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残士气,必驱成一邪媚世界

1993-07-15 05:30
读书 1993年7期
关键词:议政魏忠贤参政

胡 成

中国历史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反复探询的问题,就是士与知识分子强烈的参政和议政意识。近代最早接受西方学术规范,试图专致于学问的知识分子,常常为难以摆脱这一传统而懊恼。这里自然有诸多的不得已,然而,这种不得已究竟是什么,给他们自身,对历史的演进带来什么样的正负面的影响?重读谢国桢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对此不免有一番思考。

中国的士与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参政和议政的热情与勇气,这固然可以从其传承的“笃信好学、死守善道”的文化传统中得到解释,但他们作为一致力于文化的继承、创造、阐释和传播的专业共同体,其精英的普遍参与政治,并非在每一时代、每一时期都会发生。“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只是在现实政治最为腐恶的时期,“一般秉公正的人,都要去弹劾政府,而一般读书的人,也要借机会来谈论国是了。”(第2页)于是就有了士与知识分子的普遍参与。

晚明一代,就一直挣扎在皇帝昏庸无能、内阁大学士谄上骄下,官僚勾心斗角,勋戚醉生梦死这种王朝末日病中。万历二十二年(一六○四),因直言被贬谪乡里的顾宪成,与士人高攀龙等在宋代杨龟山讲学的东林书院聚集讲学。堂中赫然书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展示其治学宗旨。在讲习之余,他们“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乐至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卷五八)

针对明末的苛政,东林人士集中批评了皇亲贵族宦官集团兼并土地、征派租银和横霸乡里,他们愤怒地指责皇室官绅“凭借宠昵,索讨无厌”,肆无忌惮地利用政治权势攫夺土地,以致于,“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忌已极”。如魏大中,“入工科,博击无所避,权贵敛手”,高攀龙疏劾郑皇亲、周嘉漠劾勋臣占田;余懋衡痛劾宦官占田。此外,他们还强烈地要求废止政府的横征暴敛,清除贪污腐化,甚至包括神宗朱翊钧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监税使的敲骨吸髓之举。他们指出,矿税监所到之处,“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而吓之曰:‘彼漏税!则橐立倾矣。”(冯琦:《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亟图拯救以收拾人心以答天戒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例如,东林人士曹时聘疏劾税监的强夺豪取,并对苏州民众的反抗斗争明确地予以同情;苏州织工领袖病逝后,文展孟为他书写碑文;顾宪成对税监擅杀商民十分愤怒,千方百计地为其呼冤除害;东林首要李三才词锋更是凌厉,他直指皇帝本人,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东林传列·李三才传》)

腐恶政治的腐恶之处,又在于使东林人士代表民意,旗帜鲜明的抗争,与之处在一个冰炭不能相容的尖锐对立之中。时任首辅的王锡爵就曾愤愤责问顾宪成,说近来有一怪事,即“内阁所是,外论必以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顾亦反唇相稽,说他近来也闻一怪事,即“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参阅《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卷五十八)但这却孕含着历史的险局,因为腐恶政治的化解之道,注定要直接导致“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第1页)

这最为不幸之事所以与腐恶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因为政治的腐恶引发了士的普遍的参政和议政,却又从外显、内隐两个方面,有意识,或无意识,竭力扼杀、扭曲了这些活动。

就外显而言,是这一腐恶政治对任何异议,那怕这些异议原本只是补天改良,都予以残酷压制,士的参政和议政简直就是舍身成仁。天启三年(一六三三年),宦官魏忠贤兼管东厂,权势日益显赫。天启四年,东林党人的首辅叶向高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遭罢黜。阉党顾秉谦控制了整个内阁,政治更加黑暗。也就在这一年,杨琏上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熹宗反下旨痛责。朝中魏大中等七十多个官员冒死上疏,杨琏等遂被罢黜。天启五年魏忠贤兴大狱,东林党人遭受到大肆的罢黜和逮捕,甚至竟“出现了士大夫不经法律手续,由太监随便杀戮的怪事”。(第54页)但这却并没有摧毁东林诸君的“高尚的人格,不怕恶势力的精神”。(第54页)与天地同在,和日月共存的是杨琏、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遭受酷刑而宁死不屈;还有周顺昌被缇骑逮捕北上时苏州士人的冒死营救;家住在南北来往必经之路的张果中为被难诸君提供聚会的场所;为了赎救被捕义士,士人百姓的广泛捐助——捐助百金的定兴县官王永吉就说,金不用于此处,便为天地间无益之物;“王拱极是一个清贫的秀才,他把他妻子的首饰当了十金,也助了捐”。(第57页)

就内隐而言,是腐恶政治在士参政和议政活动中敲上的自己特有印记,表现为东林党人对不同意见的排斥,相互间的倾轧,居然与他们所要坚决反对的腐恶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史载,“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明史·崔景荣、黄克缵等传》卷二五六)所以,谢先生写道,“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斥为异党。东林刚得势,礼部尚书孙就兴起了追论红丸三案。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又持之过甚,把对立面一网打尽。自己又以省的界限分成了许多的小团体,以致于魏忠贤这样一个无赖攫取了权力,而与东林不合的人也都依附到魏忠贤的门下,魏忠贤的统治即是钳天下之口,大肆杀戮持不同政见者,凡为受害的党人如杨琏、左光斗、熊廷弼说两句公平的话,就立刻把他们处死。(第53页)当然,魏忠贤的能量毕竟有限,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些趋炎附势,使腐恶政治得以维持的无耻士大夫。

