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居斗室遗产一两银

施宣圆

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633年11月8日)，我国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与世长辞了。

这一天，他在病榻上向崇祯皇帝上了一道《进缴敕印开报钱粮疏》，说他自崇祯二年担负修订《大统历》重任，“虽幸告成，而未了规摹，尚须善后”，请继承人李天经“下部议复”。对于钱粮一项，“自崇祯三年正月至崇祯六年三月，共领户、礼、工三部咨到银八百七十余两”，他“逐项自行料理，纤悉明备，已开细数，封贮公所”。“侯接管官逐件查封奏缴”。徐光启于临终之际，想到的是赶快清点移交有关修历的钱粮之事。

也是在这一天，徐光启又对身边的后辈，语重心长地嘱咐:“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

生前，徐光启致力于农业科学的研究，编纂《农政全书》，又主持《大统历》的修订工作。这两部科学巨著到他临终之时已初具规模，即将告成。然而，他心力交瘁，病魔缠身，生命危在旦夕。他知道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著作未能刊行问世，宏愿未遂，壮志未酬，只有寄希望于后辈，完成未竟之业。弥留之际，“祗以疆圉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是何等的可贵!

徐光启公而忘私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临终前一天上的一道《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上，疏中列出修历局人员达二十七之多，既有外国传教士，又有一般的修历人员和天体测绘人员，称他们参与修历工作“勤敏有加，劳瘁堪录”，建议崇祯皇帝对他们“论功行赏。”而对自己多年来废寝忘食、耗尽心力的工作却避而不谈，反而谦逊地说自己“才识疏庸，滥膺重任”。一个才华卓著的科学家临终之前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他人——默默无闻的修历人员的成果，这不是反映徐光启的宽阔胸怀和高尚风格吗?

徐光启晚年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又兼礼部尚书，相当于宰相之职，地位不可谓不高。在政治上曾参加过抗击满清贵族的入侵，多次上书“富国强兵之术”，虽“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但因朝中权臣周延儒、温体仁专政，致使他很不得志，“不能有所建白”。但他在科学上却很有建树，《大统历》和《农政全书》就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徐光启既是有名的尚书，又是杰出的科学家，照理说，应当富贵荣华，福禄无边。但是，事实如何呢?他的门人、著名学者张溥来到他的住处，“见公扫室端坐，下笔不休。室广仅丈，一榻无帷，则公卧起处也”。在这一简陋的斗室里，他“精默好学，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家中“唯一老班役，衣短后衣，应门出入传语”。生活如此俭朴，工作又如此勤奋，难怪张溥深有感触地说:“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徐光启这种献身科学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并没有因为年龄或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改变。他的家室始终在老家上海，自己在北京，孑然一身。逝世前身边只有两位后辈，就是外甥和孙子，一位随他在修历局工作，一位是到京应试顺便来探望他的。逝世之后，他留给家人什么东西呢?“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麈束而已。”“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一两银，几件旧衣，著述手稿，这就是徐光启留给他家人的遗产。

徐心启逝世后留下的不是物质上的财产，而是《大统历》和《农政全书》等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他那献身科学、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所以人民怀念他，纪念他!

(摘自1982年8月2日《光明日报》原题为《生命不息，自强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