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滋病威胁我家时

1992-01-01 08:20萨莉·阿姆斯特朗黄惠晖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92年6期
关键词:埃米染上珍妮

〔美〕萨莉·阿姆斯特朗 黄惠晖

近日,一个邻居死了。他的孩子正是与我孩子朝夕相处的伙伴。可是直到他去世以后,我们才得知他得的是爱滋病。

我曾从电视里看到或从书里读过有关爱滋病的报道,但很少为我的孩子担忧过。我作梦也不会想到,顷刻间这种事情会面对面冲着我来。

我得知鲍伯情况不妙的消息,还是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下午。那天,鲍伯的妻子珍妮来访,说她要带鲍伯去找大夫,要求放学后把6岁的埃米留在我这儿。当然,我同意了。我知道鲍伯已有一段时间感觉欠佳。整个秋季,他一直遭受珍妮称之为“胃病毒”的折磨。

埃米和其他几个邻里孩子常由我照看,这已成为习惯。不过,埃米很特别,经常来。自从两年前她家从对面街搬来后,她就一直是我五岁孩子的最好朋友。

一个钟头后,埃米和我的三个女儿——克里斯廷、詹妮弗和林德赛都坐到电视机前看卡通片。

后来,珍妮来接埃米回去。她一声不吭,神情沮丧。看得出她哭过。

“怎么啦?医生怎么说的?”我惊奇地问。

迟疑了一阵,她说:“医生把鲍伯送到医院去检查,他得了一种少见的白血病。”她努力地克制着,强忍着泪水。

以后三个月里,鲍伯反复地住院出院。埃米成了我们的常客,还常在我家过夜。可怜这可爱的黑眼睛姑娘,一看到她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有一天,她走进我们的客厅说:“如果这儿有人生病了,我就得离得远远的。妈妈说,如果学校里有人生病了,我也要远远地离开他们。要是我自己得病了,我就不能和爸爸在一起了。你知道我是不能染上任何病的。”当时我并不在意她的话。

5月中旬,鲍伯死了。

葬礼后的当天晚上,一则当地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广播员报道了鲍伯的死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宣布鲍伯死于爱滋病。鲍伯的尸体被送往达拉斯防腐处理,大家都好奇地关注着这件事。

慢慢的我的四肢麻木了。“啊,马克,他在讲鲍伯呢!”我对丈夫说。“我知道。”丈夫叹了口气,脸色苍白,眼神中露出惊骇,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儿去了:珍妮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呢?她自己可能也染上爱滋病!还有埃米,她就和父亲住在一起,我满腔怒火难以控制。几个月来,珍妮竟对我们如此守口如瓶。

我浮想联翩,难以忘却去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鲍伯带上我的孩子和他自己的孩子去看电影,孩子们自始至终和他在一起。

带她们回家后,他对我说:“她们都很乖。电影快结束时,克里斯廷有点沉不住气,我就抱她坐在我膝盖上。”

想到这儿,我不禁泪眼汪汪。以前有家长们抗议不能让患爱滋病的孩子入学。然而只是到现在,我才理解他们的忧虑。

那天晚上,马克和我迟迟不能入睡,反复思忖着这件事,两人都试图相互安慰。最后马克决定次日去拜访我们的家庭儿科医生。

“无须惊慌。”医生告诉他,“你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证明你的女儿染上了该病。”

然而,当天晚上珍妮前来敲门,说要和我谈谈。

最初,珍妮只是寻找字眼拉家常,接着她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我觉得你们所有的人都有权利知道,鲍伯死于爱滋病。”说完,她看着我。我知道她在等待着我的反应,说出这些话想必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我知道了。”

珍妮大吃一惊,“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本来还想至少再等几天才说呢。”

“昨天我在电视上听到的。”

“那镇上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她惊恐万状。

我只能点头说是。

“我好像是圣经中的麻风病人,人们怎样看待我们,还有鲍伯?”她极力抑制着眼泪。

我非常难过,不知该伸出手臂搂住她,还是应该问她和埃米是否也传染上了。最后我还是决定问她。

“你和埃米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染上的可能?”

