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斗争

彭梅魅

整整六年了，我永远忘不了伯伯彭德怀临终前的嘱咐：“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十年，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迫害了多少老一辈革命家、多少干部和群众啊！我们敬爱的伯伯彭德怀同志，就是被他们活活戕害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公开审判这一帮篡党窃国大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今天，我们要控诉林彪、江青一伙对伯伯彭德怀的残酷迫害，把我知道的伯伯的最后斗争告诉人民，让人们永远记住这笔血债，记住那洒满血和泪的岁月……

“你们是些什么人？我很怀疑”

1985年底，伯伯彭德怀结束了在吴家花园六年的软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线建设，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再干一番事业。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一下子又把他打入了灾难的深渊。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直接操纵下，1966年12月28日深夜，伯伯被揪来北京，关押在西郊一个军营。

他们把伯伯当作罪犯却又不说明“罪行”，强令伯伯写交待 。伯伯气愤骂道：“我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六十九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自问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急的关头上我没有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待什么罪行……”

伯伯就这样完全失去了自由。1967年2月，我被通知可以送衣服和日用品，却不能相见，还要“绝对保密”。一天，我们收到一张字条和长长的书单，一见就是伯伯的亲笔字。我们简直象亲眼见到伯伯一样激动。我和爱人老张按书单买了一大捆书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送去。实指望能见到伯伯，结果只得到接待室的一纸收条。6月底，半导体退了回来，还有伯伯一张回条：“梅魁，粮票还给你，半导体收音机也还给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说明伯伯的处境一定更环了。伯伯啊，您是怎样在惨遭折磨呢？……

1967年7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军恶浪，大揪“军内一小撮”。康生、陈伯达和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等人时，给伯伯妄加了许多“莫须有”罪名。韩爱晶便以“中央文革”的代表来审问伯伯。伯伯轻蔑地回答：“我都写过了。”

“你写的什么，丑表功！站起来，说！交代你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行1”

伯伯勃然大怒：“你们无凭无据，硬要给我加上这些罪名，是何居心！”

“代表”上来一把抓住伯伯领口，推倒在墙角上拳打脚踢，但伯伯始终没有屈服，

戚本禹多次出面，给“批彭联络站”的头头们打气：“彭德怀这个庞然大物在小将们面前束手无策”，“他还很不老实哩，还是只有依靠广大群众去制服他！”还“批示”：“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亲自布置对伯伯进行批斗。他们把“百团大战”作为“重点突破的堡垒”，专门训练了一个出卖灵魂的“老干部”作为他们的“钢鞭”，利用无知的青年，对伯伯开始了新的更严重的迫害。

7月上旬的一天，伯伯被押进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大教室。墙上、地下和教室中央，挂满了标语口号，杀气腾腾。首先是那个所谓的“老干部”上台，控诉伯伯指挥的“百团大战”如何破坏了当时革命大好形势，又如何招致了日寇的疯狂屠杀，证明伯伯是“假抗战，真助蒋，假功臣，真罪魁”，说得声泪俱下。

面对历史的被亵渎，伯伯挺身而立，趁这条“钢鞭”擦泪抹鼻涕的工夫，突然反问道：“我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是谁招致来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杀，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伯伯的质问才真正象一条条钢鞭，抽到这条癞皮狗的脊梁上。他们哑然无声了。

“彭德怀，你太嚣张了！你敢翻庐山会议的案！”那个老家伙挣扎地反扑。

伯伯理直气壮地说：“红卫兵小将们，庐山会议上是有一些同志就‘百团大战的问题对我提出过批评，其中许多意见是好的。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这次战役对于振奋我们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有功的！”伯伯看到有几个人向他冲过来，加快速度高声说道：“功在我们党、在万千八路军战士，烈士的鲜血决没有白流，没有白流！……”

伯伯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昏过去了。一个家伙又抓起伯伯的后衣领，一边辱骂一边将伯伯的头往桌角上不停地猛碰。在场的绝大多数红卫兵，不忍目睹这种惨无人道的兽性发作，反对这样残暴的折磨。伯伯被掼在地上，满头淌着鲜血……

