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为什么不接受贝多芬？

严宝瑜

读罗曼·罗兰《歌德与贝多芬》受到的启示

一

很多人知道罗曼·罗兰是一个懂得贝多芬的文学家，但不大知道他是一个对贝多芬深有研究的音乐专门家。他那著名的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主人公的青少年时代是以青少年时代的贝多芬做模特儿的；他那本介绍贝多芬的天才和他不向厄运低头的战斗精神的小书《贝多芬传》至今还在我国广为流传。他除了用小说和传记文学介绍贝多芬外，还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研究贝多芬的多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Beethoven.Lesgrandesépoquescreatrices)，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先生的译本《歌德与贝多芬》正是这部专著的组成部分。罗曼·罗兰在写作这部研究贝多芬专著的过程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贝多芬与歌德关系的材料，他用这些材料先后写了五篇论文，汇集成册，便是《歌德与贝多芬》。这本书实际上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歌德如何和为何不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歌德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贝多芬是德国古典音乐的代表，前者竟然不能接受后者。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了说明歌德对贝多芬音乐的态度，罗曼·罗兰追溯了歌德与贝多芬彼此间的认识过程和交往关系，追溯了他们在女作家贝蒂娜的推动下，于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在疗养地特普利茨的会面，还提到了那个有名的故事：两人一同散步，遇见迎面而来的王公贵族，贝多芬昂首阔步继续前行；歌德则伫立道旁，鞠躬如也，事后受到贝多芬一顿教训。这故事反映了贝多芬强烈的市民阶级意识，也反映了歌德的对恩格斯称之为“德意志鄙俗气”的屈从。特普利茨会面并没有促进这两位艺术巨匠间的友谊和了解，相反，歌德对贝多芬和他的音乐采取了冷淡和保留的态度。其中登峰造极的例子，便是贝多芬晚年处于贫病交加情况下写信向歌德求救，望他促成魏玛公爵预订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庄严弥撒》以换取稿费，而得不到歌德的回答。

读到这些材料，人们常对贝多芬产生同情，对歌德感到厌恶。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贝多芬鄙视歌德，而歌德把贝多芬不放在眼里，那又不符合事实了。

事实是贝多芬一生崇敬歌德，在歌德眼中贝多芬始终是一个有分量的音乐家。

贝多芬在童年时代便是歌德的爱好者，在他心中，歌德很早取代了当时德国有口皆碑的大诗人克洛卜施托克①的地位。他说，“克洛卜施托克常常想到死，这迟早要来的！……至于歌德他活着，而且我们大家得和他一起活下去。所以他那么宜于谱成音乐。”这反映了贝多芬对歌德深刻的理解，也反映了这位音乐大师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艺术观。贝多芬还看出歌德创造的高度艺术性；他说，在歌德的诗篇中，语言“组成一个高尚的秩序，仿佛一座由心灵的手造成的宫殿一样，它本身已经具有和谐的秘窍了”。他为这种高度的艺术性所吸引，为歌德的诗篇去谱写音乐；谱写出来的歌曲，其音乐和诗的有机结合，达到了象“灵魂与肉体融为一体”(罗曼·罗兰语)。就在两人会面那年的年初，贝多芬为歌德的悲剧《埃格蒙特》谱写了舞台配乐，并让人把他的总谱献到剧作者手中。有些文学史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贝多芬的配乐拯救了歌德的原作，因为这个剧本自一七九一年魏玛首演以后，一直按照被席勒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本子上演，只是由于人们要求同时听贝多芬的音乐，这剧作才得以恢复原貌上演。贝多芬的配乐是根据歌德的原作写的。

诚然，贝多芬看不惯歌德在贵族面前卑躬屈膝的表现，他对歌德当面进行了批评；但是，这件事未曾影响他对歌德的崇敬。人们在他晚年全聋时用的谈话册中发现，他不许别人用轻蔑的口吻谈论歌德；一八二二年他对人表示：为了歌德，他情愿“牺牲十次性命”。

