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中的清晰

冯　平

模糊化与人类认识之缘可谓难解难分。然而，自科学取代宗教主掌认识神殿始，模糊性便被打入另册。人们被确定性的迷梦缠绕不休。科学，被认为是确定性的累积；“模糊”，被视作无知的标志。然而，当数学和科学的发展把人类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模糊”得到了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青睐。人民出版社《三个面向丛书》新近推出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以其优美的文笔和严密的逻辑分析，重新审度了人类认识，清晰地展现了模糊性这一思维的朦胧之境。

“朦胧之时有朕兆可寻，模糊之中有端倪可察”。对“模糊性”的界说，是析谜之首。

人类认识，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经纬交错。模糊性是不确定的一种，是认识中关于对象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它并非仅由客体诱发或仅是主体茫然臆造所致。作者运用他曾提出的认知场理论，冲破传统的主客观划界标准独辟蹊径，展示了模糊性“客观根据”的底蕴。正如改变了几代人观念的大师爱因斯坦在回答“运动展缩”时所说：展缩是客观的，但与现实者所选择的参照系密切相关。“展缩”，主要指谓的不是物体本身结构的变化，而是对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运动关系结构的说明。它并非观察者主观自生，又非被观察者自身变更。主客观确定的运动关系结构，就会产生一定的观察结果。这就是相对论对客观性的限度。模糊性的客观性，就是对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认识结构(或曰认知场)客观测度的反映。思维的模糊化，实质是在一定的认知场中，宇宙普遍联系和连续运动在思维中的一种投射。它是思维精确化的发源地。正是通过对事物类属边界和性态的模糊化处理，才能够使人们把握连续中的离散，才能用离散模型作精确明晰然而只能是近似的描述。只有模糊的，才能是精确的。一个认识的悖论，一种实际的合谐。

精确性与模糊性之间必要的张力，构成了人类种族思维演进和个体思维发育发展的内源动力。在对人类历史文明峰峦起伏过程的实证追溯和对思维结构的纵横剖析中，回旋着人类认识机制中模糊性和精确性彼此转换、互相渗透的辩证节奏。

任何科学的抽象，总含有无法分离的模糊因素；任何科学模型都具有变易性、模糊性，它使科学包容着广阔展开、多向演进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它是科学发展的“活性”因素。没有模糊性，就没有科学的产生发展。不屑一顾的模糊性正是奉若神明的科学概念和结构的生长点。摒弃模糊性而树立的对科学的崇拜，实际只能是对科学的亵渎和嘲弄。

逻辑的剥离，使我们从“认识”到“科学”，又从“科学”到“数学”。对通常认为是严格性、确定性之冠的数学发展史的考察，更使着魔于绝对确定性的人们黯然神伤。

近代数学以其高度严密性和抽象性为自己赢得了崇高地位和荣誉，它折服了传统，强化着人们对确定性的崇尚。数学终于踌躇满志地拥有了自然科学的加冕权。但是，在科学数学化的胜利进军中，各种潜在的困难不断显现。科学数学化的困难，惊破了人们的幻梦。富有戏剧性的是，这种觉醒最早又是来自数学自身的发展。

数学思想从常量数学变量数学随机数学模糊数学的演进，展现了它从外在否定模糊性、不确定性，到内在地考察分析模糊性、不确定性的螺旋前进。数学接纳了久违的不确定性并充分肯定它的作用，不仅使数学自身的发展开辟了希望之径，同时使它拓展了在科学尤其是在人文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中的应用。数学——失去了“确定性”。纯粹确定性的神话在最有权威的地方破灭了。然而这并不是数学也不是“确定性”的葬礼，而是它的福音。

对模糊性的探索不仅是人类认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控制为中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对哲学的召唤。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阵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丰富发展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应该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找到自己新的突破口。《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正是作者怀以强烈的使命感，而从历史和现实的经纬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新的生长点的思索。它是国内研究微观认识论的第一本专著，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它不仅可以给研究认识论(无论是从哲学还是从具体科学的角度)的人们以启迪，同时可以使非专业研究的读者在认识史、数学史、现实分析、思维剖释的丰富内容中获得最新信息，调整旧有的思维模式，培养创造性思维类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李晓明著，“三个面向丛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1.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