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的诗

罗　洛

不折不挠而又兼容并蓄

不偏不倚而又日新月异

——绿原：《歌德二三事》

绿原在回顾自己创作生涯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几十年来，每想写一点什么，总象第一次提笔一样感到窘迫和惶遽。我终于发现，诗对于我永远是陌生的，或者说，我对于诗也永远是陌生的。”

绿原是一位成熟的老诗人了。稍稍熟悉他的作品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他对诗有着何等真挚热烈、严肃崇高的感情。一九四八年十月，已经出版了三本很有特色的诗集、年方二十六岁的绿原，曾经这样宣称：“在人生的课堂，我选择了诗”；“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一九七○年，已经沦落到人生底层、不得不和芜杂的散文打交道、年将半百的绿原，面对着“你的诗一文不值”的告诫，写了《断念》一诗，从否定中进一步肯定了对诗的信念。在那焚琴煮鹤的年代，诗人们不能用笔来写诗，甘愿用生命来写诗！他在另一首诗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使诗人一生不落言筌，也能留下无形的丰碑，只要他不背弃真理。一九八○年，象燕子一样振翅飞回诗坛的绿原，在他第一首和久别的读者见面的诗中就这样宣告：“诗人的座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才是诗的顶峰”。

绿原选择了诗，坚信诗、诗人和历史、人民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历史和人民存在，诗，作为人民的乳汁和眼泪的结晶，也就存在。——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却宣称诗对于他或者他对于诗永远是陌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吗？

诗人对诗永远有一种陌生之感，这说的正是艺术创造的一个秘密。诗，其他艺术也一样，是不能用模子来制造的，是不能按照一定的规则、程序来制造的，甚至不能按照诗人事先的主观设计来制造。诗是生活的花。诗在生活之中，好象种子在土壤中，而诗人就象既遵循自然又改造自然、能够创造出千种万类奇花异卉的园艺家。作为一个诗人，绿原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他每次从生活采摘的花，似乎都是一种新花，或是一个新的变种。

一九四二年，绿原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出版时，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当时的重庆还是“被统治于夜的地带”，黑暗是浓重的，然而也有光明。那儿有白公馆，也有红岩村；有荒淫与无耻，也有严肃的工作。在那交织着光与暗、热与冷的年代，绿原怀着“要写一部革命史”的愿望向读者讲述他在生活探险的历程中看见的一个个“童话”。他的心中有一面永不降落的旗，使他从心底“向劳碌的人民呼唤着万岁”，使他向世界宣告：“我们是还没有阵亡的士兵”并不无悲凉地倾诉：“现在战斗常从夜间开始，如果黎明没有来而我死去，也好，夜就是碑……”。

歌颂进步，追求革命，鞭挞反动，揭露黑暗，——这是四十年代国统区进步诗歌的共同特点。而在当时众多的诗人中，青年绿原之所以引人注目，还由于他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他有丰富的想象，并总是在探求新颖的构思和表现手法，而决不信奉任何固定的定义和规矩。他还特别注意语言的凝炼自然、内在的节奏以及意境的完整。他富于想象但很少滥用想象，富于形象但在几乎是可触摸的形象中不时闪射出智慧和理性的光芒。

《童话》是绿原的第一声。总是难免留有尚未褪尽的童音，然而它的纯真也是不可重复的。不过，诗人即使想要重复它也不可能了，荆棘的现实把诗人推向现实的陷阱，绿原不得不向更严峻的人生进行更艰苦的搏斗，这不能不对他的诗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绿原即将在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当局征调他去“中美合作所”当译员。他在友人的告诫和帮助下拒绝征调，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新的流亡生活使绿原对当时的反动特务统治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更大的憎恨，他决心“用狰狞的想象，为娇贵的胃，烹一盘辛辣的菜肴！”这就是发表在《希望》杂志第二期的组诗《破坏》，和发表在该刊第三期的长诗《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并以此为转机，写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和讽刺诗，宣告他和那个盘踞着一堆响尾蛇的反动统治彻底决裂。这些诗，后来分别收集在《又是一个起点》和《集合》这两本诗集里。前者收录七首，主要是长诗；后者收七十首，主要是短诗。

《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悲愤的人们》、《复仇的哲学》、《轭》、《伽利略在真理面前》、《你是谁》、《咦，美国》等等；这些诗，调子激昂悲凉，情绪饱满深沉，语言粗犷急促。面对着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还在受难的人民，面对着在苦难中在斗争中崛起的祖国，诗人用霹雳般的诗句，激励人们联合起来参加战斗，用自己的双手，改变那种把锁链当作服装、把噩梦当作食粮的命运。要复仇，向吃人的双脚兽复仇，向压迫人剥削人的暴君复仇，然后用“今天流的汗与昨天流的血可以比赛一下的工作”来庆祝胜利，来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国家。

