证材料，说明观点，而观点也就交错出现在各个方面的材料中。周扬同志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就是用的这种写法。作者首先引用了一首新民歌，随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以下，作者引用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新民歌多首，依次论述这些新民歌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新生活、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色，……这种“统筹兼顾”的写法，能够把比较复杂的问题阐述得更清楚，剖析得更透彻。

这几种不同的方法，各有它的特点。拿起笔来的时候，应该根据文章的内容和性质，采用相适应的某一种方法。

总起来说，一篇文章必须耍有正确、鲜明的观点，必须要有能够说明观点的典型材料，而且要运用恰当的写作方法把观点和材料有机地揉合起来，使之成为骨肉相连的整体。

以上所谈，都是理论、方法。要把文章写好，还必须勤写多练。这就好比游泳一样，懂得了理论，掌握了方法，而且经常下水，自然能够达到“婉若游龙”的境界。如果不愿下水，或者下水后“浅尝辄止”，那是永远也游不好的。

①见《列宁全集》21卷208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③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④参见格拉塞，《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1954年三联书店版，24页。

⑤同上，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