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和申述

浩　成

姚洛同志在《读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上对拙文《从海瑞说到周作人》提出质疑和订正，这是值得欢迎和感谢的。

然而他在正确指出“多年来，‘左的空气很影响了我们评人论事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的同时，又批评拙文没有采取“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态度，而是“偏颇之论，言之过当，把已经明白的事实搞得模糊起来，难免不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再申述几句。

姚洛同志认为拙文所说“周作人至今仍然是‘黑人黑户，似乎已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不符合事实，并列举《辞海》、《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料》均曾专题介绍或提到周氏为证。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是姚文所列举的书刊都是一九七九年以后的，没有一本是一九七九年以前的。而姚文中所说的“据我接触从五十年代到现今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印象，也不是对周作人‘一笔抹杀或‘不能提起。它们在写到‘文学研究会、‘语丝社、‘诗体解放或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作品时，总要提到他，而对他四十年代的作品则概不提起。”但他随后举出的例证，即北京大学等九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仍然是一九七九年八月才出版的。因此，我认为拙文的缺点是“至今”两个字。如果把“至今”换成“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三中全会以前”或说明“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已开始有所转变”就基本上符合事实了。

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一个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