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为人知的党中央地下档案库

郑伯亚　费云东

本文所记述的是迄今还罕为人知的上海地下党的一件可歌可泣的史实: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为止，中央在上海存留下来的一百零四包机密、珍贵的历史文件和资料，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在国民党、日寇、汪伪、国民党交替统治的白色恐怖环境里，竟能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这真是一个奇迹。

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

“要阿秋(指瞿秋白)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这是1931年上半年，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中央秘书处同志的关照。自1926年中央秘书处建立后，就专门设立了文件保管处，负责保管中央文件。1930年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秘密工作的指示》，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恩来同志正是从中央这一要求出发，考虑到能否妥为保存文件将直接关系到党的机密的安全，才提出这个关照的。当时他还提出了应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

瞿秋白很高兴地代表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恩来同志审阅后，在原稿首页上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这个《文件处置办法》，是我们党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它规定中央文件统一按四大类编目入库保存。

令人从内心发出无限钦敬之情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末尾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其中“将来”两字旁边打上了着重点。在1931年我党处境极其险恶、斗争非常艰巨的情况下，预见、期待着“我们天下”，充满着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

为保卫中央文库鞠躬尽瘁

在漫长的黑暗、恐怖的岁月里，保卫藏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这一特殊战斗任务，是由许多共产党员来完成的。最早，中央文件由中央的一名领导人亲自负责管理。1923年中央设立秘书，改由秘书保管。1926年中央设立了秘书处，在秘书处下面设立了文件保管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这个保管处同时也是中央各机关的文件存放库，因而后来党内一些同志把它称为“中央文库”。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在1923年至1928年分别担任过中央的秘书长。周恩来同志则从1926年起便亲自抓了文件材料的收集保管工作。自1926年至1936年，先后负责中央文库的有张唯一、陈为人等同志。

曾在中央秘书处做交通工作的张宝泉，经常亲手把处理完毕的文件送交中央文库保存。1928年4月16日他被捕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巡捕房，为要从他口中逼出我党机密，对他施用了名为“九尾猫”的残酷刑具。这种刑具使受刑者皮肉受损，十分痛苦，但不致于死。酷刑没有折服张宝泉。以后，国民党把他引渡到龙华监狱，用鞭子、军棍和刺刀将张宝泉活活鞭刺而死，但他始终没有吐露有关中央文库的一个字。

为确保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保卫文库的工作人员采取了许多巧妙的掩护办法。有的专门开了个湘绣店作掩护，有的几名男女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家庭”，各有公开的职业，而暗里则把经过交通员送到中央文库的文件保存起来。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受党的委托管理中央文库。这时上海地下斗争环境极为险恶。党中央领导人陆续撤往苏区，把中央秘书处和中央文库留在上海，由上海中央局代管。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同志被捕牺牲……。陈为人犹如紧紧抱住一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弹一样，不顾身家性命，把中央文件保存在自己家中。他曾立下誓言:如果出了问题，到了无法挽救时，就放火烧毁自己的家，与文件俱焚。为了避免敌人注意，陈为人和爱人韩慧英伪装成富商家庭。白天，表面上显得阔气、悠闲，一到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们把厚纸文件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四边无字的空白纸边剪下来，以尽量缩小文件的体积，便于保管转移。

在陈为人接管中央文库后，中央文库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和一位代号张老太爷的人(即张唯一同志)单线联系，陈为人不出面。张唯一先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后任上海中央局秘书。他那里是中央文库唯一的联络点。因此，如有任何一个陌生人来到他家，他就马上转移住处，以确保文件绝对安全。

1935年2月，敌人在一个晚上破坏了我党八个活动地点，“张老太爷”被捕，韩慧英去张家时，等候在那里的特务也将她逮捕了，同“张老太爷”一起关在龙华监狱里。两人伪装不认识。后来，张老太爷乘机悄悄对她说:“你家有三个孩子。”说着眼圈湿润了。韩慧英含意深长地只说了一句“外面的桃花多好啊!”他们以崇高的气节，没有透露丝毫中央文库的情况。

由于韩慧英被捕，陈为人立即用高价租下了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十五号一幢二层楼房，安全转移了中央文库。这里是陈为人生前最后的住址，也是十年内战时期保藏中央文件的一处秘密机关。可是，从这时起，陈为人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他陷入极端痛苦中。除了一人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五岁、三岁、一岁的三个孩子。到了7月，他已无法维持下去，不得已写信给当时在河北省一所小学教书的妻妹韩慧如，告以姐姐“病重”，要她前来“看望”。

今年七十一岁的韩慧如说:“当时要保证文库的绝对安全，就必须维持为人住的房子，要维持房子，就得凑足钱按时交房租。为人已经得不到组织上的接济，付房租就成了头等大事。为人总是先安排了房租钱，再安排一家的伙食费。”韩慧如把自己当小学教师积蓄起来的三百块银元给了陈为人，可这也只够付十个月的房租。陈为人把二楼的家俱卖空了，连能卖的衣服也卖了，甚至连铁皮罐头之类零星物品都卖光。就是这样，他们一日三餐也只能吃粥。

生活上的艰辛是压不倒陈为人的，他内心最焦虑的是和党失掉了联系。早已感染的肺病开始加剧，即使在这样的时刻，白天挨饿，他晚上还是继续整理文件，或者到外面奔走找关系。

原来韩慧英在张老太爷家被捕时，她已随口改名王英，伪称走错了人家。敌人搜查时又抄不到任何证据，审讯时也得不到任何口供，最后不得不释放她出狱。她于1935年底辗转回到家中。1936年春，姐妹二人各谋得一所小学的教职。韩慧英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通过工作接触认识了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渐渐了解到她和党有关系，通过她终于和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徐强接上了关系。那是1936年初秋，陈为人穿上一件灰绸夹长袍，走到一家饭店楼上，看到一张桌上放着一本《三国演义》，书旁是一只梨，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已经坐在那里。对上了接头暗号，陈为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这人便是徐强。

