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爱

1982-01-01 04:40孟晓云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82年5期
关键词:祖国

孟晓云

编者的话: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读者推荐报告文学《深沉的爱》。

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叶迪生,他的际遇,他的情操,他的爱情生活,同电影《牧马人》的主人公许灵筠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许灵筠。他个人的际遇十分坎坷,但报效祖国的信念却坚定不渝。在美国当教授的大哥劝他到美国去,他不为所动,因为,祖国有他生命的根,蕴藏着他深沉的爱,他的苦乐已经同祖国不可分离了。

今年五一节,在天津市委召开的劳动模范座谈会上,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把一位中年人介绍给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叶迪生。”

胡耀邦同志紧紧握着叶迪生的手:

“听说你过去受了一些委屈。你还年轻,受了委屈,但得到了锻炼,信念更坚定了。”

兴奋、鼓舞、力量,从四面八方拥抱过来,叶迪生从头到脚被幸福裹住,抑止不住的泪水涌出了眼帘,强烈的爱在心头升腾,象滔滔汩汩的江河在脉管里荡漾。这是两种交织在一起的爱,叶迪生挚爱祖国和人民,党和人民又对他如此厚爱。

坎坷的际遇与坚定的信念

五十年代末,刚刚考取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叶迪生,被一场风暴卷入政治旋涡。仅仅是为一位归国华侨教授不公正的待遇讲了几句不平的话,一夜之间,这位模范学生变成了右派。

才十九岁啊,多么美好的年华!刚刚迈进生活的门坎,生活却象一把无情的剪刀剪碎了他的心。他委屈、他不理解、他迷惘,心头飘起了沮丧和消沉。去死吗?不,父亲讲过的一句话他记得很牢很牢:“山上的松树是在石缝里长出来的,不是在泥土里长出来的。”做一棵山上的松树吧,在厄运中生长得更茂密。就此沉沦下去吗?不,我还要报效祖国呢!

1937年,他出生在非洲好望角一个爱国华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叶迅,为第四个儿子起名叶迪生,就是希望他象爱迪生一样,长大成为一名有作为的科学家,报效祖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迪生随父母回到祖国,宁可在中国喝稀饭也不愿在国外喝牛奶的一家人,看到的是饥饿的中国,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祖国从沉重的创伤中新生了。广州解放了。十岁的叶迪生和在中山大学念书的二哥叶竞生一起迎接解放军。他看见二哥和同学们拥抱在一起,欢呼雀跃,流着泪忘情地高呼:“天亮了!天亮了!”

他上初一那年,二哥大学毕业,自愿报名到东北,那时叫北上建设祖国。叶迪生心中生出羡慕:我何时能象二哥一样去建设祖国呢?

有次路过北京,叶迪生特意在青龙桥下车,伫立在詹天佑像前沉思。1905年-1909年在修建京张铁路时,帝国主义分子讥讽地说,中国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呢。詹天佑挺身而出,毅然主持这项艰巨复杂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使京张铁路成为我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这强烈的民族感情,这智慧与自信之光,曾怎样照亮了叶迪生那颗爱国之心哪!

心头涌起一串串的记忆,脑海里浮动着一幅幅图画,时时牵动他的感情,让他生出对祖国的满腔热爱,萌发出对事业强烈的责任心,埋下了勤奋好学的种子。

科学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一切有幸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首先要用自己的学识来造福人类。这是叶迪生最喜爱的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委屈和一种幸运感常常交织在一起,他感到自己是不幸中有幸的人,被打成右派后,他最担心的事——开除学籍没有发生,居然还给他继续深造的机会,这是多大的幸运啊!

野玫瑰厂,多么美的名字。可实际上却是个公私合营的小厂,拥挤的厂房,简陋的设备,落后的产品,比起分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大楼的同班同学,搞科研的条件差远啦。然而,1961年刚踏进这个厂的叶迪生却很知足——能工作,能有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机会,这不也是不幸中的有幸么?

可是,生活里还缺少了什么?也许是爱的温暖,或是热情的鼓励?

