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景貌景”和“借景抒情”

袁毅平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拍照片如果是作为艺术创造，那么作者就要紧紧地把握时代的脉搏，通过照片画面里的艺术形象，去反映特定时代的时代风貌、时代精神。

一提反映时代精神，人们自然地就会想到要反映四化建设和先进人物。这是不错的。因为，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人，是我们当今时代生活的主流，这样一些重要的题材是最能体现今天的时代精神的。但是，是不是说，只要拍摄了这样一类题材，照片就一定能充分地体现出时代精神了呢?反过来说，其它的题材，诸如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风景、花卉、动静物等等，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反映出时代精神来了呢?我看不能那么绝对化。有些所谓“小题材”的作品，包括风景、花卉等等，不是含有深刻的主题思想，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吗?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表现。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选择题材是十分重要的。但选准了题材，如何去处理题材、表现主题则更重要，要十分讲究表现主题的方法。

拍照片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以景貌景”或“就事论事”是一种表现方法；“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又是一种表现方法。前者一般只要求原原本本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自然形态，只告诉人们“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是谁”或“那是谁”，“这是哪里”或“那是哪里”等等；而后者则不仅仅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自然形态，而是要求通过具体的人物、事物和景物，或者说要借助具体的人物、情节和环境，来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表达作者的意志和愿望，来反映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和评价。当然，前一种拍法也带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因素，但不是它的重点。那么，这两种拍法哪一种好呢?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前一种拍法适用于新闻和一般的报道性的摄影，或者是科技、实用等方面的摄影。而后一种拍法，一般适用于艺术创作。因为艺术创作是用形象思维反映生活的，往往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它包括了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宗教、道德、家庭、爱情等等各个方面；大自然的领域也是那样广阔，它包括了日月山川、花鸟鱼虫等等各个方面，所有这些，都可作为摄影创作的题材。但有一条，拍照片时只有寄寓和灌注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才能使作品情景结合，物我交融，成为具有诗情画意和艺术境界的艺术品。否则，很容易流为生活现象的图解、山水风景的导游图或动植物的标本。这样的照片毫无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怎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和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又怎能通过人们的美学欣赏，陶冶人们的性格、情操，增长人们的智慧、勇气，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美呢?因此，作为艺术创作，最好是采用“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拍法。这种拍法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艺术传统之一“意境”在摄影艺术中的具体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的优秀摄影作品《黎明的钟声》(江波摄，见本期封二)，画面上虽然表现的是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清晨敲钟号召农民下地劳动的景象，但作者的用意不在这里，因此并没有就事论事地，清晰地去表现人物的容貌和周围的景物，而是采用了低角度仰摄的方法和“剪影”的形式，将英姿飒爽的人物身影突出于飞渡的风云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象征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钟声已经敲响，祖国的大地即将重光。当时的另一幅优秀摄影作品《人民的力量》(李峰摄，见本期封二)，作者同样是采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抗日军民深夜翻轨切断敌人补给线的英举，歌颂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和毛主席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伟大。上面两幅作品的拍法，都是“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作品里都寓含着作者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

在拍摄风光、花卉、静物等题材的照片时，作者更应该具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创作激情，并把这种浓郁的情意溶注于被摄对象的客观景物中去。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只有情景交融的作品，才能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比如拍山，作为艺术品来说决不只是表现山的外貌，更不是为了表现一堆泥土和石头，而是要表现它的气势和性情等特点，或雄伟，或清秀；或壮丽，或优美。所谓“剑阁天下雄，峨嵋天下秀，夔门天下险，青城天下幽”就是这个意思。山水本无情，但经过作者感情的移注，却使审美对象人格化了，使它有了“性格”，有了“感情”。黄翔的那幅《黄山雨后》是有口皆碑的，作者在创作时特意选择了雨后放晴、云雾升腾、群峰沉浮的时机拍摄，使画面浓淡相宜，隐现适当，静中有动，秀中见雄，通过形似达到了神似，既表现了黄山奇崛神秀、变幻多姿的神情特点，又抒发了摄影家对黄山的深沉的感情。同样的道理，拍摄花卉和静物，目的也常常是为了借物抒情。张毓秀的那幅得到普遍好评的《红梅》，作者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雪后拍摄的。他把压在枝头上的厚厚的然而正在融化的积雪比拟为“四人帮”的恶势力，而把朵朵大小鲜艳的红梅比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年轻的革命新一代。他们过去在乌云压顶的动乱年代受到种种摧残，如今已经春回大地，积雪马上就要化为乌有，而朵朵红梅却笑逐颜开，扬眉吐气。这里充分流露了作者借助画面景物所要表达的自己内心的感情。

当然，创作时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应当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情”和“理”应该是统一的，形象思维中也总是渗透着逻辑思维，否则就排斥了创作过程中研究、分析、提炼、概括的必要性了。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情理统一，情景交融，对读者和观众不仅要晓之以理，而且要动之以情，激起人们心中的波澜。

光说“借景抒情”还不全面，还要进一步问抒什么情，是高尚的还是低级的，是健康的还是颓废的，是优美的还是庸俗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结合人民大众心声的，还是纯粹个人情绪的自我发泄?比如拍摄秋景，就有“壮秋”和“悲秋”之分；拍摄花卉，就有“欣欣向荣”和“枯萎凋谢”之别；拍摄社会生活，就有心灵美丑的不同；拍摄爱情生活，也有高洁和庸俗的区别，等等。我们说的“借景抒情”，当然是指抒发高尚、健康、优美之情，表达人民大众共同的愿望和理想。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另一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作品《白求恩大夫》(吴印咸摄，见本期封二)就是一个抒高尚之情，言革命之志的范例。作者数次跟随白求恩转辗前线，被白求恩在枪林弹雨中治疗和抢救伤员的高度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要把白求恩的这种高贵的道德品质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出来，去鼓舞和教育人民，勇敢地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品所抒的是全民族的高尚之情，所言的是全民族的革命之志。在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到作者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问题，不能不要求作者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