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包之静同志

许力以

包之静同志一九七一年逝世，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他去世时五十九岁，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有五十四岁，这正是精力旺盛，而又富有工作经验的年华，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但是可恶的“四人帮”，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象包之静同志这样好同志，被迫害至死的，何止一个。不想便了，想起中宣部那些好同志被迫害至死至残，眼泪就夺眶涌出。真是“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包之静，是出版界同志们所熟知的。许多老编辑和他有过交往和接触。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同志们喜欢和他接近，敢于和他说心里话。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不称他的官衔。他担任中宣部出版处处长。中宣部除了对陆定一同志，沿着从一九四六年以来一直称陆部长以外，其他全称同志。对包之静，甚至很少呼包之静同志、之静同志，就是叫一个“老包”。常常有人找他时，总是打趣地说：“包公呢？黑老包跑到哪里去了？”如有人叫一声什么“长”，老包自己和大家都会感到惊讶，认为这位来者一定是生客。

老包是苏州人，一九一二年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小学和中学都在苏州念书，后来到了上海上大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运动高潮，他即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由于他喜欢阅读进步书籍，接近革命同志，就在一九三一年抗日洪流中，参加了共青团。他当时非常活跃，组织读书会，联络进步同学，利用各种机会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参加社联和世界语组织，扩大我党、团的影响。不幸一九三二年，他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一九三四年由蔡元培等老先生保释出狱。以后他就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烽火燃遍全国，他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他奔到武汉，当时经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准，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这位小青年，全身都是劲，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九三八年他入党后，党组织随即派他进入解放区。先是在新四军五支队的《前锋报》、淮南区党委的《新路东报》、《淮南日报》工作，他都是这些地区报纸的创办人和负责人。

抗日战争刚胜利，他受党的嘱托，和范长江同志一起筹办和负责华中《新华日报》。当时华中的《新华日报》，及时传播延安的信息，成为华中地区党的喉舌。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培养新闻人才，他又和范长江同志一起，创办了新闻专科学校，培养了大批新闻干部。

一九四七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变化和部队的转移，他到了山东，成为《大众日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从进入解放区那天开始，一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是党的一位新闻战士。

解放前，在根据地那种艰苦环境，他或是背着背包，或是骑着一匹马，紧跟着党和部队的指挥部，听从党的号令，及时传播党的声音。他负责的报纸，无论是油印报还是铅印报，或是在农村或是隐蔽在山地，他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争取出报。他身体不好，十二指肠溃疡病不时发作，但仍坚持工作。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他的艰苦工作精神，无不称赞。

解放后，一九五○年他调到中宣部工作。一九六四年，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到中宣部工作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从未离开。我和他认识是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我被调到中宣部工作，过去我们不在一个根据地。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在一起共二十年。这二十年，我们相处密切，可以说从工作到生活，无话不谈，连孩提时的家庭琐事，都是话题。他对我帮助很大，说话、处事十分诚恳，从不给人做作和虚伪的感觉。“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我都关在“牛棚”里。当时开始是分开的，怕串供嘛！但是越到后来越没有什么，群众都是了解的，在干校时我又和他睡在一个土炕上。他多年神经衰弱，睡眠总是不好，安眠药是不能离身的。一般人吃了安眠酮，很快就入睡了，而他却不然，他吃了安眠酮，药性一来，话匣子反而打开，滔滔不绝，想说的话非说出来不可。要说的话说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入睡。他担心党的前途运命，每每入睡之前，发生许多疑问。他常常这样问我：“你看将来怎么样？就这样下去么？”有时他海阔天空，说了一番话之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我看不会老是这样下去的，怎么能这样下去呢！”我总是要他安静下来，劝他入睡。可他有时话题反又多起来。他对毛主席是很敬仰的，毛主席在他心中始终是伟大的形像。毛主席的书，他反复地读，读得比较认真。

包之静同志长期受党的培养，多年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观察问题敏锐，善于独立思考。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也影响到出版部门，书籍片面追求数量，质量下降，剪刀浆糊的东西很多。包之静同志向中宣部领导做了汇报，后来由他组织调查，写了《关于改进书籍出版工作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报告》，由中宣部发到各地，纠正了这种滥编滥出的现象，很快扭转了那种局面。

包之静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罪责”之一，是他主持起草《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宣传一些问题的报告》。这也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硬加给中宣部的“滔天大罪”。当时中宣部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一贯的教导，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不能随意贴标签，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现在回头来看看，这都是很普通的简单的道理，但竟然成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老包主持起草这个报告，是化了心血的。首先是组织班子搜集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一天早上，老包精神振奋，情绪很高，大概头天晚上睡得特别好，上班时一见我便说：“你知道吗？某某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说治病也要象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一样，打针、吃药都要集中用药，以达到围歼。”我说，我看过这个材料了。于是，他就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接着他说：“这样的文章，人家照着做，后果怎么得了啊！”

这一报告，经中宣部办公会议多次讨论修改，一九六一年三月由中央批转全党，纠正这种不良风气。这本是件好事，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手里，凡是和此事有关的同志都遭到残酷的斗争和打击。

老包同志亲自动手的精神非常好，许多文件他亲自起草或仔细修改。重要的事情他都要过问。他谦虚谨慎，他总觉得他的文字不够好，经常拿手稿去请林默涵、王宗一同志指教和修改。王宗一同志现在也不在人世了，这样一位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去了生命。

老包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或随风起哄。他也有弱点，除非相处十分熟悉，他对人话不多，不善于和大家交谈。

大家都以为他很古板、生硬，也不爱运动。其实不然，他在青年时期是很活泼的，后来因长期患高血压病，身体不好，所以有很大变化。有一天傍晚，同志们正在机关花园和空地上运动，有玩球的、有打拳的。有一位同志在跳绳，跳得不怎么好。他走上前去，向这位同志说：“你把绳子给我看看！”大家都十分奇怪，这老包要搞什么名堂？他接过绳子，猛打绳圈，跳了上百次，只听见绳子飕飕作响，他的脚尖轻快地一起一落，灵巧敏捷。在场的同志同声喝采，都说：“看不出包公还有这一手！”

他学习很努力，很刻苦。他本来会英文、法文，后来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又学会了俄文。在解放前，他从俄文翻译过苏联一本小说：《潜水员》，解放后又修订再版过。

他朴素、节俭，保持党艰苦斗争的传统……他好的品质和作风是很多的，处处值得学习。他是出版工作的一位战士，又是一位指挥员，是很值得我们怀念的。

人去影还在，春风杨柳，江水滔滔！就此搁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