大学毕业时已摘了“右派”帽子,为什么人们仍象见了瘟神一样躲避着他,为什么嘁嘁喳喳、指指点点在背后议论着他,为什么连参加工会和游行的权利、资格都没有?世上,还有什么比政治上的不信任更令人心灰意冷的吗?

虽然,叶迪生也想摆脱烦恼的袭击,可又到那里获得这种爱的补偿呢?去拥抱事业吧,那里有欢悦和幸福,那里洋溢着生命的火花,那里可以找到感情的寄托和精神的追求。他越觉得痛苦越是爱事业,把全部的爱国热忱倾注在事业中,在这一点上,他的生命力显得特别顽强,也就是因为这一信念,他在令人窒息的生活里忍受着各种苦难的煎熬。

叶迪生和一个面馆师傅挤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注视着世界半导体技术的每一个新成果。当时,这个生产整流器的小厂采用的是国外四十年代的旧工艺,硒整流片的工作电压仅有十八伏到二十六伏,而当时的国际水平已达到了三十五伏到六十伏。看到这情景,叶迪生决定要制造一种高压硒片。当时的车间主任是个自己没有本事却嫉贤妒能的人。他不给叶迪生做实验的材料,还威胁说:“真是异想天开,你知道你是嘛样的人,一旦出了问题,轻则破坏生产,重则扣你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叶迪生并没有动摇,他和一名青年工人冒着酷暑钻进一个不通风的小屋,开始了化学配方的实验。经过数不清的失败,终于研制出达到国际水平的高压硒片,提前八年实现了国家科委制定的这项发展规划。

在那动乱的岁月中,叶迪生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但他并没有中断科研活动。他冒着风险,钻进灰尘密布的资料室,默默地阅读介绍国外新技术的《半导体快报》,从中发现先进的半导体器件场效应晶体管大有发展前途。他提出试制这种产品的要求,无人理睬;他提出到上海去了解这方面的动态,遭到拒绝;他急需到北京查阅资料,争取了很长时间,才算高抬贵手——同意去,但要派一名专案人员一同前往。后来“勒令”的大字报贴到工作间,试验室被砸了,试验小组也解散了,在随时遭到围攻的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叶迪生继续进行场效应晶体管的实验,直至试制成功。

酸苦中的幸福和甜蜜中的忧伤

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刘春茹,对于叶迪生的精神和性格,产生了钦慕与爱怜。对于他的命运洒下了同情的泪水。

啊,欢乐!终于带着忧愁和甜蜜的调子出现了。一个光辉的、明晰的人走过来了,甩动着两条细长的辫子,娇小玲珑的身材,这个长着圆眼睛、翘鼻子的姑娘闯入了叶迪生的生活。

刘春茹是这里的测试员。她亲眼看到叶迪生没黑没白地做实验,忘了吃饭,忘了休息,却从没有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怨天怨地的话,从没见过他闹过一次个人情绪。明明是他钻研出的成果,被别人窃取了,他仍然埋头苦干,不肯有片刻的安闲,是个老实厚道人哪!

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右派?舆论中的叶迪生的形象和现实中的叶迪生的形象,在姑娘心里怎么也对不起号来。年轻的姑娘,真难判断,到底是自己感情带来的偏见,还是那次运动对叶迪生做出了不公正的结论。刘春茹正直、善良,她最恨墙倒众人推那号人,她敏感的心已开始与叶迪生共表好恶。

冬天,她看见叶迪生没有棉坎肩,剪了一块毛毯,腰间系根绳,活象个摔跤队的运动员,于是,一针一线,为小伙子缝制了一件咖啡色合身的棉坎肩;夏天,她看见叶迪生做实验大汗淋漓,顾不上出屋,于是,买来西瓜,切成一块一块的送到他的面前。

从此,叶迪生听到这个比他小九岁的姑娘的脚步,心就咚咚地跳。他的整个心灵都让这个姑娘的形象、声音、举止占据了。终于,有一天,他们踏着街心公园草尖上的露水,叶迪生克制着心酸给她讲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用火热的目光、火热的语言向姑娘表白了爱情。

事隔不久,春茹跑到集体宿舍去找叶迪生了。二话没说,两股热泪先迸流出来。

“我拿定主意了,就和你相依为命吧!”

