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理性

吴声雷

文学的看重启蒙的成分正在迅速消褪，世俗化与民间化倾向不可避免地到来。当现实的“媚俗”时代到来之际(此“媚俗”一词取自米兰。昆德拉，但已抛却其社会学与政治意义，而仅取其美学意义)，文学也正悄悄地从历史深层挖开“媚俗”的沟渠。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乎“媚俗”本身，而在乎如何处理“媚俗”与“崇高”的关系。这里的“媚俗”不含贬意。从二十世纪艺术领域看，“媚俗”与“崇高”同居一体又互相争斗是具有世界性趋势的争斗。这样的时代也许是又一个轮回的开始，文人的参与世俗，势必能提高世俗的品格，且自身又获取粗野，从中吸收生命的养料。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一个“史”的发展规律，即艺术形式都从民间起源，经由文人参与走入贵族化，最后由于过分贵族而失去生命力，轮回重新开始。这样的时代要求作家们掌握好“崇高”与“媚俗”的尺度，不仅仅是接受市场规律，艺术趣味与美学的要求也不可忽视。比如，《白鹿原》与《最后一个匈奴》等市场上看好的作品，即吸收了魔幻与传奇等民间色彩强烈的部分。《白鹿原》中关于白鹿的神异的传说，风水宝地，圣人白鹿书院院主朱先生的种种神化故事，神魔风习与欣赏趣味，其间的可读性、传统性极强。《最后一个匈奴》中几个主人公传奇般的一生也增强了可读性，而由传奇造成的某种迷离飘逸，其实是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者的着力于将这种传奇，与地域的、历史的真实氛围相契相合，将趣味性、文学性与历史认识充分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媚俗”的手段是可取的。可惜的是，两书的下部，这种成分逐渐隐退，以至消失，不仅造成趣味性的减弱，同时也显示了不能整体地把握历史的弱点。魔幻与传奇是非历史的，但却是文学的更真实的历史。它能以情念化的虚构去讲述更为完整与深刻的认识，使文学的真实获得了有别于其他一切真实的品格。中国作家的一大特点是专能讲史，但形象的把握能力并不强。历史的追溯与神奇一进入现代便统统湮没于故事和事件当中，历史的厚重感仅仅想凭大量事件的堆积来表达，效果可能会恰恰相反。

当代文学一方面由“崇高”倒向“媚俗”，一方面是理性力量的退化。当代文坛的“新写实”是追求“原装”生活的，不动声色的表现的，只“显现”着的。然而理性的精神并未泯灭，只是转化了表现的形式，如同中国哲学的或宗教的禅，成佛不再需要上山入寺，于日用生活、劈柴担水之中尽可领会佛意。从主流文化(士文化)，迈向百姓日用，从对这市民日用的描绘中，不动声色地表现理性，这是更为中国化的文化选择。这里所要关心的只是不要“媚俗”得太过，理性虽隐而在，可做为背景，而不要成为僵死的道具。《最后一个匈奴》就是理性意识极强的作品，这种书在当代人群中仍能畅销，足见即便到了所谓市民社会，人们的理性精神仍然未能泯灭。作者能以新的理性来重新审视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这场革命，并追溯其种族的环境与文化的神秘历史发源，传奇的故事因有理性的支撑而飞腾，又不失其“矩”，传奇不失为现实。这是显性的文学理性意识。

《白鹿原》的理性意识比较隐晦，暗藏于叙述之中，作者以场景、故事、人物的传统方式，外加魔幻来构造全书，以中国传统家族的兴衰为其表现的中心。对儒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态度隐含在叙述的人物与家族的命运中。这可说是隐性的文学理性意识。

对于历史与理性的态度，是两部书的相异处，但理性的未泯，深沉的思索的强化，无论显隐都表览无余。这是当代长篇小说理性精神的展露。

像《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这样的作品出现在今天，无论对于文化，对于商品大潮下的文学，对于读者层的了解和作家的自我再认识，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白鹿原》，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版，12.95元；《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著，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版，15.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