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被耽搁了三十六年的书

何　知

在我们面前，放着一本印制精美的大书，红色包封上是一幅中国佛殿的立面图。翻开它，人们会看到一帧帧漂亮的建筑图版和照片。这就是四十年前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用英文撰写并亲手为之绘制图版、由美国朋友费慰梅女士(即费正清夫人)编辑成书，最近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图录》(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by LianSsu－cheng，ed.byWilmaFair－bank，TheMITPress.)。它的出版，在中美学术交流史上，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这原是一本计划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书，却在一九八四年才同读者见面，是因为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

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建筑的梁思成教授，从三十年代开始，便投身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是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先驱者之一。抗日战争前，他和自己的同事们，包括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学术合作者林徽因教授在内，在华北、华东各地对古建筑遗存作了大量调查、实测，从而基本上弄清了中国建筑在结构和风格上的奥秘。

在抗战时期最艰苦的日子里，梁思成蛰居于四川一个偏僻的农村中。这时，林徽因重病在床，他本人也有多种病痛缠身，生活十分困难。为了向西方读者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在建筑方面的巨大成就，梁思成决心通过图解和通俗的文字，来编一部中国建筑史。其中不仅文字部分用英文撰写，而且全部图版都以中英文对照注释。他的设想得到了他们三十年代的老友，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文化艺术的美国著名人士费正清夫妇的热情支持。当时，后者正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中工作。

梁思成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凭着一台老旧的英文打字机打成了这部书稿，并和他的助手莫宗江一道，为之绘制了几十幅精美的图版。他还为这部“图录”配了大量他在战前实地拍摄的古建照片。由于照片的底版已毁于一九三九年的天津大水(它们当时被存放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仓库内)，所以，这批照片也成了珍本。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当梁思成志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学的时候，他收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他随身带去了这部书的图版原稿、照片和文稿，拟请费慰梅女士协助他编辑加工，并计划尽快在美国出版。费慰梅欣然答应和他合作，但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梁思成就因为林徽因病重而不得不提前匆匆回国。行前，他把图稿和照片留在费女士处，随身带回了文稿以便作一次最后的修改，他答应费女士：一旦修改完毕，就将文稿寄回给她，以便与图片合龙出版。这些是一九四七年冬天的事。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部书从此竟被耽搁了近四十年，而他们两人此后也再没有机会见面了。

梁思成回国后，由于忙于照料病人，一时无暇顾及出书的事。紧接着，北京解放，以后中美之间也就失去了联系，这部建筑史的图和文被分隔在大洋的两岸，谁也不可能再出版它。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的市政建设和建筑教育方面承担了大量重要的任务，这些情况，费慰梅在美国是不大了解的。她只是转辗听说，林徽因后来于一九五五年病逝。对于挚友的故去，她感到十分悲痛。

一九五七年，费女士突然间接得到梁思成带给她的一个口信，说他在教学工作中急需当年那批图版和照片，请费女士把它们寄到英国某地给一位C女士(这里我们姑隐其真实姓名)，再由后者转寄给他。在中美尚不通邮的情况下，这也许是一个唯一可能的传递办法。于是费女士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保险库中取出了这批她已存放了整整十年的珍贵文献，按地址把它们寄给了C女士，并附信说明了它们的重要学术价值，请她务必妥为转交。不久，她收到了C女士的一封回信，说是包裹已经安全收到，即将转寄中国。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种种事情，梁思成教授也在一九七二年那些阴霾的日子里含恨去世了。这些，费慰梅虽然得到了一点消息，但都不很清楚。直到一九七八年，趁一位朋友到中国访问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机会，她才捎来口信，表示对梁思成那本书后来的情况很关心。然而，建筑系当时的主任吴良镛教授的回答却是：“既然如此，费女士为什么没有按梁思成的要求，把那批图片送回来呢？”听到这样的回答，费慰梅愕然了！她痛苦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误会，又是一个多么不幸的损失啊！虽然她寄来了当年与C女士来往信函的复印件，证明自己对于这批珍贵资料的遗失已没有责任，但她一想起两位曾为这本书费尽心血而已长眠地下的中国老朋友，仍无法解脱自己负疚的心情。她通过多方打听，但无论在北京还是伦敦，竟然都没有人知道当年的这位C女士是谁，现在何处。

在费女士几乎要陷于绝望的时候，她偶然想起一位英国朋友，是一个退休了的老外交官，他既同中国没有什么联系，也同建筑无关，但却是个热心助人的人。于是她给后者去了一封信，讲述了关于这批文献神秘失踪的经过，然后问道：“你能不能为我扮演一次福尔摩斯的角色，设法查明这个C女士究竟是谁，现在在哪里？”

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来自英国的复信，一开始就学着那位“大侦探”破案后扬扬得意的口吻说：“这太简单了，我亲爱的朋友！”原来他托人通过英国的建筑师登记处和建筑师协会，居然打听到了这位C女士的下落，得知此人现在已经移居新加坡了。

紧接着，费慰梅的信追到了新加坡。又是几个星期后，她收到了这样一封回信：“亲爱的费夫人：承您还记得二十年前的往事，至于您提到的图片，我想了又想，最后才发现，它仍在我书架顶上放着，没有拆封……”。这位女士既无法对此作出能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似乎也无意立即采取行动来弥补自己二十年来的失责。只是经过费女士整整七个月的严厉催促之后，她才在一九八○年夏天勉强把这批资料送回了北京，文稿和图稿总算又重新汇合了！

从一九八○到一九八四年，费慰梅受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委托，重新担当起整理和编辑这本书并设法在美国予以出版的任务。她在清华建筑系林洙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通过无数封飞越大洋的来往信函，对全书的文稿、图版和照片再次作了全面的修订、核对，并征集到热心于祖国文化事业的海外人士沈剑白先生等的财政支持，终于在一九八四年夏使这本书问世了。

美国舆论对这本书的反映是很好的。《纽约时报》以《一部经典作品获得了挽救》为题发表评论说：“有时，人们对学术研究所作的努力是如此巨大和充满热忱，以致显示出一种深刻的精神方面的英雄主义。《中国建筑史图录》一书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评论赞扬它是“一部多彩的、奇妙的书”。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则说这是一部“出版经过和本身都很不平凡”的书。

费慰梅女士以七十五岁高龄，最近又一次到中国访问。国庆节前后，她应邀在北京老年文物研究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以及北京国际协会为在京外国人组织的报告会上，先后两次作了幻灯讲演，介绍了她所了解的梁思成、林徽因的生平和学术事业，还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建筑史图录》的编写出版经过，引起了中外听众的很大兴趣，受到了热烈欢迎。

我国老一辈学者当年的心血，终于在太平洋的彼岸结出了硕果。这确是一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遥远曲折的路程才得以问世的不寻常的书。费女士没有辜负他的中国老友的信赖和托付，这也是中美两国文化界之间久已存在的可贵情谊的又一个象征。

一九八四年十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