“我历史上有污点,家庭有海外关系,和我生活在一起,你要吃苦的。”

“你一不抢,二不偷,三没杀人,我们怕什么?陪着你吃苦,值得。”

这真诚率直的话语使叶迪生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我会报答你的。”他喃喃地说。相同的感情和流在一处的泪水,使彼此的心贴得更紧了。

1971年,正当叶迪生积极研究场效应晶体管的可靠性时,有人停止了他的实验,勒令他去参加公审杀人犯的大会,让他去受受“教育”。叶迪生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新婚的妻子正在一页一页地烧着他的笔记本,那双纤手透露着无法形容的依恋和悲哀,目光也隐藏着深深的痛苦:

“老叶,我心里堵得慌,你这么舍命干,谁理解你?差不离就喘喘气吧!我求求你,不要再搞实验了!”

叶迪生咽下痛苦的泪水:“我从来不相信学技术搞科研是犯罪行为,我是无罪的,那些摧残科学人才的人才是对人民极大的犯罪。春茹,一切都会过去的,科学的春天会来的,总有一天,党会体会到我这赤子之心的。”

令人生畏的档案令人钦佩的表现

真正能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干部是理解叶迪生的。他,就是1972年来厂上任的王乃著厂长。

叶迪生到底能不能重用?王乃著调来了人事档案,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叶迪生一家五个右派:父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再加上他自己。此外还有海外关系——大哥在美国。在那个讲究出身论的年月,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关系,真令人生畏。这厚厚的一大摞档案,简直象座山,它沉重地压住了叶迪生。

稳重而务实的王乃著,放下纸袋里的“死”档案,到群众中寻找叶迪生的“活档案”。叶迪生的现实表现,象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闪过:

1971年,这个厂的生产每况愈下,混乱中传来了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我国军工生产单位使用这个厂生产的高压硒片出了问题。情况紧急,派别人解决不了问题,厂里只有派叶迪生去。有些人劝老叶把这件事推出去算了,闹不好要担风险、惹麻烦。叶迪生意识到,这正是自己报效祖国的关键时刻,便不顾个人得失,毅然前行。他很快查出了事故的原因,设计出一种适合原设计线路用的特制硒片,当场试验,一次成功。

1972年,重庆一家大厂使用这个厂的场效应晶体管噪音大,打来急电要求派人去解决。这又是一次非叶迪生去不行的任务,他到了山城,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被拒之实验楼外。同行的技术员贾毅为叶迪生不平:“他们不信任你,不干了,咱们回天津去!”对这种偏见,叶迪生已习惯了,他平静地回答:“我们是来帮助解决问题的,怎么能回去?”就这样,叶迪生呆在外面,让贾毅进实验大楼,一次一次地出来向叶迪生询问,叶迪生象下盲棋一样,判断着,做出决策,终于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罗马尼亚专家来中国考察硒片工业,来到这家工厂。说实话,厂里能做好这次接待工作的只有叶迪生。可是有人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不让他接待。而接待者偏偏对技术不大了解,需要事先让叶迪生给讲课。这位大公无私的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掏出来,还为接待者设想了许多来访者可能提出的问题和答案。最后,这出蹩脚戏还是让叶迪生出场

叶迪生同志在实验室里工作了。叶迪生对答如流,外国专家称赞备至:“我们在国外跑了不少国家,在中国转了几个城市,从未遇到这么出色的老师啊!”

