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哲学　促生产

唐志澄

一九六四年春耕前，我们这里有不少干部和社员，存在着“增产到顶论”的思想。有的说：一九六三年风调雨顺，所以每亩平均产量超过了八百斤，这样的天时难遇，再增产可难得很呀！有的说，地只有这么多，庄稼也只能这么好了，要增产不外多施肥，肥多了庄稼就要跌死（倒伏），不仅不能增产，还会减产呢！他们举出例子：阴山队有一块种子田，就因为施肥过多，倒伏了，早稻比一般田收的还少。听了这些议论，开始，我也有些相信，觉得他们说的是事实。但是，看到报刊上一些要打破“增产到顶论”的文章，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心里感到矛盾得很。怎么办？带着这个问题，我学习了《矛盾论》。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是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地去看世界，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永远孤立的，永远不变的。我想，“增产到顶论”不就是这样的吗？这种观点，只看到一亩地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只能种那么多庄稼；而没有看到水利、肥料、种籽，特别是人的因素对产量的影响。这正是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对照着毛主席的教导，联系自己这些年来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在我的思想中，初步形成了一个概念：增产是不会到顶的。但是，这种想法究竟对不对呢？还需要拿到群众中去检验，并且变成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于是，我到章店生产队，开了个干部和贫下中农座谈会。会上我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思想变化谈了谈，大家都很同意我的看法。贫农钱凤五双：“解放前，一亩地只收二百来斤粮食，解放后，地还是那些地，可是，一亩地收几百斤，我们除了自己吃饱，每年还卖给国家几万斤粮食，这变化有多大！毛主席说，不论啥事都是变的，这是实在话。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增产不增产，全在人闹了！”会上你一言，我一语，都说生产是变化的，增产了还能再增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大家还回顾了解放以来生产发展的过程：

解放前，章店生产队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农民受剥削，生产积极性不高，每亩只收二百多斤。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如鱼得水，一九五二年产量上升到平均每亩三百三十斤。当时，大家就认为很不错了，再也不会出格子了。后来，实现了合作化，依靠集体的力量，兴办了水利，耕牛、农具得到了合理使用，到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每亩平均达到五百八十斤，最高的亩产八百斤。当时，大家觉得很了不起，认为增产到顶了。可是，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有了排灌机械，把单季稻改成了双季稻，小块地并成了大块地，增加了土地面积，生产又起了个大变化。一九六三年平均亩产八百三十五斤，最高的有一千斤。可见，只要有不断革命的精神，改变生产条件，增产是没有顶的。这样一谈，大家心里更亮了。

那么，当前的增产方向在什么地方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是暂时的，过了一段时间，就又出现新的不平衡了。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九五七年出现了每亩八百斤的高产，打破了平均亩产五百多斤的平衡。后来平均亩产达到八百多斤，但接着又有了亩产一千斤，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有了差距，有了新的矛盾。找出差距，解决矛盾，就能使生产向前发展。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又一起讨论，寻找差距。结果发现，差距还很多。不要说和先进地区比了，就是本生产队，同一块地，早稻一亩产六七百斤，晚稻只产二三百斤；近田、水田收得多，远田、旱田收得少，等等。消灭这些差距，生产就会向前跃进一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识为增产潜力还很大，增产到顶是没有根据的；主要的是措施要跟上去，要干。

在取得一个生产队克服“增产到顶论”的经验后，我们就以打破‘增产到顶论”为中心，在全公社展开了一个大学大讲毛主席哲学思想的运动，改造思想，提高觉悟，找出差距，解决矛盾，促进生产。涧三生产队圩田每年只能种一季，每亩收六百五十斤，比山田少收三百多斤。因此，大抓改造圩田，种双季稻。民主生产队远田比近田每亩少收一百厅，主要是远田施肥不如近田多。所以，就开展提早给远田送足肥料的生产高潮。全公社各生产队尽可能把旱地改成水地。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一九六四年虽然接连不断遭到大雪、低温、风灾、先旱后涝等自然灾害，但各生产队都比风稠雨顺的一九六三年增了产。涧三生产队圩田改种双季稻后，亩产平均达到九百六十斤。民主生产队的远田赶上了近田的产量。底元生产队的晚稻和早稻的差距大大缩短了。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增长了百分之九。

但是，对于成绩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过去，我们在水利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自满情绪，所以，一九六四年抗旱时吃了大亏。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时时有，事事有，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干革命，搞生产，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接受过去在水利问题上的教训，我们总结了一九六四年的生产，找出了差距。除了大修水利和继续抓一九六四年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以外，一九六五年要大力推广良种，并把低产队赶高产队当作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目前全公社正在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掀起了春耕生产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