年长二十一岁的歌德到一八○七年才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那时候贝多芬的创作早已跨入以《英雄》(一八○三)、《热情》(一八○四／○五)等乐曲为标志的成熟阶段而闻名全欧。特普利茨会面后，歌德在给妻子的信里说，贝多芬“聚精会神，强劲有力，感情深沉”。在给老友策尔特的信里，还以识人的眼力提到贝多芬愤世嫉俗、奔放不羁、脾气古怪的性格，并对此作了极为中肯的分析。歌德的确对贝多芬和他的音乐采取了沉默态度，但沉默不能象有人理解的那样，认为歌德把贝多芬的音乐“逐出了他的客厅”。罗曼·罗兰收集的材料说明，歌德对贝多芬的音乐并没有果取排斥态度。不仅在歌德的客厅里可以听到贝多芬的音乐，而且他的音乐当时还在歌德指导下的魏玛宫廷剧院里演出。

歌德懂得音乐，他知道贝多芬是一个有分量的音乐家，可是他对贝多芬和他的音乐确实并不喜欢。罗曼·罗兰在书里说，“歌德接受、承认、羡慕(如果你们愿意)这伟大，但他不爱它”。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更大范围来了解问题的背景。从材料中我们得知，歌德除了不喜欢听贝多芬以外，还不喜欢当时出现的其他一系列浪漫主义音乐家，如舒柏特、韦柏、柏辽兹、帕格尼尼等。一生用尽心思为歌德的诗谱曲不下八十首(有的歌原诗和音乐都成绝唱)的舒柏特没有得到歌德的理睬；歌德对全德欢迎的韦柏的歌剧评价不高，甚至认为韦柏的《奥伯龙》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喧闹”；景仰歌德、后来写了著名清唱剧《浮士德罚入地狱》的柏辽兹也未引起诗人重视；歌德听了帕格尼尼神话般的小提琴演奏后，感到这种音乐对他格格不入。

那么这位大诗人欣赏的又是谁的音乐呢？他欣赏的音乐家是：亨德尔、巴赫、格鲁克和莫扎特。亨德尔的清唱剧引起歌德极大兴趣，他曾对人表示，他需要活泼雄劲的亨德尔式的音乐来激动自己；歌德是巴赫的音乐不厌倦的欣赏者，他在信中说他听巴赫犹如在听“永恒的和谐自己对自己谈话”；格鲁克的创作使音乐为诗服务，而不是用音乐来进行浪漫主义的渲染，符合了歌德的音乐理想；而莫扎特是歌德音乐世界的主宰，歌德认为《浮士德》谱曲的音乐性格，可在莫扎特的《唐璜》中找到。歌德欣赏的音乐是莫扎特逝世(一七九一年)以前的欧洲音乐；这时期的欧洲音乐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以巴赫、亨德尔为代表，音乐史家称之为“巴罗克音乐”，在五十年代以后则是以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所谓“古典派音乐”；歌德不欣赏的音乐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一开始正在兴起的欧洲浪漫主义音乐，舒柏特、韦柏、柏辽兹、帕格尼尼则是这新兴浪漫主义的先驱人物。罗曼·罗兰在书中提到，歌德把他听不惯的、突破了传统的浪漫派音乐家统称为“新技术家”(neueTechniker)。

他同样听不惯的贝多芬并不属于浪漫派，音乐史家一般认为贝多芬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之一，但歌德也把他看作新技术家，并把他的音乐与浪漫派艺术相提并论，对它产生同样的反感。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认为，就贝多芬在维也纳古典乐派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创新而言，说他是个“新技术家”，这未尝不可以。在贝多芬的手中，以交响乐为主要内容的维也纳乐派的器乐创作，有了很多的创新和很大的发展。其次，贝多芬突破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框框，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在这意义上，歌德隐约地感到两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因而把它们相提并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歌德简单地把贝多芬的音乐与浪漫主义艺术等同起来，并对两者抱着同样反感的态度，那未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二

歌德对新兴的浪漫主义音乐抱着反感，这与他对待当时整个文艺领域兴起的浪漫主义潮流采取反对态度是分不开的。他不仅不爱听舒柏特、韦柏、柏辽兹等人的音乐，而且对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克莱斯特、荷德林、阿尼姆、诺瓦利斯等的创作也没有好评。他从根本上否定当时出现的德国浪漫主义文艺的价值，他认为浪漫主义文艺是一种病态的艺术。

