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眼睛，蓝眼睛，孰美？

一个中国姑娘，将一头墨黑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眼眶涂上蓝色，还安上假睫毛，脸上再敷以白粉，总之，弄得“洋”味十足——你以为她在准备演外国戏剧吗?不是。化妆成这种“洋美人”的姑娘，虽然是极个别的，但却反映出一种可卑的崇洋心理。那么，经过如此一番“美容”的姑娘美吗?她自己以及和她具有同样审美趣味的人当然觉得美，但在绝大多数外国人和中国人看来却不但不以为美，反而觉得丑。有位外国朋友在回国后给我国有关方面来信说，他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中国看到了许多令人震奋的东西，很受教育，唯独对这种要使自己变成“洋人”的做法感到困惑。在他们西方白种人看来，中国姑娘的美，正在于她们墨黑光滑的头发，幽深乌黑的眼睛，黄种人特有的可爱的肤色，为什么要放弃这种天生丽质去仿效“洋人”呢?

这就告诉我们:美，尤其是社会生活美，是有民族性(包含种族性、地域性)的；民族性是美的基本属性之一，美的产生、创造和对美的欣赏、追求之中都必然体现着人种、民族、地域的特色，这种民族特色是不能随意改变或加以忽视的，否则，就往往会弄巧成拙，化美为丑。

美是人的积极本质的对象化，而最能体现出入的积极本质的莫过于人自身，由于各个不同的人种和民族的形成都是顺乎自然规律(包括自然界的规律和人自身的生理规律)，合乎生存、发展需要的，所以具有不同人种和民族特色的人体都是美的；而各个人种和民族对人体的好恶倾向和理想，又无不以从各自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体型、面形、肤色等等的经验为尺度，所以人自身的美和关于它的审美意识就不能不带上民族性。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谈到人体美，欧洲女人的美与黑种女人的美之间怎么可能有共通之处呢?这两种类型的人的美，其共通性是这样少，……甚至就是俄罗斯型的美与意大利型的美之间也是很少共通性的!”我们甚至可以假定，人如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另一种模样，那么，这另一种模样也会成为美的，不管这模样在现在我们心目中是多么难看。

清代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题为《罗刹海市》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叫马骥的商人儿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辄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因复有‘俊人之号。”后来他跟随别人航海，被飓风刮到一个地方，在那儿——

……其人皆奇丑；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马初见其状，大惧；迨知国人之骇己也，遂反以此欺国人。遇饮食者，则奔而往；人惊遁，则啜其余。久之，入山村。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褴褛如丐。马息树下，村人不敢前，但遥望之。久之，觉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马笑与语……问其相骇之故。答曰:“尝闻祖父言:西去二万六千里，有中国，其人民形象率诡异。但耳食之，今始信。”问其何贫，曰:“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贵人宠，故得鼎烹以养妻子。若我辈初坐时，父母皆以为不祥，往往置弃之；其不忍遽弃者，皆为宗嗣耳。”……时值朝退，朝中有冠盖出，村人指曰:“此相国也。”视之，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又数骑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职，率鬇鬡怪异；然位渐卑，丑亦渐杀。

蒲松龄写这篇小说，旨在抨击清代“颠倒妍媸，变乱黑白，丑正直邪”的丑恶现实，是一篇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愤世嫉俗之作。如果我们不去考究它的微言大义，而只着眼于它的形象描写，那么，这可真是一个说明美和美感、审美观念的极好例子。你看，由于“罗刹海市”里的人生就那么一副模样，生在那么一个环境，必然在实践中形成他们独特的“美”(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丑的)和美感、审美观念，所以当异国“美如好女”的“俊人”马骥一出现，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产生丑感，以致“街衢人望见之，噪奔跌蹶，如逢怪物”。后来马骥明白了这一点，于是“以煤涂面作张飞”，人们才“以为美”。而在包括马骥在内的“中国”人这儿，情形却恰恰相反。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十八世纪的杰出哲学家、法国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伏尔泰，说过一番很有趣的话:

如果你问一个雄癞蛤蟆:美是什么?它会回答说，美就是他的雌癞蛤蟆，两只大圆眼睛从小脑袋里突出来，颈项宽大而平滑，黄肚皮，褐色脊背。如果你问一位几内亚的黑人，他就认为美是皮肤漆黑发油光，两眼洼进去很深，鼻子短而宽。如果你问魔鬼，他会告诉你美就是头顶两角，四只蹄爪，连一个尾巴(欧洲传说中的魔鬼的形象)。

由于人类只有人种、民族、地域(包括国度)之别，而无高低贵贱之分，所以人的美也只有民族性的差别，而无优劣高下之分。就是说，白种人有白种人的美，黄种人有黄种人的美，黑种人有黑种人的美；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美，外国人有外国人的美；每个人种、国度都可以喜爱、欣赏本民族、本国人所特有的美，然而决无理由说别一种族、别一国家的人不美；我们也可以喜欢、欣赏外国白种人的碧眼金发，然而却切莫以自己没生一双蓝眼睛为憾!这里的每一种具备独特民族色彩的美都有其产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审美价值。

(马兰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美学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