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住了纳粹头目艾希曼

彼得·马尔金　唐金龙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党卫军头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屠杀了成千上万名犹太人。战后，他曾被美军俘获，后逃脱。1960年春，情报机构证实，艾希曼正隐居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追捕行动开始了。

我是以色列摩萨德秘密组织的特工人员，专门从事反恐怖活动的工作，被任命为追捕艾希曼的特别行动组成员。在特拉维夫，我和另外三个组员见了面。乌济是我的老伙伴，迈尔是天才的机械匠，阿哈伦负责后勤和计划。

在办公室里，我们看了有关艾希曼的幻灯片。这些照片很难觅到。除了职务上的需要，艾希曼绝少摄影。凡属他个人的照片，底版一律销毁。即使是集体照，他也尽可能站在最后一排，躲在身材高大者身后，使人难以辨认。有一张幻灯片我非常感兴趣，照片中的人有些秃顶，面颊凹陷，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戴着眼镜。该照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此人自称里卡多·克莱门特。他就是我们此次行动的目标。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研究艾希曼的档案，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这是要前往一个友好国家去绑架一个人，并将其偷运出境。在道义上虽是纯洁的，在法律上却是非法的。行动一旦失败，不仅在国际上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认为，艾希曼是我们给放跑的。

在此之前，我的同事侦察到，克莱门特不仅外形酷似艾希曼，而且家人也与艾希曼的家人相符。他们还看到克莱门特全家在艾希曼结婚25周年纪念日举行庆祝活动。但是他们在调查时，也露出了许多马脚，比如在目标住所附近翻车，过分走近目标拍照，以及在市中心的大照相馆冲洗底片等。要知道，在这个城市内，有许多纳粹的同情者。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便涌出一阵不安。

行动组挑选了最能干的人员，组长是以色列国家保密局头头伊塞尔·哈雷尔。我们将目标化名为“阿蒂拉”。伊塞尔计划用最少人员，在晚间僻静地区抓住“阿蒂拉”，驾车送往伪装的屋内，再设法运到以色列。用船运送要两个月，沿途停靠外国港口，可能有麻烦。如果乘飞机，以色列和阿根廷间又无直接航线。但是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

行前，我去向母亲告别。多年来，我一直避免看挂在墙上的家庭照片。现在我却向母亲要姐姐弗鲁玛和她的两个孩子的照片。他们都死于纳粹的大屠杀。母亲知道我什么也不能说，也就不问我的去向，只是默默地将照片和姐姐的家信交给我。晚上，我读着信，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1933年我仅4岁半，父母亲带我和两个哥哥从波兰乘飞机逃往巴勒斯坦。弗鲁玛当时23岁，有丈夫和孩子，因为在巴勒斯坦定居难以获得批准，就留在了波兰，想等些时间再与我们团聚。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犹太人几乎全被赶到了集中营，姐姐全家就是在那里被杀害的。大战结束后，我们才接到噩耗，全家笼罩在悲愤的气氛中。一天晚上，母亲伏在厨房桌子上，头埋在手中哭泣，我尽量遏止自己不哭，对母亲说，我决不会让杀害弗鲁玛和孩子们的刽子手逃过应得的惩罚。

看着姐姐的信和照片，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油然产生:不论面对何种困难，我一定要抓住艾希曼。

1960年5月3日，乌济、迈尔和我同往阿根廷。我带着德国护照，他俩装成英国商人。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天气很冷，下着小雨。街上的汽车大多陈旧不堪，我们尽力租借最好的汽车，然后就靠迈尔巧妙的技术进行改造。先期到达的伊塞尔要我们立即去察看行动区域。乌济和我驱车驶往圣费尔南多郊外克莱门特的住所。我们熟记行动区域的地图。克莱门特的屋子在加里波第街，我们在地图上标以黑“X”。他每天早晚从家到公路的车站的往返距离为150码，标以蓝色虚线。公共汽车行驶路线画成绿线。图中有几个观察点，主要在铁路的路堤上，从那里可以俯瞰他的房屋。

我们终于抵达一条与加里波第街平行的小巷。我们走出汽车，在雨水和烂泥中走到一座小山脚下，爬上山顶的铁路路堤。前方就是克莱门特的住所，透过望远镜，我看到，房屋只有一个前窗，两边挂着白色窗帘。没有电灯，只有一盏阴暗的煤油灯。难道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冲锋队大队长，曾经在一座官邸内主宰数百万人生死命运的人，真的龟缩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吗?