值得注意的还有,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求治的目的在于“济物利人”,他确也注意到当时的意气之争。在与友人书中写有,“今日议论纷纭,诚若冰炭,乃不肖从旁静观,大都起于识见之歧,而成于意气之激耳。”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偏激,在他看来,只有“在局内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而后可以尽己之性;在局外者,设身局内,以公心居之,而后可以尽人之性。何言乎虚也?……是曰是,非曰非,不为模棱也;是而知其是,非而知其非,不为偏执也;如是又何所容其歧与激也!”(第41页)但究其原因,这种意气之争又绝非仅仅是个人道德高下所致,实为腐恶政治之所然。因为政府大权独揽,“用高压的手段,权威都归到内阁,言官等于木偶,来取媚于内阁”(第12页)。还原为具体的历史过程,则是在张居正之后,所出现的内阁首辅,如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皇帝,想尽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衣钵相传,支持了十几年。庸愚的万历皇帝,他只知道儿女之情,那知道国家的大计,尽著内阁和言官在那里暗斗。所以到了沈一贯当国的时候,党势已成。”(第14页)

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急趋腐恶时,士的参政和议政与八股科举制度的联系更为紧密,由此很容易就成为原本是为利益分割不均,或者是希图在腐恶政治吃人筵席中分一杯羹的利禄之徒步入仕途,捞取政治资本最为便捷的路径。时人指出,这是从“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的残酷锐变,犹如万历末年的复社,当时“在朝的要人,都来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士子,只要进入复社,就有得中的希望,……因此复社本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后来反变成势利的场所”。(第135—136页)这样一来,旨在铲除腐恶政治,维护正义的参政与议政运动,就不可避免地为一些小事闹得天翻地覆。在崇祯至永历年间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东林持论之高,于筹边制寇,率无实着”,即指他们于危及社稷的内乱和外祸束手无策,“当辽阳陷没,汹汹惶惶,举朝失措,……每朝会,束手相叹而已”。(《碧血录》)在这个意义上,《明季北略》“国运盛衰条”就评论得相当公允,作者痛斥了在明朝处于土崩瓦解之时,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尤其可恨的是,流寇之患愈迫,朋党之攻愈苛,在这种情况下,论争的双方尽管“虽持论各有短长,大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则未必真君子也”。

的确,黄宗羲也曾说过,“东林多败类”,在腐恶政治下参政和议政的士人们当然有很多可供指责之处,然其症结则在于专制统治本身。欧阳修的《朋党论》中告诫抚有天下的君主说,朋党自古有之,然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治乱与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难道晚明统治者们就对“人臣之罪,莫大于专权;国家之祸,莫烈于朋党”这一统治之至要无所知,无所感吗?

晚明几代帝王,最为聪明干练、勤奋努力的恐怕非崇祯帝朱由检莫属。面临内忧外患,他极为清楚地意识到党争的危害,即位之后即以敏捷的手段清除了魏忠贤的势力。这本可以使危及明之存亡的党争告一段落,但是由于“没有兼容并包的态度,有察人之明,而没有用人的手段。他只养成了一种刚愎自用,猜忌无常的性格;他天天怕大臣植党,而党反在他的猜忌下养成。一般骨鲠之老臣,自然是多得罪而去;一般无耻的下流,即可以趁著毅宗猜忌的脾气,养成谨愿自守,庸懦无能的样子,来取媚于崇祯,而背著人的时候,却贿赂公行,无所不为,因此时局大坏,一败而不可收拾。”(第61页)这一点黄宗羲在《汰存录记辨》中说得则更为凄苦和痛切,同时也更发人深省,他说,“毅宗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甘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者。”

晚明政局正如后人所看到的,以小人制君子,最终造成的则是君子尽去,小人独存的又一腐恶社会,于是崇祯皇帝更相信以特务统治和秘密警察来维持其行政的可靠性。在他当政时期,有数百名政治犯锒铛入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先后入阁为相的五十位大臣,其中有四人被处死。然令人可悲可叹的是,任职期限最长的竟为阿谈奉承,因循苛且的温体仁。他的生存之术《明史·温体仁传》有详细的记载,“体仁荷帝殊宠,益枝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已承其后;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初未尝有迹”。温体仁得势后,首先排斥东林党人。对于崇祯问兵事,“他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年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在低其窥帝意旨者,体仁言:‘臣票拟多未中,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帝以为朴忠,愈亲信之。”自然,崇祯帝的昏愦也就绝无仅有,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抵达北京郊外的昌平时,他竞懵然无知。这位一向以为自己“联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4页)的末代之君,在李自成农民军四月二十五日进入北京时,见无一人上朝,也许才稍有所清醒。他愤然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于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可在我们看来,正是专制统治长期以来对士大夫的镇压,使政治的黑暗到了极点,所谓“士气摧残,已躯成邪媚世界矣!”(《碧血录》)

明末士人们的参政和议政,没有能改善政治,而腐恶政治又使“君子尽去,小人独存”,形势更为险恶。但我们不能仅从功利的角度予以苛责。士的参政和议政原本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必然命运,更多的是体现了顶天立地,大写之人,为了正义而拚死抗争的人类精神,其虽败犹荣。在历史学家的眼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说“明代的政治,败坏于万历、天启两朝之手,群小当政,暗无天日,幸亏有杨、左诸君子的光芒,才可为士大夫的气节上增上一点光彩”。(第55页)

一九九三年三月南京小营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版,1.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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