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尽说好话　等

不要尽说好话

《读书》上的评论，似以正面评论为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诸如学生评老师，朋友评朋友，好话连篇。一九八七年第十期和第十一期上有的文章，便有此嫌。我是语言学出身，略知行情，这方面文章的漏洞可以看出。但是非本专业的文章呢？于是心里便对《读书》的质量有了一个小小的问号。当然，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包括外行在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读者看到不同的观点，由他们自己判断。国外学术界的书评，似更重于挑刺。尽说好话好象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读书》是否能打破这一俗套呢？给不那么悦耳的评论、意见在正文里留一席之地，不要老是让读者到书屁股上去找。我相信这不会降低《读书》的声誉。

王承炽

多点平民色彩

希望你们多点平民色彩，杜绝评论“贵族化”倾向。能否多刊登一些深入浅出、短小精悍的书评及其他。如今读书已不是少数人的事，即使是高层次的书籍，读者也在与日俱增。虽说如今严肃刊物普遍不景气，你刊订数没有下跌可谓幸事，但实在也可以视为憾事的。只有永不满足，“走自己的路”，同时虚心倾听各种意见、建议，才胡有所开拓，有所革新，把刊物办得更有看头，更有挽魅力。

范浦

打破自身的封闭

《读书》不是尽善尽美的。你们在为读者打开窗户、放进新鲜空气的同时，本身却显得有点封闭了。你们的编辑和一群经常约稿的作者似乎在对读者说：“你们不属于我们的圈子。”要知道，既然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就应该勇于和读者交流。应当在提供一条传播渠道的同时，也努力提供一条感受渠道，勇于创造给尚未知名的人发言的机会。凡是抱着严肃态度读书的人，都应该有在《读书》上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谈谈自己读书感受的权利，只要这种感受有足够的严肃性和质量！

周刚

读第一、二期

吕叔湘先生的《未晚斋杂览》，我最喜欢《葛德文其文其人》，尤其是结尾一节对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的简析，深刻之至。若要吹毛求疵，结语“真是少见”似当改为“也非少见”。胡道静先生“读书小札”读来兴味盎然。说来可笑，因我老伴亦时时有有朝一日老两口“被藏书赶出”寝室兼书房餐厅之忧。从未以“红学家”自许的金克木先生，《高鹗的八股文》一文却发“红学家”之所未发。又因金先生未沉溺于“红海”，始能“平心论高鹗”。柳苏先生轻描淡写，却活画了“亦舒”与“金庸”。可能因重点在“画”“金庸”≈“查良镛”，因此，对“自由＋法制=安定＋繁荣”的查氏见地，略而未论。

惨遭十年浩劫，有些前辈学人、作家得以幸存，又坚持笔耕不辍。唯岁月无情，近一两年来许多老人先后谢世。他们中间许多位与“三联”、《读书》有深深的书缘。但《读书》在缅怀这些可尊敬的老人方面，似有不足。因此，读到刘小枫君怀念宗白华老先生的文章，深为感动。盼《读书》“书人书事”专栏能予以更多的关注。

刘宏图

大势所趋

在《读书》第二期读到陈志华教授的大作《也应打开朝东的门窗》，第四期又读到郑异凡先生评戈尔巴乔夫的新作《改革与新思维》，喜不自胜。陈教授所举的事例是建筑，但是讲我们对苏联事物的种种态度，却有普遍性。郑先生偏重历史角度讨论苏联的改革，其展开的场面更大，使人读后不禁深叹：改革确是大势所趋！谁再要以僵化之头脑，用种种办法阻拦改革，直是历史的罪人。据说书市上至今仍有人一听说某书是苏联的原著即掉头不顾而去。其实，世界在变化，苏联在变化，中国的读者也绝不能闭目塞听。听说苏联新版小说《阿尔巴托街的孩子》极为畅销，《改革与新思维》销路也不弱，可见现在读者的兴趣也开始转变了。这是好的。

劳妮

请注意语法

作为同行，不免以挑剔的眼光来读你刊。第一期《新书录》开头一句，就写得有点不通。没有主语(“自……”是介词结构，不能当主语的)；“产生……著作”不通；“投下的影响”累赘，也欠通。本段结尾一句：“使人有稠人广众之间忽逢旧友之感，令人大喜过望”，有这种写法吗？看来，语法是你们必须细心讲求的。

另外，校对也欠精到，如第147页“徐复观”误为“徐长观”，第152页“菊花与刀”误为“菊花占刀”。

卢敦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