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伟大的道路》谈到传记文学

程广林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写的朱德传《伟大的道路》，终于能够在哺育了朱德同志的中国大地上畅行无阻了。它出现在现在的中国，起了一种史沫特莱当初不能料到的意义，这就是它帮助我们冲破了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封锁的传记文学的禁区。我们读了这本书，做些思索，分析一下它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就会觉得传记文学并不是难以琢磨的迷宫，以传记文学作品织人之罪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在林彪、“四人帮”当道的十几年中，他们为了树立个人的淫威，以“宣传一个领袖”为名，横扫了传记文学园地的所有花草。不仅所有的传记文学作品都被打入冷宫，而且出现了一种“江记”的“多米诺骨牌”：一个历史人物被否定，不但和早死之人未曾相见的后代要承担罪责，而且为这个历史人物写传记的人一瞬间也成了“反革命”，甚至所有露过这个人名的著作也一概有罪。这种残酷的法西斯政策使所有写过传记文学作品的人至今心有余痛。以至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人渴望读传记文学作品但却很少有人动笔去写。不少人仍把传记文学园地看做“迷宫”而踌蹰不前。

他们一是怀疑繁荣传记文学能否导致“宣传个人”而使伟大领袖黯然失色。这种怀疑说到底还是搞不清个人和历史的关系。这里有必要说说史沫特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朱德同志问她为什么要写自己的传记时，她回答说：“因为你是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位美国女作家不知要比林彪、“四人帮”高明多少倍，她会辩证地理解个人和历史，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她不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这和我国古代所说的“众星烘月”的话是一样道理。可是事情一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林彪、“四人帮”却故意糊涂起来了，欺骗人民以为其中真会有什么更神秘的东西。他们这样把一潭清水搅混，目的就是不要别的领袖，而要把自己封为唯一最高的领袖。我们反对法西斯独裁，我们是“人民创造历史”论者。中华民族的英雄如群星灿烂，中国历史英雄辈出。为众多的英雄写传只会使他们相得益彰，只有心怀卑琐欲念的人才会讨厌全民族的英雄谱。

还有的人怕写有缺点的人，怕写活着的。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追求“完人”即“超人”的形而上学思想未肃清的表现。鲁迅曾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人物都可在传记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既要写英雄和领袖，也可写功过互见，甚至反动的人物。只要立场正确、材料处理得当，都对人民和历史有用。写活人也同样不可怕。史沫特莱当时所写的就是活着的朱德。现在无数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们难道只能在“盖棺定论”之后才配在传记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吗？我们不应该消极地等待死后的“盖棺定论”，因为说到底，那“盖棺”定的论也不是保险的。我们回忆一下，林彪、“四人帮”对人民和历史早已定论的人物不是也想翻案吗？所以这仍不是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要积极地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维护正确的定论。另外，也必须从法律上保证作家不以创作的得失，其中包括不因为传记文学中所涉及的人物而招致罪过，如果做到这一点，人们完全可以期望我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最近，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已经出版或正在酝酿出版一批传记文学作品，苗头是可喜的。为了促进传记文学的繁荣，在条件许可的时候，还应该筹办以登载传记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随着传记文学作品的逐步增多，引起社会的注意，这方面的评论工作也会活跃起来。我们相信，传记文学之花一定会使社会主义文艺阵地增颜添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