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红菱

周湘华

我与红菱不是其他同学所想的那么密切的朋友，我们平时各上各的课，各看各的书，只有外出跳舞时才在一起的。私交说不上有多深，因为我对于跳舞的兴趣远远不及她的缘故，她常直言我过于一本正经，而且名字也显得十分俗气。名子俗气与跳舞有什么关联，我始终闹不明白，不过红菱的思维似诗的节奏一般是跳跃着向前的。我总觉得，我对于她的好感多于她对我的好感，这或许是我懂得她较深的缘故。她行走停留之处，撇下一股廉价的痱子粉味。说话喜欢叉腰，看人时眼风乱窜，学校有舞会时更是每场必到，而且经常自带男伴或女伴。我经常和红菱呆在一起，时间长了有人指责我自掉身价，我却并不觉得惭愧。我是懂得她的一些好处的，她坦率得惊人，不平则鸣，许多女生都议论她豪爽得有些男性化，我则明白许多女人的弱点她都有，虚荣，小心眼儿，而且看着三毛或琼瑶的书很容易地就哭了。红菱尤不会说假，有一阵子我见她终日愁眉不展，问起原因，她道:“男朋友把我甩了。”还有一次，红菱和我外出跳舞，一个中年男子对她纠缠不休，邀她好几次均被她拒绝了，男子欲去拉她时，她愤愤挣脱了手，很大声地说道:“我不喜欢你。”她其实是比众多娟秀雅致的女生可爱。

红菱跳舞上瘾。一个星期至少出去三四次，因学生消费水平有限，她常馒头就咸菜，一天两顿，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便浪费在舞场里。尽管如此，她学习成绩并不差，奖学金到她手中后自然便变成了一张张的舞票。作为一名在校学生，如此频繁地光顾舞厅，我起先也有些不习惯甚至看不上眼，后来我逐渐懂得了她的一些苦衷和隐忧。红菱刚来大学时还不会跳舞，甚至十分瞧不上那些整日泡舞厅而白白耽搁了大好时光的学生，她发奋用功，头脑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计划，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再加上她很善于揣摩教授的心理，成绩总是让其他女孩刮目相看，然而她明白了，无论她取得多么优秀的成绩，她总是要回到那个边疆地区去的，除非她那当工人的父母能弄来一张支边证，而她的父母却不是支边去的内地人。于是她开始感到自己生来就与身旁那些暗自窃笑而又嫉妒自己的女生是不平等的，哪一类的努力都是白费，早知如此，自己当初何必要玩命考到内地这所大学来呢?无论当初费了多大劲出来，无论她在外面是如何出色优秀，她总是要和别人不平等的。她开始生出一种郁郁苍苍的命运之感。为了与比她优生一等的同学保持距离，为了保护自己的感情与自尊，为了淡化掉许多驱遣不去的烦恼，她将自己整个儿藏到舞厅里去，就让人群将自己淹没吧，淹没吧，喧嚣的架子鼓最好永远也不要停下来，就那样劈头劈脑地打下来，直到让她感觉麻木。然而当她晚上一个人回到宿舍，她又似乎被一种什么东西逼迫似的觉得心中空得发慌，她想自己不应该那么糟蹋掉时间，成绩如果总是很拔尖或许还会有一点希望吧?静悄悄的夜晚，其他同学均怡然入梦了，她便搬出一条板凳在走廊昏朦的路灯下孜孜用功。

红菱的舞开始跳得出神入化了。她对舞伴的选择也变得苛刻起来。她对我说，她喜欢跳快三和吉特巴，那种快节奏的舞蹈能使她从肢体的流动里感受到飞扬的喜悦，尤其是天津的吉特巴和天津跳吉特巴的小伙子，那种欢快和热情，动作之激烈，足以使她忘掉诸多的不愉快及刻骨铭心的身世之感，使她这个从边穷地方来的女孩儿能在飞扬的舞步中和这个大城市的人们融合在一起。我见过红菱跳吉特巴，没有一点罗曼斯的规矩，只是尽兴的发挥，本来是两足点来点去的动作不知怎么变异成了两腿绞来绞去，腰、手臂和头仿佛全获得了新生的喜悦，就那样翻过来拗过去，一曲终了，她汗水涔涔地下来，本来还是说笑的，接着又上去跳了一曲慢三，便变得泪水涟涟了。缓慢悠扬的舞曲终使她回味过来，这个世界不是她的，这个城市亦不是她的，再过些时候，她便要卷起铺盖回到那个没有音乐亦很少有人懂得音乐的地方去了。