考虑到陈为人同志的身体状况，组织上决定，陈为人将中央文库交给由徐强指定的另一个同志保管。可是，他享受胜利地完成保卫中央文库后的喜悦是那样的短暂。不久，病魔便夺去了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生命。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是那么坚定乐观。他于1937年8月逝世，逝世前还握紧拳头说:“我不死，我还要工作。”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历尽艰辛迎解放

风云变幻。从1936年冬到1949年全国解放的长达十三年中，上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八一三”抗战，四年的“孤岛”时期，和继之日寇汪伪对上海的全面蹂躏，及国民党的“劫收”与反共“戡乱”。处此激变中，先后负责领导中央文库的有徐强、李云、刘少文、吴成方和陈惠瑛；先后具体担负中央文库保管任务的地下党员有刘钊、老缪(李念慈)、陈来生等同志。负责人和保管者虽屡易其人，但他们都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机敏与警惕，历尽艰险，保卫了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

这期间，管理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是年轻的党员陈来生。他是一个失业铁路工人的儿子，住上海闸北贫民窟，本人曾是一家外国饭店的学徒。“八一三”后，家园被毁，陈来生逃进租界，被收容在赵朴初等人筹办的难民所里。当时我地下党正集中对难民做启蒙教育工作。地下党员周新民(现名周克，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曾把一些难民集中起来讲中国工农红军的故事。地下党员邱凌，是陈来生所在慈善难民所的管理员，他送给陈来生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陈来生一口气读完了它，激动地对邱凌说:“我要是能当上红小鬼就好了。”

1938年7月2日，陈来生入党。入党后，陈来生先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到苏北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又调回上海工作。

1842年7月，党决定把保管中央文库的重任，交给出身苦、觉悟高、当时还只有二十三岁的陈来生。这时负责中央文库的吴成方与陈来生在老中医李复石家接头。吴成方说:“你一家的职业是跑单帮，做小生意的，不引人注意。现在有一批文件要你找地方保管起来，你把它管起来吧!”

“好，我来管。”陈来生毅然说。

那时中央文库设在新闸路一八五一弄老缪(李念慈)家中。陈来生几经筹划，请示了吴成方，决定自己不出面，以弟弟名义租下了新闸路九四四弄看灵堂人张老三家的阁楼。张老三住的是弄堂口的两间小木屋，中央文库就转移在小木屋的阁楼上。这地方的优点是不引人注目，缺点是弄堂口行人稠密，难免有危险。但陈来生巧妙地安排他的弟弟在木屋旁的弄堂口摆了个小摊子，卖赤砂豆(用砂炒的一种蚕豆)、花生米、糖果，以作掩护；夜间，两人就睡在阁楼上，保卫文库。

1942年夏，日本侵略军开始在上海进行疯狂的搜查与残酷镇压。上海一些主要马路的十字路口，都有敌人的岗哨和铁丝网，一批批敌伪军手持冲锋枪，封锁街头，不时对行人进行从头到脚的搜查——“抄靶子”。在这种形势下，要从老缪那里把许多箱文件转移到陈来生的小木屋，谈何容易!陈来生几经察看，选了一条可避开敌人岗哨的路线。然而采取“小鱼钻网眼”的办法，把文件化整为零，放在竹篮子、面粉袋里伪装好，由他、他的父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轮番搬运。但为了防止意外，一天也只能搬一两次，最多三次。有时他们远远看到“抄靶子”的来了，便机灵地在附近弄堂里绕圈子，或是临时躲进一家商店里。经过半个多月搬运，才把文件转移到小木屋，沿着阁楼墙边堆放好，外面钉上木板，木板再糊上旧报纸，成为一道人们难以觉察的夹墙。

可是，在日寇统治下的上海，什么事都是瞬息万变的。据陈来生回忆，这年冬天，日寇忽然对蚕豆买卖进行统制，做赤砂豆生意的货源断绝了。加上文库设在弄堂口也终究是危险的，陈来生决定转移地点，改做卖切面生意。他设法改租了成都北路九七四号房子，开了个“向阳号”切面店，同时在里屋搭了阁楼，中央文件也安全转移到这个阁楼上，用同样办法封闭在阁楼上的夹墙里。这比放在弄堂口的小木屋更安全了。当然，家里的亲人都知道夹墙里放着的是敌人发现了要杀头的东西，但他们英勇无畏，机智果敢，工作得相当出色。直到上海解放，不但敌人不曾发现，连陈来生家的左邻右舍，都还不知道有这件事呢!

陈来生在当年上海这个魔窟中，不仅安全地保卫了党中央的这些珍贵历史文献，还在党的整风运动中为党中央提供了急需的文件材料。1943年的一天，党组织要陈来生把他保存的几个重要中央文件抄写出来，并对他说:“中央要得急。”陈来生立即个别布置工作人员分头抄出副本交吴成方转送中央，另将原件归库。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此时负责领导陈来生的陈惠瑛，将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的情况，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作了汇报。这年9月14日，陈来生雇了一辆胶轮车，把十六箱共一百零四包文件装上，亲自押车，冒着烈日，步行几十里，送到了市委组织部。然后经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完完整整地运往北京，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中共上海市委对陈来生和他的家属安全保管中央文件的事迹给予了表扬并公开发表嘉奖信。这年陈来生还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

(陈栋摘自《瞭望》1984年42、43期)

(题图: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