根据罗曼·罗兰的看法，歌德对当时的音乐不满，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他反对文艺创作中的所谓“过度”。歌德作为古典文学的代表是主张“限制”和“规则”的，他在一首大约写在一八○○年的十四行诗中写道：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因而他对不讲究形式，任凭幻想驰骋、感情泛滥的浪漫主义创作是不以为然的。歌德不欣赏舒柏特为他的叙事谣曲《魔王》谱的歌曲。据罗曼·罗兰分析：在歌德看来，他写的《魔王》不过是一首朴质无华的浣衣曲；而舒柏特在音乐中用风声、马蹄大肆渲染，烘托出一幅与诗人原旨不合的图画。这种渲染便是遭到歌德反对的艺术上的“过度”。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浪漫主义的渲染，不过是音乐上反映的浪漫主义想象而已。任何艺术家，包括象巴赫、亨德尔这样的作曲家都不可能不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这种艺术想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歌德在自己的《浮士德》创作中所运用的浪漫主义想象超过了一切浪漫主义艺术家。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歌德的这部《浮士德》哺育了一整代年轻的浪漫主义作家；它被他们奉为艺术上的圭臬，成了他们(包括浪漫主义音乐家)创作的灵感泉源。可以这样说，如果歌德将浪漫主义当作艺术创作方法来反对，他就不可避免地反对了自己。

歌德在文艺创作中主张“限制”和“法则”，但他没有发现贝多芬恰恰是讲究“限制”和“法则”的音乐大师，正因为贝多芬的音乐有着严整的结构和完美的形式，人们才把他归入“维也纳古典乐派”之列。问题是：(一)在贝多芬那里，“限制”和“法则”不是外加的或外在的；对他的音乐来说，结构本身是固有的，音乐具有的形式是内在的；(二)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中从不墨守成规，他不断探索新路子，新的表现方法；他的音乐的形式不断更新，从不停留在老地方。也许就因为这两点才使歌德看不出贝多芬正是在音乐领域中实现他美学理想的不可超越的代表的吧！

其次，歌德讨厌浪漫主义的忧郁和伤感。罗曼·罗兰提到“歌德断不许把悲哀作灵魂和艺术的中心”，“他不能容忍德国当时流行的感伤倾向：无端的哭泣、绝望和爱情的哀号和坟墓”，这类东西与歌德健康、积极的世界观和他对生活的乐观、肯定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舒柏特的某些作品(如《冬之旅》)、柏辽兹的标题音乐(如《幻想交响曲》)，不正是传达了那伤感和绝望、那死亡和哭泣吗？对这样的音乐歌德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贝多芬的音乐并没有传达这种不健康的情调。贝多芬的音乐中也有哀伤，但他的箴言是“通过痛苦达到欢乐，”②因此他的音乐渗透了乐观的战斗精神，听了使人受到鼓舞，使人充满勇气，使人热爱生活。但是，具有同样乐观积极思想的歌德竟看不出贝多芬是他的同道！罗曼·罗兰惋惜地说，贝多芬应是歌德“可以在他生命圈内照常情接受和同化的唯一的新的音乐天才。”他把这两位文艺巨匠不能互相接近和了解视为一场“误会”，这显然是一种天真的看法。其实，不了解对方的并不是贝多芬而是歌德，他们——一个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另一个是德国古典音乐的代表，两人有着共通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但推究起来，歌德对世界、对时代是采取不介入的观照态度，古典时期的歌德从意大利回来，受温克尔曼对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美学观点“高贵的单纯，伟大的静穆”的影响，要求在艺术创作中保持平衡和宁静，便是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在艺术上的反映。但是贝多芬的出身、经历和歌德不一样，他青年时代处在离法国不远的波恩，就近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熏陶，是一个具有雅各宾精神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永远在战斗，每步都有冲突，额头向前，冲进敌阵去战斗”(罗曼·罗兰)，这样歌德便把贝多芬看作“在井口上手舞足蹈的疯子”。保守的歌德理解不了激进的贝多芬。

第三，歌德嫌当时的音乐音响太大。歌德听门德尔松在钢琴上演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时，就受不了它巨大的音响。罗曼·罗兰想象，如果这交响曲由整个乐队演奏起来，歌德会捂着耳朵逃走。这里的问题不简单是歌德的耳朵仅仅在生理上受不了新兴的浪漫派作曲家乐曲的巨大音响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是歌德音乐欣赏的趣味问题。罗曼·罗兰指出一个有趣但也富有含义的事实：歌德十四岁在法兰克福听七岁神童莫扎特的演奏(一七六三)，八十一岁在魏玛家中将十二岁的克拉拉·维克(后来的舒曼夫人)抱上凳子，听这位女神童的演奏，在这两次钢琴演奏中间隔了六十七年的时间，然而音乐在这六十七年中经历了多少变迁啊！