过了好一阵，伯伯才发出一声呻吟。一个家伙拿出事先写好的纸，喊道：“叫他签字！叫他签字！”抓住伯伯的手要按手印。

伯伯忙抽回手，喘息地说：“让我……看看。”题头上写着：“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伯伯把纸放在面前的桌上，匀了一会气，用尽平生力气猛地站起来。肝部的剧痛使他跟跄了几下。他用手按住痛处，终于站定，对全场的人说：“我有罪，”猛地一拳击在桌子上，雷霆般地怒道：“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伯伯再一次倒下，昏厥了。

伯伯被打破头、打断两根肋骨，发高烧。但他在病床上仍然坚持写下了对“百团大战”的回忆，严正地斥问：“那些诬蔑‘百团大战的人，你们不仅替日本侵略中国作了辩护，也为蒋介石长期以来对我们党抗日丰功的诬蔑当了义务宣传员！你们呀，是些什么人呢？是无知，是无耻，还是其他用心？我很怀疑！”

武汉“七·二0”事件后，林彪、江青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声讨大会上煽动反军，声嘶力竭地叫喊，“打倒彭德怀！”第三天，又在北航南操场举行号称十万人批斗伯伯和张闻天伯伯的大会。

伯伯大病在身，重伤未愈，满脸是青的、红的伤痕，衣裤有几处被撕破了，脚上穿着一只棉鞋一只单鞋，被强行弯腰90度。伯伯行路艰难，中间上厕所出来，抱着一根柱头喘息不止。突然，一个穿绿军装的人冲到跟前，大喝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抡起拳头朝伯伯脸上打来。他把伯伯打倒在地，一只脚踩在伯伯胸口上，骄横地问：“你，还认识我吗？”

伯伯在地上微微拾起头看，“认识，我认识你！”说着，一个翻滚坐在地上，象头受伤的猛狮怒吼道：“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差点没有枪毙你！”吓得那家伙扭头就逃。伯伯喊着那家伙的名字，不停地说：“我当年没有毙了你，真可惜！真可惜！”是啊，可谁能料到历史竟会颠倒到这种程度？

批斗完了，他们把伯伯和张闻天伯伯五花大绑，插上长长的箭标，押着在人群夹道中“示众”。刚走不远，两位老人瘫倒了。伯伯喃喃地说：“让我，让我休息一下……我想喝口水，一口水……”那伙暴徒一边恶狠狠地骂，一边朝两位老人吐唾沫，然后抬起来扔进游斗的大卡车，向北京市中心开去。我强忍着悲愤的眼泪，在后面拼命地追赶。追呀，追呀，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整个世界好象被室息了……

“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这个样的”

自从北航批斗会以后，五年多一直没有伯伯的音信，也不知伯伯究竟关在哪里。万般无奈，我不得不写信麻烦敬爱的周总理。不久，总理就派人来告诉我说：“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你伯伯的身体很好，东西还可以照常送。”这短短的几句话，给我们全家以及弟妹几个带来了多么大的安慰和温暖啊！可是，由于“中央专案组”从中作梗，仍然见不到伯伯，送去的东西也没有回条。

1973年4月23日，“中央专案组”突然通知我去医院看伯伯。我想，一定是凶多吉少，急忙跟着来人赶到医院。病房门口站着看守人员，房间的窗户用报纸从底下直糊到顶端，格外阴森恐怖。伯伯正坐在当门的沙发上，那瘦弱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敬爱的伯伯，我嗓子眼就象卡着大块冰块喊不出来，一下扑到伯伯跟前。

“啊，梅魁，你来了！”伯伯又惊又喜，“你怎么来的？”

我指着旁边的专案人员说：“他让我来的。”

伯伯不再说什么，紧紧握着我的手，慈祥地看着我，高兴地说：“这么多年了，……长胖了。”

我含着热泪注视着伯伯清瘦而刚毅的脸，握着他那颤抖而有力的手，迫不及待地问：“您哪里不舒服？”伯伯告诉我，4月6日到7日便血，8日更多，

上厕所都起不来，就被送到了医院。我感到问题严重，急切地问了好多病状。伯伯却满不在乎，显然是想安慰我，说：“是痔疮犯了，没有什么要紧。好啦，好啦，我们头一次见面，说点别的吧。”