因为跳舞，因为给她以欢乐以轻松以心灵之安慰的吉特巴，红菱深深迷上了津城的小伙子。那几年，津城的小伙子时兴穿船形鞋、高腰裤，颜色很雅致的西服袖子松松地挽起，露出里面洁白的衬衣袖口。红菱说这种装束不仅潇洒之至，而且给人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因为常去一个固定的地方跳舞，红菱成了那儿的常客，那时的舞客以舞技为本，并不像如今这般特别追究舞伴的长相，因而每当红菱推门进去，总有许多熟人争先恐后与她打招呼，而每每这个时候，红菱就以一口露不出任何破绽的天津话与他们斡旋，他们都将她当成了本地人，她也就模棱两可地顺水推舟地当了天津人，每当她脸上露出虚荣的笑容时，我便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然而她却反过来安慰我:“不要紧，我只是和他们开开玩笑，别看他们跳吉特巴很洒脱，骨子里却很势利，要知道我最终得回到原地去，他们会看不上我的。”道理看得极明白，红菱却仍然抵挡不住那种清清秀秀的小伙子的诱惑。可能由于她性格极豪爽外貌亦极不出众的缘故，男人跟她在一起虽觉得安心，却从不觉得欠她什么，只是将她当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负责，甚至舞票都得由她自己掏口袋，她不愿意了。

揣着大学里的一张张获奖证书，红菱终于回到她的大西北去了，在火车站送别那天，她伤心得很厉害，伏在我的肩胛上不停地抽泣，同学们有的北上去了京城，有的南下去了深圳广州，有的更是春风得意去了海外，我为什么怎样努力也最终得回到原地去?火车临开时，她拎着学校奖给她支边的那个黑皮箱子，上面描金字书有“好儿女志在四方”绝望地问我。尽管外地人说天津这也不行，那也落后，然而我深深懂得红菱是真心喜欢这个城市的，即使有机会去纽约，她也会选择留在天津。她来信告诉我，因为对津城跳吉特巴的小伙子有太深的印象，她始终接受不了西北彪悍壮实的小伙子，故拖至于今终成了个老姑娘，然这是她心甘情愿的。

红菱千里迢迢从大西北赶来了。几年不见，她仍然那样率真，那般豪爽，满脑子仍是那些俊男靓女的浪漫故事，几年的工作经验，社会什么也没有改变她。我陪她去老地方跳吉特巴，一到舞厅门口，她伤感得热泪盈眶。进去后，她告诉我，看门的大爷换了。其实不止是看门的大爷走了，舞厅里全是陌生的面孔，往日那种热热闹闹与熟人寒暄的场面已成了往事，她落寞地坐在舞厅一角，陡然发现船形鞋、高腰裤也早已成为过去，如今津城的小伙子时兴穿旅游鞋，西装不再是那种雅致的深色，而是亮丽得夺目。许多小伙子走过她跟前，很快地瞥了一眼，很快又视而不见地走了过去。终于，有一位男士过来将她领走了。几年前那批跳吉特巴跳得出神入化的小伙子什么时候全消失了?眼前的小男孩们跳吉特巴中规中矩，有的只是繁琐的讲究，全是舞蹈提高班那一套。“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跟谁也配合不起来，跳吉特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舞伴与当年那种飞扬的感觉了。”红菱半途退了场，我回过头去，看见被她甩手晾在场上的小伙子在翻着白眼骂她神经病，而红菱却什么也没听见，或什么也听不见了。3天后，红菱坐火车回到了她的大西北，一个星期后，我接到红菱的来信，她相中了西北的一个小伙子，脸膛红红的极彪悍，也很会干活，她差不多将很多事都忘了，只有当他想逗她高兴扯开嗓门唱起雄浑嘹亮的当地民谣时，她才会隐隐约约地想起天津那激烈酣畅的吉特巴和穿船形鞋，着高腰裤，很随意地将西服袖挽起露出里面洁白衬衣的天津小伙来。

(钟静摘自《散文》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