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才子，两条路

连若雪

(一)两大才子

郭沫若比陈布雷小两岁，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浙江人。1921年前后，两人都客居上海。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及《三叶集》以其思想新颖颇引人注目。与朋友一起创办的“创造社”，提倡新文学，影响了一代文风。其间，陈布雷在上海《天铎报》当记者，所写的政论文章名噪一时。后又任《商报》主编，使这家原先只是上海商界喉舌的一般报纸，发展成以关心时事政治闻名的报纸而在学生和知识界中声誉日隆。陈是国民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曾亲自撰写悼念孙中山的文章。此时的郭沫若与陈布雷虽不相识，但互慕文名。20多年之后，陈在给郭的一封信中曾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同样，郭沫若在给陈布雷的一首和诗中亦云:“湖海当年豪气壮，如椽大笔走蛇龙。”

(二)出路各异

1926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常去黄埔会友或演讲。蒋看中了郭的才华，任郭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行营秘书长，后晋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郭一直随北伐军挺进各地。1927年3月，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说时因下边的人听不清楚，让郭沫若用传话筒替蒋向会场上的20万群众传话。蒋多次对他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北伐中，郭沫若投笔从戎、出生入死，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学会了识别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在政治斗争中成熟了。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震惊中外的檄文。“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蒋介石以“趋附共产、甘心叛变”的罪名下令通缉郭沫若。同时，又在迫不及待地物色另一名“文字”人员了。

此时担任《商报》主编的陈布雷，以笔名“畏垒”发表社论和杂文，不断撰写支持北伐战争的文章，笔锋犀利，很有影响力。在张静江的推荐下，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第一篇文章《告黄埔同学书》。蒋看后颇为满意，当即劝陈加入国民党，就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为蒋起草各类文章，成了蒋最忠实的御用文人。在国民党政府纷杂的官员中，陈布雷是一个理想色彩浓厚而又守着传统美德不放的旧式知识分子。他对蒋介石忠诚至“愚”，正是他命运的悲剧所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看到国民政府的腐败，但他不想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处境，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作为接替郭沫若为蒋工作的第二个文人，对于郭的毅然离去很理解，他说:“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

(三)不同的人生之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东渡日本。陈布雷从未忘记身在异国他乡的郭沫若，他时不时地在蒋介石面前提起郭沫若。抗战爆发前，陈布雷捧了一大叠郭沫若在日本流亡以来所撰写的研究甲骨文和中国古代社会的书给蒋介石看。当蒋表示郭沫若是个“能人”时，陈布雷马上说，抗战宣传似可借重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抗战开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对共产党和革命进步人士的通缉，郭沫若返回阔别10年的祖国。这期间，郭沫若发表的一首诗《归国抒怀》传诵甚广:“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陈布雷以原韵和诗一首:“刻骨辛酸藕丝断，国门归棹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郭沫若归国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他，劝其留在南京并许以职务。陈、郭二人相见恨晚，邀以共事。郭表示:可以宣传抗日，但不做官。以耳朵不好，“不便参加任何机构工作”为由婉言推辞。1938年元旦，郭沫若接到国民政府自武汉打来的电话，要他速往，有要事相商。到了武汉后方知国民政府要成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郭沫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管宣传，所以郭沫若还兼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后在周恩来等劝说下赴任了。第三厅的工作正是陈布雷重点抓的工作范围。蒋介石召集郭沫若等人商讨问题时，陈布雷总是在座，礼贤下士与郭沫若兄弟相称。

第三厅厅长是极不好当的差事。因为对蒋太了解，就政治上来说，郭、陈二人相处并不愉快。郭沫若的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和《屈原》的上演，轰动了山城重庆。陈布雷钦佩郭沫若的文采和胆识，但他反对这两部影射现实的戏剧上演，郭的身份和行为使陈布雷陷入了尬尴境地。郭沫若理解陈布雷的苦衷，但又不愿违背自己的信条。为此，常常通过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或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同陈布雷交涉。当国民政府在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时，一些地方对围绕抗战不利，郭沫若请翁泽永向陈布雷提意见。这时，陈布雷总是约郭沫若或他的助手杜国庠等人面谈，尽力而为解决问题。郭沫若曾说:“陈布雷在国民党中不失为一个正直清高的人，我佩服他的文章……”

1941年11月，郭沫若50寿辰，恰好是他从事文艺创作25周年。陈布雷与周恩来等共同联名，作为重庆文化界向郭沫若祝寿的发起人。陈布雷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郭沫若答谢:“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猥蒙发起纪念，并蒙赐手书勖勉，寿以瑶章，感慰之情，铭刻肝肺。”

郭沫若与陈布雷互敬互慕，郭如同他的诗文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一只暴风雨中的海燕，不断地追求着真理与光明，在暴风雨中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洗礼，每一次都使他更新了自己。陈布雷温柔敦厚，始终没有脱离旧时代的羁绊，把一生系于一个他认为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人身上。当理想落空时，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带着无限困惑与痛苦自尽了。

郭沫若与陈布雷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旅，他们在极尖锐的政治对立中曾有过的一段友情和交往实在令人回味无穷。

(吴永涛摘自《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