绿原的这些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单以形式而论，既有惠特曼式的长行，也有鼓点般的阶梯式，这不仅说明他的辛勤探索，也说明了自由体具有极大的弹性和活力。四十年代是自由体新诗得到巨大发展的年代，在这方面，绿原也作出了他的一份贡献。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些长诗有如轻骑兵的奋击，那么《集合》中的那些短诗则或是匕首的一击，或是人生探索的瞬时记录，或是“石头缝里一茎绿色的生命”，或是“眉间尺激越悲歌的一组音符”。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说明诗人是按照生活的本色，从事探险式的创作。其中有含蓄的诗，也有明朗的诗；有象征的诗，也有直白的诗；有抒情性很浓的诗，也有政论性很强的诗。大多是不拘一格的自由体，也有半格律体。基调是沉郁悲怆的，但也透出几分亮色，好象从浓黑的天宇透出的熹微的曙光。

对于绿原来说，矫揉造作会窒息诗，任何矫揉造作都会离开生活的真实；自然才是诗的生命，因为自然是感情的真实形态。然而，诗作为艺术，不仅需要自然，还需要凝炼和适度。一个荒芜的杂草丛生的园子不是诗，经过诗人惨淡经营而又不失自然之美的园林才是诗。绿原的短诗大多写得凝炼自然，不枝不蔓，试举《航海》为例：“人活着／象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这首诗一共四行二十个字，正是一首五言绝句的字数，但它的内涵是丰富的。爱和恨是人生最基本的两种情感，而风暴和云彩却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补充它，去参与诗人的创造。

简言之，在四十年代，在绿原的诗的色谱中，有着多种颜色，有着各种浓淡色度。诗人的精神世界是寥阔的，他的探索的路也是宽广的。

全国解放以后，绿原先在报社、后到宣传部门工作。工作是繁忙的，然而他还是挤出时间来写诗。记得他寄我看的第一首诗是《大虎和二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新鲜：它和他过去的诗完全不同，是用民歌体写的一篇民间故事，一个聪明的长工智胜地主的故事。读完以后，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当时没有细想，现在回想起来，缺少的是诗人绿原的风格和艺术个性。探索是有益的，然而未必都是成功的。

从一九五三年起，绿原又开始了新的探索：用直抒胸臆的抒情诗，来歌颂新的生活。这些诗在当时发表出来的不多，但当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和《雪》的时候，我感到绿原又走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人之诗》及其《续编》收录了绿原写于一九五三——五四年的二十二首诗。我们又听到了诗人的又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诗人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感到诗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有节奏和韵律，一切都能变成歌。”于是他歌唱红光满面的天安门，亲热慷慨的王府井，醒了的小河和唱歌的少女，老实的小毛驴和吸引人的书店，同老鹰一起盘旋的飞机和在旷野奔跑的列车。

《明朗和晦涩》是一首用象征手法写的富于奇想的诗。骄傲的月亮要和谦逊的太阳较量，它对于在黑夜放光还不满足，要去占领白昼，但当太阳扬起火红的云霞时，月亮就在朝霞的陷阱里消失了。

诗人歌唱快乐的火焰，因为人的生活就是一团火，一团看不见的、永不熄灭的火，一团叫世界更明亮、更温暖的火。“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我们把心投给你，／我们把血浇给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一部分吧。”

读着这些诗，仿佛看到了诗人的童心，好象经过螺旋的阶梯，他又回到《童话》时期比较明朗、单纯的心境去了。只是在四十年代初，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是憧憬，而在五十年代，美好的生活已经成为现实了。

然而，绿原的探索并未能继续下去，一阵严霜几乎凋零了他的诗之花朵，一阵骤雨几乎熄灭了他的生之火焰。他成了二十世纪的哥仑布，在时间的海洋上航行，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坚信前面有一个历史的新大陆。

在十年动乱中，绿原继续在时间的海上漂流着，不过在烟雾腾腾的海面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亮色了。如果在现实中看不到，至少在梦中可以看到。绿原在这十年间写的十首诗，就是在梦与现实的交织中捕捉到的一些亮色。

这十首诗，是对现实的严峻所作的深沉的思考，有的诗写得很沉痛(《母亲为儿子请罪》)，但并没有消沉和绝望；在那人对人红了眼的年代，诗人并没有失去单纯的童心(《往往》)，流血的心还向往着太阳和花香(《但切不要悲伤》)；一个微笑就会唤醒对春天的希望(《谢谢你》)。在那一纸诬陷就可以把人送进精神刑场的年代，诗人的信仰却象婴松和礁石一样坚定(《信仰》)；在那人们都哑了的年代，诗人却从历史的脚音听到“沉默比虎啸更宏亮有力”(《给一个没有舌头的人》)。