令人感佩,令人叹服。先前笼罩在王乃著心上那团疑云,象是骤然遇到一阵疾风,吹得烟消云散了。从“活”的档案中采掘出来的分明是一粒珍珠,它虽然被埋没多年,却一直静悄悄地在角落里闪着夺目的光泽。

王乃著不由生出慨叹:人的本质是积极的。在痛定思痛之后,叶迪生对祖国、对党、对人民依然有着深挚的感情。冷遇和歧视没有使他气馁,他不会钻天觅缝地逃避现实,却孜孜不倦地为祖国的振兴贡献力量,在厚实的事业中留下生命的轨迹,并从中获得力量和慰藉,中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愁有什么世界高峰不能攀登吗?冒再大的风险,这样的人也要重用,要吸收他人党,要让他当技术科长,不,让他当副厂长,副总工程师!

1972年10月的一天,厂里召开全厂大会,扩音器里传来王乃著厚重有力的声音:

“叶迪生同志关心厂子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地试制新产品,给厂里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走的是与工人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全厂工程技术人员都应该向他学习……”坐在会场角落的叶迪生,多年听惯了批判,此刻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惶惶不安地问身边的同志:

“他在说谁?”

“他在表扬你呢!”

人有理智,更有强烈的感情。叶迪生这个硬汉子,经得起冷遇,却经不住温暖,经得住磨折和困顿,却经不起这一席宽慰人心的话语。他默默地流泪了。

第二天,叶迪生向王乃著提出了解决工厂困难的建议:到用户中听取意见,根据用户的需要发展新产品。这个过去多次提过而被拒绝的建议,在王乃著那里被全部接受,而且明确地告诉他:“这项调查工作,全由你负责,放手干吧,老叶,我支持你!”

多么信赖的许诺!叶迪生心里闪烁着感激的泪花,他日夜兼程,一口气跑了大江南北的几十家用户,他在路途中就想好了解决工厂困难的办法和建议,他心情格外舒畅,他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

不久,施加内保护的MOS场效应晶体管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了,可靠性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往日的滞销品,变成用户争购的热门货,十多种适销对路的新品种也试制成功并投产了——工厂在困境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里有他生命的根

1979年春天,叶迅——这个爱国的华侨老人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一家人相聚在广州。叶迪生同从美国赶来的大哥见面了,阔别三十年的亲人,有多少倾心的话要谈哪。长谈整整进行了七天七宿。

“这些年来你吃够苦头了。”大哥含着眼泪,用爱怜的口吻对迪生说,“迪生,你是我们兄弟中最有希望的一个。美国的技术先进,你在那里可以深造,趁着现在政策开放,你跟我到美国去吧。凭我多年的威望和资历,一定会把你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得很好。”

叶迪生了解自己的哥哥,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在夏威夷大学执教,他说的话是能够办得到的。可是,他却并不完全理解叶迪生的心。

“我所追求和盼望的祖国的春天终于来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我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改正。一个党,能正视、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是多么伟大啊。我为之献出了青春的事业大有希望了,春光大好,正是男儿效力的时刻,我怎么能在此时此刻离开呢?”

大哥却忧心忡忡:“是呀,我知道你的心思,眼下,祖国正充满春意,可是谁知以后还会不会有乍暖还寒的时候,还是请你慎重地想一想吧!象王乃著那样的好人,多吗?今后还要当心点才好……”

“大哥,请理解我。我不能走。我舍不得走,热土难离哪!那里有我的事业,那里有朝夕相处的干部,那里有同甘苦的工人,那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我为能被他们理解而感到慰藉,正是这些真诚、直率而朴实的人们,在困难中帮助我坚定了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在逆境中帮我度过重重难关!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正因为祖国目前还很落后,振兴中华的责任才落到我辈身上。我生长在祖国的怀抱里,人民培育了我,如今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我怎能为了自己的‘前程甩袖而走,这不是我——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应该做的事啊!在历史的前进中,我们民族必然要扬弃自己历史所带来的一些道德和心理的重负,去开拓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历史的责任”

叶迪生没有走,他留下来了。因为,这里有他生命的根,这里蕴藏着他深沉的爱。这里,在蹉跎岁月中点燃的理想之光将永远燃烧!他的幸福和灾难,欢乐和痛苦都与祖国这块富饶而又贫瘠的大地不可分离了。

(摘自1982年6月3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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