莫扎特时期，欧洲处在绝对君权统治时期，那时的音乐家靠贵族赡养，在贵族宫廷气息下生活并从事创作，敏感的音乐家在这时代也受到反教会迷信、反封建等级为内容的先进的启蒙运动思想影响，透过音乐反映了新鲜的时代气息和市民阶级的淳朴自然的趣味。但无论如何，那时的音乐毕竟是适应着贵族娱乐需要而存在的，因此音乐作品大都是贵族们的耳朵喜欢听的一些小巧玲珑和赏心悦耳的乐曲。这种东西自然不能用音量震耳的大乐队来演奏。歌德十四岁起接触和欣赏的便是莫扎特时代的音乐。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欧洲处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变革动荡的时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在变化，生活条件在变化，艺术趣味当然也发生变化，这个时期的音乐也必然会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以迎合时代的需要；它的形式和表达方式必然由此而大大复杂起来。时代前进了，音乐发展了，而歌德的耳朵还停留在听莫扎特音乐的阶段，当然受不了浪漫主义音乐巨大的音响。至于时时感应着时代脉搏、站在时代尖端的音乐天才贝多芬，“他发挥了音乐特有的性质，将这种已降为专供人们娱乐的艺术提高起来，赋以崇高的职责，他开阔了我们对这一艺术的理解：世界通过这种艺术对每一个有知觉的人得到的解说，能象通过深刻的哲学向思想严密的哲学家解说得一样清楚。”(瓦格纳)习惯于莫扎特音乐优雅悦耳的声音、对巴赫的那些象数学公式一样玲珑剔透的乐曲有着偏爱的歌德的耳朵，怎么能受得了充满矛盾斗争，有时是气壮山河、惊心动魄的贝多芬音乐的音响呢？

罗曼·罗兰说：“有什么希奇呢？他在一八三○年仍是那个许多年以前曾经在年青时候听过那七岁的莫扎特弹奏的人，他来自黄金时代的遥远处。他那器官感受并不能和他的智力演进得一样快。”这些话把问题所在讲得透澈，但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歌德的耳朵听不惯体现当时时代精神的音乐，但他明澈的思想不仅把握了时代的本质，而且还高瞻远瞩看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从这样的事实中，是否可以得出看法：那感受音乐的器官比进行思维的器官要保守些，从此也显露了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歌德是一位用发展观点对待事物、具有历史感的思想家。他认为，了解一件艺术作品时“非看见它那精神与形体进化链条上所占有的位置不可。”(罗曼·罗兰)按理说，用这种观点对待音乐应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音乐上的创新才对，但歌德却不然。前面分析了他不理解贝多芬音乐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与贝多芬音乐传达的思想情感存在距离和不合拍的地方，但从罗曼·罗兰举的一些例子来看，他不接受的直接原因首先还是从感觉上来的，即他的耳朵不习惯贝多芬巨大的创新，不习惯听贝多芬开辟出来的新音乐。听音乐是要用理智的，用理智听音乐才能听得深。但无论如何音乐首先是一种感觉的艺术，人们是通过听觉来欣赏音乐的；而音乐欣赏常常是不自觉地以过去听音乐过程中形成起来的音乐感为依据进行的。这种通过多次反复在听觉上形成的音乐感是不能以理智或意志一下加以改变的，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歌德要求自己从理智出发、不抱成见地对待新音乐；但听音乐，理智与音乐感相较，后者占了上风，听惯了巴赫、莫扎特的耳朵怎么也接受不了贝多芬。

伟大的音乐是伟大时代的产物。贝多芬能为他的时代写下辉煌的乐章，是因为他在艺术上敢于创新，艺术创新使他充分表现出了他所处的伟大时代的脉搏和精神；而这种创新又与那些脱离民族传统、盲目标新立异的所谓“创新”毫无共同之处，贝多芬首先是在继承了本民族优秀音乐遗产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正因为这样，贝多芬的音乐才能成为不朽的艺术，这种艺术尽管得不到歌德的理解和喜爱，但仍然受到人民的欢迎，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艺术财富。

(《歌德与贝多芬》，罗曼·罗兰著，梁宗岱译，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版，0 .70元)

①克洛卜施托克(F.G.Klopstock，一七二四——一八○三)，德国启蒙运动诗人。

②见贝多芬致爱杜尔第伯爵夫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