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氛围

台湾张晓风

别人说他好时，你会第一个撇嘴说:“他才不好呢!”但别人说他坏时，你又第一个血气翻涌地为他辩护。

其实，我是不喜欢他那型的人。

我喜欢高而瘦的男低音。

他却偏是男高音。十八年前虽然勉强可算高瘦，不过渐渐地，连“瘦”也变为胖了，而由于胖，那“高”也不显高了。

我喜欢黑而深的眼睛。

他没有，倒有一双弩张的黑眉。

我喜欢温文尔雅。

他却急星火躁。

这么说，当然不公平，而且似乎假定自己在十七岁时就已经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真喜欢什么了。其实很可能我也喜欢男高音，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罢了。很可能我也喜欢敦实的男人，瘦男人的肩膀岂不太单薄了。急性情也许不好，一个急性情的人温柔起来岂不更为可贵?

从大一认识，我们交往了七年，由于同校，只要在宿舍关门前赶回去，整天都可以在一起，自觉彼此已认识得十分深刻了，及至结婚，仍然不免大吃一惊。曾有一天，我看到他竟把袜子放在餐桌上，不禁“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他立刻辩护说那只是未穿的干净袜子，我不敢去求证，只得不了了之。令我最切齿扼腕的是他在学生时代曾连任过几届小官——室长，他的寝室一直是男生宿舍的整洁冠军，而敝校的男生宿舍又是全岛大专院校男生宿舍的整洁冠军，如今却是这种道行，我只好自嗟自叹，原来男生整洁冠军是不可尽言的。如今这位当年的整洁冠军其书桌之恐怖不提也罢，总之，他的书桌享有“治外法权”，不在我的辖区之内就是了——不过，别看那书桌脏乱，他倒有不少构想、不少文章、不少计划就是在那张桌子上弄出来的。大概英雄既不怕出身低，文章也不怕出身脏乱之处吧?

他当然还有许多和我相同的好处(和我相同的我一概视为好处)，例如用钱，我们都不耐烦算帐，十二年来谁要用钱谁到信封里去拿，看看钱少了，就收敛点。要买大部头的书(即四位数字以上的)，得动念三次以后再考虑，因为家中早已酿成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孩子除了供食宿、供衣鞋、供玩具、文具等，则一概不给零用钱。但如果背诗一首，可得一元(唐诗、宋诗、宋词、元曲，及至现代诗都算数)。最近因为可怜他们年幼无知，不懂得涨价，也不晓得调整工资，乃自动提高一倍工资，成为一首绝句二元的局面。历代诗人们有没有靠着写诗混到一口饭吃我不知道，我们家的小家伙却靠背诗混得不错——总之，全家人似乎个个都很有钱了。

有人认为我们两人都很好客，其实我们哪里称得上好客，只是觉得天下东西本来就是天下人的，只要是被人合理地受用了，就都不是浪费。我们家的客厅中有一条长凳，四把座椅，全是杉木做的，硬邦邦地，朋友来了竟也能一坐几小时，其实说椅子凳子只是指其显性功能——它的隐性功能是木箱子，用以盛放我们历年戏剧演出的服装和资料。

我们的待客之道无他，只是“无为而治”而已。我曾看过这位男主人自顾自地半躺着看书，一面对走进来的客人说:“水在冰箱里，要喝自己拿——要是你去拿，就给我也带一杯。”

但年轻人仍然喜欢来，他被叫为“林哥哥”，我被叫为“张姐姐”，我们的儿子小时候也糊里糊涂跟着别人叫爸爸为“林哥哥”。记得有一晚夜深了，有一位年轻人来找他说:“林哥哥，我今天晚上住你家客厅好吗?”他愣了一下，人家既然这么热络的样子，他是连对方的姓名也不好意思再问一声就答应。问了倒显得生分，那位朋友后来和我们倒很熟了。

他的职业栏上填的是教授，可是恐怕正确点说，他的专业似乎应该是“关心人”，正吃着饭，有人要求他去保释一个素不相识的犯错孩子，他跳起来就去了；正睡着觉，有人叫他去看一个精神失调的病人，他爬起来就去了。上了一天班，有人要请教他一项“很急很急很苦恼的爱情问题”，他也接受了。

这样说，也许有人误会他是好好先生，不然，他坚持起来，那一双飞刀眉和大嗓门也够人受的。他在众人唯唯的大型会议中，常是保留任侠精神的少数傻瓜，好在寒舍太小，缺乏那些令他“雷怒”的大事件，所以，倒未曾引发他的威怒。

对我而言，他就是他，是无法形容的一位，一个丈夫原来竟可以同时是个温煦的父亲而又是个稚气的儿子，是个忠实的朋友，却又是顶嘴斗气的仇人。元曲里称所爱的人为“可憎”，实在传神。一个丈夫的确可爱而又可憎，他又好又坏，又完美又无赖。别人说他好时，你会第一个撇嘴说:“他才不好呢!”但别人说他坏时，你又第一个血气翻涌的为他辩护。

在长长的婚姻生活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有一个雨夜，我们共撑着一把伞，到他的杂志社去找一些资料，来一起筹划一出舞台剧的演出。走到门口时，他撑着伞，我拿钥匙开门，雨串自伞缘流下。忽然，我为这简单的情景感动不已。有雨、有伞、有钥匙，有共同认定的价值……我无端地想哭。

在这二百万人口的大城里，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他，你简直不会注意到他，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正如我一样。但对我而言，当有一天，生命的潮水退尽，当死亡的冷锋自指端寒起，他的手仍是我最愿意握住的，人间最后的余温。

(郭宏摘自《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