晚间7点35分，一辆公共汽车在公路上停靠。有两个人下车，一名是妇女，另一名是戴帽子的男人，穿着军用雨衣。男的转弯走到加里波第街。黑暗中看不清面貌特征，只见他戴阔边眼镜。但走路的姿势正是他——昂首、坚定、步伐整齐。

是他，艾希曼!

我认真地侦察了一个星期，在克莱门特屋前街道上行走，搭乘他上下班乘坐的破烂公共汽车。

那晚，天还在下雨我独自去圣费尔南多，6时许到达，天色已黑。这一次屋子很亮。克莱门特的小男孩在玩耍，跳跳蹦蹦，十分快活。溺爱的母亲看着他的滑稽动作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小男孩停止玩耍，靠着窗槛向雨中凝视。那是个特别漂亮的男孩，他使我想起姊姊弗鲁玛被害的儿子。

7时30分，克莱门特从公共汽车下来，穿着与那天晚上一样，步伐也同样坚定整齐，双手放在两侧。这点极为重要。即使他随身有武器，也不能立即使用。他的习惯一成不变，这对我们有利。在关键时刻，他的任何突然的自发性行为，都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他走进屋门，脱下帽子、外衣，走向男孩，把他举起来旋转，父子都大笑。

我们租用的别墅四周有8英尺高的围墙。围墙内有院子，迈尔在院子里修理汽车。准备执行任务的汽车，一辆是克莱斯勒，一辆是梅塞德斯。

5月10日，动手的前一天，我们最后讨论了行动方案。我们设想的种种方案都因各种原因被一一否决了。最后，我提出:一辆车停在加里波第街上，装作抛锚；迈尔站在街边把发动机罩掀起，似乎在修理，汉斯和乌济躲在车内；待“阿蒂拉”回家途中从汽车旁经过时，我将面朝“阿蒂拉”走去，似乎与汽车无关。我与“阿蒂拉”交手，把他制服，由迈尔帮我把他押进车内。另一辆车将从公路转弯驶到加里波第街，在前面开路，万一遇见障碍时可以掩护我们。

“如果‘阿蒂拉看见汽车感到惊慌或奔跑怎么办?”伊塞尔仔细研究后询问。

我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是一个傲慢的德国军官，一个按惯例行事的动物。如果‘阿蒂拉看见汽车而起疑心，我们可以继续修车，把发动机罩放下，驾车离去。他会觉得自己太多疑，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伊塞尔站起来，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吧!彼得，由你来负责!”

我们把时间计算得非常精确，直到5月11日晚上6时45分才出发，免得汽车停留过久引起怀疑。7时15分抵达圣费尔南多。梅塞德斯汽车停在加里波第街，距克莱门特家约20码。在前面公路转角处，停着克莱斯勒车，车灯熄灭。

街道十分寂静。空中电闪雷鸣，但不下雨。我离开汽车，向后走40步，估计与他相遇的地方。我在寒风中等待。终于，我看见了那辆破烂的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驶近了。就在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看见我们在修车，一边用西班牙语向我们大声问好，一边向我们踏来。他好心要帮助修车。迈尔向他微笑，摇摇头，把发动机罩放下，拍拍车头，表示已经修好。那青年向我们挥挥手，继续向前踏去。迈尔马上又把发动机罩掀起。

公共汽车停靠车站。当它启动开走时，车头灯光照亮了“阿蒂拉”的身影。当他从公路转弯到加里波第街时，我从容地向他走去。伸张正义的时刻到了。

他缩在大衣内，衣领向上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寒风中稳步向我走来。相距50英尺。我听见他的步伐像钟摆声一样有规律。他看见汽车会停止前进吗?不，他并未犹豫。我们之间相距25英尺，15英尺。

“先生，请等一下。”我用西班牙语向他说。

他停下来，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后退了一步。我猛扑上去。我们两人一起摔倒在路旁沟内，在两英寸深的烂泥内扭打翻滚。我全力抱住他，一手卡住的他脖子，他拼命挣扎。我挥拳向他头部猛击，他发出一声尖叫，这是一头被困的猛兽的尖叫。我用力卡紧他的脖子，制止他呼叫，并把他拖向汽车。迈尔赶来，抬起他的双脚，我抓紧他的肩和头，把他塞进汽车。我钻进汽车，紧紧抓住他，手压在他的嘴上，以免他呼喊。迈尔赶往前座，汉斯发动汽车。我们塞住他的嘴，蒙上他的双眼，然后把一条毯子蒙在他身上，他不得不一动不动躺在车内地板上。

20分钟后到达别墅。乌济和我把“阿蒂拉”带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他站在中间，穿着大衣，双目被蒙。他站得很挺，只是两个手掌抽搐般地时张时合。