“这些年来，您生活得怎样？挨过打吗？”我把多年来的忧虑凝成简单的问号。

伯伯沉默了好一会才说：“生活，我是不怕苦的，打是挨过的……”他怕我难受，又转过话题，“梅魁，这些年来，你一直给我送东西，花了多少钱，我实在无法记清。”

“我给您送东西，为什么不写个回条？”我这一问，伯伯就火了，指着那个专案人员喊道，“写回条？什么都没有，连支铅笔都不给！”又指着窗户说：“看这房子，封得这样严实，连窗外景色也不让看，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我不愿意住，非要我住。”

还没说到几句话，专案人员就要我走。伯伯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看我啦，免得影响你的工作。”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我和爱人都是医生，一起查了很多医书，觉得伯伯可能患的是直肠癌。要是早期手术，做得比较彻底，还是能多活几年的。

伯伯的确患的是直肠腺癌。25日上午，专案组的人又要我去医院，说伯伯的手术方案周总理批准了，可伯伯不肯做，要我去动员。

正是大夫查房的时候，伯伯坐在床上，紧闭着双唇，凝视着墙壁。我叫了一声伯伯，他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伯伯才声音嘶哑地对我说：“梅魁，你看我得了这样一种病，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做手术。我要求出院，不做手术。”

我问伯伯：“您是害怕手术吗？”

“不！”伯伯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没有怕过死。我只怕，我的话再也找不到地方说了。我知道，上了手术台，我可能就下不来了。”伯伯对在场的那个专案人员说：“我要求你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你们又不审查，我就这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死呀！”伯伯突然跳下床，激动地走来走去，仰天长叹：“我们这个党呀，我们的国家，叫一伙国民党特务搞烂了。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这个样的！”伯伯停下来大声说，“我要见毛主席，我有话要向毛主席说。不把我的话说出来，我是不做什么手术的。今天让我见毛主席，明天我上手术台。我留着这条命，就是要尽到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喘息着，反复地说，“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

专案人员催我上前劝说伯伯，可我说什么呢？我完全理解伯伯那颗心。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等伯伯稍许平静一点，我说：“审查快不了，见主席也不可能，还是先做手术，养好病，以后会有机会说的。”

冲动的伯伯以严峻的目光在沉思、在判断……

“我骂的是国民党特务”

伯伯手术后有一阵恢复比较好，心情也愉快多了，高兴地跟我说：“看来手术效果不错，这一关又算闯过来了。也好，搞清了我的问题再去见马克思，省得到了他那里再交代。”

一天，我穿着一身夏天的衣裳走进病房，伯伯欣喜起来：“呵，夏天了，外头都暖和了，树都一片绿了吧？可我，这里还是冬天！”伯伯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他虽然没有诗人的语言，却有诗人的情感，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充满乐观精神，总想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在吴家花园的时候，伯伯经常对我说：“我要给党写个报告，回我们湖南老家去，回太行山去也行，去种地，交给我一个公社，或者一个生产队。我敢立下一个军令状，只要三年，搞不好我自己把右倾的帽子戴起来。你说你那一套好，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不错，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试试嘛，让实践来评判嘛。”刚去三线工作时，劲头也很大。我去看望他时，他还感慨地说：“可惜我老了，时间不等人啊！”没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伯伯一切权利，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伯伯再也没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他只希望快点审查完，早有个结论。病情的好转，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可是，伯伯哪里知道，早在1970年11月3日，专案组就秉承康生一伙的旨意，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报告，黄永胜批了“同意”。他们根本不让伯伯知道，没找伯伯核对过一条材料，也从未把这个决定告诉伯伯，而是暗中加紧迫害。1974年初秋，伯伯的病情突然恶化。左半身瘫痪，小便失禁。伯伯流着泪对我说：“梅魁，这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啊！”那双凹陷的眼睛在寻求答案。天哪，谁能给他一个真正的答案呢？

伯伯又气又急，加上病的疼痛，他经常在床上拼命挣扎。这样一个坚强的人，也不得不对我说：“梅魁，我实在痛得厉害，是不是叫他们打一针止痛针。”我恳求着，可谁给伯伯打这一针呢？我气得直要哭，看着伯伯疼痛难忍的样子，比刀子扎心还难受。