绿原这一时期的诗，写得都很精炼，仿佛是经过高温高压浓缩而成的结晶。如《重读<圣经>》几乎可以说是对十年动乱的历史所作的诗的概括，一行行诗句仿佛掷地有声。又如《不是奇迹》，诗人用高度概括的诗句，为我们讲述“天安门的童话”：“话说某年某月某日，人间忽然发出了一片抽泣，抽泣变成了一团怀疑，怀疑变成了一阵耳语，耳语变成了一声霹雳，霹雳变成了一座花海，花海变成了一摊鲜血，鲜血变成了一堆烈火，熊熊的烈火变成了无穷无尽愤怒的微粒，充塞着全中国的空气……”。诗人的概括，是多么准确、鲜明、有力。

一个对革命、对人生保持着信念的诗人，也就不会丧失对诗的信念。我们看到：在那万马齐一的年代，绿原继续对诗进行探索。而他当时还在为诗而受难，“还写什么诗啊，脑袋在发烧？”对此，诗人在一九七○年写了《断念》一诗来回答。表面上看，诗人对诗“断念”了，但这断念，却是更坚定的信念。绿原追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古代诗人的脚步，追随“怨诽而不乱”的风骚传统，宣称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把你的追求、你的迷惘、你的挫折／你的罪过、你的检讨、你的祈祷／一丝不改，加以白描——／可不就是一部现代的《离骚》！”

一九七二年，绿原写了《陌生人之歌》，写的是诗人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武汉，却发现自己成了陌生人。“我想跟每个人打招呼／但没有一个人理睬我／那个小板屋对我关着／那个老妇人流着泪掉转了头”。这真是一丝不改的白描。因为有一个诗中没有写出来的故事，即使细心的读者也很难想到：那个小板屋就是诗人在故乡的唯一的亲人的家，那个老妇人就是诗人自幼相依为命的姐姐。经过很长很长的离别后，弟弟来叩姐姐的门了，但当她打开门一看是他，却流着泪砰地关上了门。被关在门外的诗人也只好转身走了，走到黄昏的江边，当天就离开了陌生的故乡。亲人成为陌路，在那时并不鲜见，于是诗人把这个令人惊心的故事，压缩成两行白描的诗句，再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绿原参加了第四届文代大会。钱学森应邀给大会作了个报告，他讲的是科学，而绿原却从中听到了诗。这就是一九八○年二月在《诗刊》发表的《听诗人钱学森讲演》。

这是诗人经过长期漂流踏上陆地后的第一声呼唤，是想让科学和诗水乳交融的一个尝试。他想证明诗的想象和科学的规律二者是相通的，都存在着“创造”的奥秘，都是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这首诗，以及稍后的《歌德二三事》都是对历史或现实杰出人物的礼赞，也是作者自己的抒怀，字里行间闪烁着诗人对人生和艺术的思索，就象青草地上闪烁着一簇簇凤仙花。

在绿原的近作中，有对党的赤诚的颂赞(《献给我的保护人》)，有对年轻一代的衷心的祝福(《尽管我再也不会唱》)，有对过去沉痛的诀别(《给你——》、《燕归来》)，也有对于阴霾已消的新时期的欢呼：

世界上数我的国家最有希望，

世界上数我们白手起家的成就最值得自豪！

有人认为，在绿原的近作中，理性的东西多了一些。有时他不是在抒情，是在说理了。我不想为绿原辩解，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那种认为诗只与形象思维有关、而与逻辑思维无缘的说法，我是不大赞成的，因为这种说法不大合乎创作的实际。诗是抒情的，但是，没有理性(思想)的感情，正如没有感情的理性一样，会伤害诗；而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血有肉的理性或思想，只会为诗增添光彩。因此，诗拒绝僵死的既成的教条，而拥抱智慧和理性，就象果肉拥抱果核一样。

要完美地做到情与理的融合，有赖于诗人的经验、才华和功力，包括艺术技巧和思想水平。在这方面，绿原在《西德拾穗录》(刊于《诗刊》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号)组诗中，又作了新的探索，并取得新的突破。这一组诗已编入他的下一本诗集，且待他的新诗集出版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诗人的新的风貌吧。

绿原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诗，本文没有细谈。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想从他的《歌德二三事》中摘引一小节，作为本文的结束：

不学玩世不恭的浪漫派

反对晦涩、颓废和感伤

更排斥一切概念的抽象

要从客观世界出发

写得自然，写得明朗

写得完整，写得大方

写得严肃，写得健康

写得妩媚，写得雄壮

一九八三年国庆节，兰州

(《人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人之诗续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