汉斯作为审讯员，早已背熟了他的特征——高度、体重、头围、鞋子尺寸、疤痕、假牙以及左臂下为标明血型所刺的花纹。

“你叫什么名字?”汉斯厉声问。

“里卡多·克莱门特。”他的嗓音软弱而刺耳。

问了四次，四次都是同样的回答。

汉斯命令脱去他的外衣和衬衣。我突然发现他没有戴眼镜!天哪!我竟丢失了他的眼镜。但当时我没有声张。

囚徒站在我们面前，双手还在抽搐。按照汉斯命令，我举起他的左臂。在本来应该是标明血型刺花纹的地方，却是一个小疤，那里曾经剜去了一些皮肉。他的胸部还有一个疤痕，位置与档案所载的相符。除牙齿外，每一项都符合。他戴上了假牙。

“什么名字?”汉斯又问。

“奥托·亨宁格。”这次他改了口。这是他战后曾用的化名。

“你的党卫军代号，”汉斯大声说，“是45526。”

他停顿了一会。“不，”他说，“我是45326。”

“好1”汉斯最后一次问:“现在，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阿道夫·艾希曼。”

翌日清晨，我值班，坐在艾希曼床边的凳上。他被蒙上眼，脸部表情一直在变化:恐惧、对抗、忿怒，然后是屈从。我自己也被强烈的情感所包围，激动、宽慰、蔑视、诧异:一个所谓的文明人，当时怎会干出那么残暴的兽行?

在关押艾希曼的日子里，我们时刻都在紧张之中。艾希曼的失踪，其家人很可能报告了当地政府，也可能取得前纳粹分子的帮助。这件事会使阿根廷政府十分尴尬:外国特工竟会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把他们庇护的纳粹逃犯抓走。而且，艾希曼的眼镜不知掉在了什么地方。事后我虽立即去找，但一无所获。在没有离境之前，我们的心全都悬在嗓子眼。乌济布置人员在大门口日夜放哨。由于某种预感，他在深夜多次叫醒我，要我帮助巡视警戒。

5月19日，以色列代表团乘飞机前来阿根廷庆祝阿根廷独立150周年。伊塞尔专门安排了机组人员。机场周围也布置了特工人员。我们把艾希曼打扮得更加苍老，将头发染成灰白，再给他穿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最后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喝醉酒的机组人员。汽车到机场时，阿根廷警卫看到汽车后座载着寻欢作乐的醉鬼，就笑嘻嘻地挥手让汽车通过，没有检查证件。就这样，艾希曼随着以色列代表团的飞机，被押回特拉维夫。

完成任务之后，我们陆续回国。此时，全世界几乎都在报道以色列特工成功地将纳粹头子从阿根廷生擒回国的消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街上旗帜飘扬，人人扬眉吐气，充满了国家的自豪感。

我在回国后的第一个安息日见到了母亲和哥哥。母亲问我:“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参加了这一行动?”我在一刹那间激动万分，想说出真相，但我决不能违反国家安全法则。结果我把话题扯开了。

1961年12月11日，法庭裁决艾希曼犯有下列罪行:危害全人类及犹太人罪、战争罪、参与犯罪组织罪。艾希曼于1962年5月31日被处以绞刑。

我在1962年结婚。随着岁月的流逝，抓获艾希曼的事在我思想上渐渐淡化了。按照国家安全守则，我一直守口如瓶。即使我的子女也从未听我提起这件事。

1973年春，我在希腊雅典出差，半夜里接到阿哈伦的电话:“你妈妈病了，臀部骨折，住在医院里。”当时我是母亲唯一的亲人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母亲所在的医院。母亲脸色苍白，呼吸困难，生命垂危。我跪在母亲床前，轻轻握住她的手，声音有些颤抖:“妈妈!我是彼得。”

护士对我说:“她已经不会说话了。”

我仿佛没有听见护士的话，竭力在妈妈耳边喊:“妈妈，我许诺过的事已经做到了。我抓住了艾希曼。”这是十五年来我第一次违反了摩萨德组织的保密禁令，可是，妈妈仍然紧闭着双眼，没有丝毫反应。

我急了，像失去了理智一样，一再重复着那句话。邻床的老太太劝慰我:“年轻人，别费劲了，她早就听不见了。”

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的心都要碎了。突然，妈妈的手握紧了我的手。我急忙大叫:“妈妈，弗鲁玛的仇已经报了。抓住艾希曼的就是她弟弟。”

这时，她缓缓睁开眼，费劲地发出了细弱的声音:“是的，我想我早知道了。”

(金玉缩写原载《世界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