疼得厉害了，伯伯就大骂“国民党特务”，用牙

咬着被单，右手乱撕乱扯。专案组的人来阻止，伯伯骂得更凶。护士带着委屈来劝说：“您不要这样，不要怪我们，我们都是普通群众。”伯伯怒气未息：“我感谢你们！我骂的是国民党特务，撕的是国民党特务的被子。一个人快要死了，案子还没有搞清楚，你说我怎么不着急？”我知道他骂的“国民党特务”，就是指的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伯伯早就恨透了他们。他们何止迫害伯伯一个人，他们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灾祸，国家的元气、民族的精华被他们摧残殆尽。中华民族的子孙，将永远咒骂这伙民族罪人！

“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

1974年10月，伯伯时常昏厥，靠输液维持生命，说话不清。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他多么想见一见共同战斗过几十年的老战友啊，时常提起他们的名字。伯伯说：“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哪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因为临死也还见不到老战友们一面，他常常惋惜长叹，暗自落泪。

伯伯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我要求陪住，专案组表面同意，实际上又不让，只能在探视时间去看望。我一下班就急如星火地奔向医院，焦虑地守在垂危的老人身旁。针灸大夫试看伯伯清醒不清醒，给伯伯扎针，问：“您看这是谁来了？”

伯伯缓缓睁开眼睛，用那细哑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大侄女梅魁，也是我的女儿，我的同志。”伯伯自己没儿没女，对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向特别亲、特别爱，可从来还没有这样叫过我。我一下伏倒在伯伯身边，紧紧握着那干瘦的手，两眼含满了热泪……

“梅魁呀，不要这样！”伯伯一句一顿、吃力地说，“对于这条命，我曾经有几十次都准备不要了。我能活到今天，算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是做得不够好。我仔细地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一阵欣慰的笑容掠过之后，他又沉痛起来，念念不忘地说，“我们这个党呀，坏事就坏在那伙国民党特务，在我们党里兴风作浪！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伯伯的舌头发硬，说话特别困难仍然嘱咐我们说：“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屋子里，我住一天也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70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加瓦。不要去追名求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伯伯一字一顿地艰难地说着，就象一位巨匠在我们的心头镌刻着他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梅魁，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恩格斯的故事吗？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上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这是伯伯最后的遗嘱，从这以后，他完全不能讲话了。11月4日，做了切开气管的手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一连好些天，他都昏迷不醒。27日我在伯伯身旁守候了一整天，只能默默地、呆滞地看着他受着时间的煎熬，艰难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伯伯异常清醒。护士告诉他没有人来看望，他便侧过头去，把全部眼泪流到枕头上，留在人间。突然，伯伯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挣扎，张着嘴“啊，啊”想叫喊。他不愿就这样离开人间，他要最后看一眼祖国的蓝天、白云。然而，专案组的人根本不理这临终前的最后要求。伯伯挣扎不起来，心枯力竭……。这是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心脏，停止了跳动。

下午4点左右，专案组才电话通知我，要我到医院料理伯伯后事。他们仅给我20分钟。我独自站在伯伯的遗体前，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为祖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元戎，替人民鼓与呼的忠心耿耿的大将军，却在这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如此悲惨和凄凉地离开人间……伯伯●然一身地去了，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座丰碑！

他们将伯伯的遗体火化，不让我们亲人知道一切情况。王洪文批准专案组将伯伯的骨灰改名“王川”，秘密运往四川成都，也一直不让我们亲属知道。几个月以后，专案组通知我去领伯伯的遗物，却把他看过的、作过批注的62本书，统统烧毁了，连伯伯的字迹都不准留在人间！这伙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剥夺了生者生存的权利，也剥夺了死者安息的权利。人民是决不会饶恕这伙奸宄国贼的！

1978年12月24日，党中央给伯伯彻底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今天，又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押上了特别法庭的被告席，由人民进行正义的审判，为伯伯、为所有被他们残害的人报仇申冤，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雪耻。伯伯啊，您在九泉之下的不屈的冤魂控诉吧！人民为您作主，历史自有公论！在这历史性的日子里，这神圣的审判就是给您的最好的祭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