“我现在还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想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可我无法在失去鲍伯的同时又去应付这件事。我想等以后再找个时间。”

我觉得有权了解清楚。因为,我发现就在那当儿,我的三个小女儿正在克里斯廷的房间里和埃米下棋。然而我没再问下去。我真想冲出厨房去看她们的一举一动。我家是不是已经被传染上了这病毒?

“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珍妮语气平淡,眼中无泪,“但我们还要呆在这儿。放假后,再搬到阿肯色州,在我家人附近的地方住。”

我对她产生了同情。今后她将要经受怎样的折磨,但我也能理解其他家长可能产生的担忧,我自己也由于惧怕而麻木了呀。

珍妮似乎领悟我的所虑,“我已请求鲍伯的医生在学校开次座谈会,对家长们讲解爱滋病是怎么回事。但愿有所帮助。”

既然大家都知道鲍伯是怎么死的,我的家一定不再会是邻居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了。果然不出所料,孩子们不再来找我的女儿玩了。以后我便发现,别人实际上也在极力躲避着我们,正如我们想躲避埃米那样。

珍妮来访后,我有好多天没见到她。而埃米却不断前来叩门,每逢我极力抑制着赶她回家的欲望时,便愧疚得两颊绯红。可是,无论这个孩子是在我家或在庭院外出现,都让我放心不下。

鲍伯去世两周后,珍妮提过的座谈会在学校召开了。座谈会由鲍伯的私人医生以及红十字会的代表组成了一个问答小组。会员们耐心地回答了家长们提出的问题。诸如:我的孩子喝自来水会不会染上爱滋病?患爱滋病的老师会传染给其学生吗?和爱滋病患者共用一个游泳池或手巾会被传染吗?食物和日用器皿是否滞留该病毒?靠近患者会被传染吗?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我参加了两个座谈会,并阅读了所有能寻到的有关材料。座谈会上不管提的问题如何尖刻,主持人都予以重视,认真对待。他们解释说:只有当病人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等接触了另一个人的血液时才有可能染上该病。他们还强调:爱滋病是不会通过空气传染的。其实,与其它如感冒和喉疼等病毒传染相比较,爱滋病是不易被传染上的。

了解愈多,恐惧愈少。可是,让孩子们和埃米玩,仍让我心有余悸。自私心驱使我不得不这么想:倘若埃米不在这儿,邻居的孩子就不会躲避我的孩子了。每次我的孩子问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埃米一起玩呢?为什么人人都怕她呢?她还可以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总不免为之一震。

我必须重新考虑自己衡量友谊与同情的标准。以前,我曾学过如何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懂得怎样控制恐惧感。可是现在我却已变得冷漠和麻木不仁。把有怀疑的爱滋病受害者拒于社会之外,直到尝到了自家被别人躲避的滋味后,我才开始理解那些染上爱滋病的人必须忍受的一切,那真是恶梦,不可思议呀。在朋友最需要时候,对他们置之不理不是我的本性。我要我的孩子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呢?回答是容易的。我拿起电话拨到珍妮家,邀请埃米当天晚上和我的孩子们一起野营共度良宵。

接着那个星期,珍妮打来电话说:“我和埃米作过检查了,我们都有爱滋病抗体。今晚看看电视吧,新闻会播放的。”

一个爱滋病患者的妻子没有染上病毒令人难于理解。但我知道应该尊重他人的婚姻和隐私,那不关我的事。

不久邻居聚集又恢复正常。我的房子和院子又成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中心。

从珍妮那儿我学到了很多。珍妮的力量——能在鲍伯临死那些日子里忍受住一切。珍妮的决心——不让孩子因父亲死了而淡忘他。珍妮的意志——决不回避因继续呆下来所要面临的一切问题。这些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尊严。流言蜚语也罢,人们害怕她们不睬她们也罢,她从不责怪别人。如果我处在珍妮的地位,我会怎样呢?

(林秋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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