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群体：失重与平衡

钟志贤

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是每一个年轻人走向成功过程中的焦点问题。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你对此该做出怎样的回答?

“成功”这个字眼，对每个年轻人都是极富魅力的。但是，透过时下一些人的心态，我们发现了什么障碍?

1995年12月17日中午，当“安源”号列车停靠新余站时，一个大款模样的年轻人走进10号车厢。一入座，他便掏出“大哥大”与井冈山的朋友洽谈生意。然后旁若无人地燃起一根烟，猛吸起来。车厢是封闭式无烟车厢，全车厢没一人吸烟。

列车员走过来请他把烟掐灭。这位年轻人置若罔闻，依然故我。喷着浓浓的烟雾，那种一意孤行的神态表现得很充分，像是对周边的人们表示一种极端的轻蔑和示威。列车员再次走过来，不料这个年轻人却强辞夺理:“没办法，我不吸烟就会昏倒。”

周边的乘客愤怒了。在众人一片声讨的神情下，这个年轻人不得不起身去了车厢连接处。

这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例。放眼看去，种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匣，恶魔似地在我们周边蔓延。

姑且不说那么多见死不救之类的令人痛心而又羞愧的旁观者冷漠心态，就是那些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强暴我们心灵的广告，也在喋喋不休地为“个人至上”鼓噪呐喊。打开电视或走进繁华的都市，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见什么帝都、帝王、王朝、皇苑、贵族、霸王、老板……等等，“要做人上人”的宣言和口号，其赤裸的渲染可谓甚嚣尘上。

这令人遗憾地发现，原来不少国民本就潜沉着浓厚的个人至上意识，在这种意识下，人蜕化成一个心灵互闭的孤独者，群体的凝聚力和合作意识面临着被消解、被剿灭的危险。

无疑，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大背景中的年轻人，难免要受到消极的熏染和牵引。这不能不令人忧虑。

自我中心主义文化倾向，将导致年轻人在追求事业的成功过程中，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单打独斗的独行者；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游离群体，闭门造车、或独行侠式地在成功之道上搏杀。结果，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反而像握着一把沙子，捏得越紧，漏失越多。因此，对于每个追求成功的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怎样冲出自我围城，和谐地与他人或群体相交融。

个人意识，对于认识自我和发挥自我的能动作用来说，的确意义非凡。但是，自我中心主义如果向前多跨了一步又会怎样?

这是一个令人可敬而又使人倍感同情的年轻人，单就才学来说，他无疑是出众的。可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不仅晋级晋职从没他的份，而且在单位紧缩编制的时候，还被无情地逐出了群体圈外，成为一个挂编人员。

这位年轻人的确有几分才学，但更有几分孤行和孤傲。他曾说，他看单位的同事，就像是在参观一群低智商的乌合之众，在作种种滑稽可笑的表演。他常对前辈嗤之以鼻，斥其“倚老卖老”；对同事不屑一顾，讥其“酒囊饭袋”……终于，群体被激怒了。

这种结局可以说是这位年轻人自酿的一杯苦酒。他错误地认为成功是个体完全可以把握的事。

那种囿于自我的人，实际上是剥离了自我的社会意义，是对自我的一种歪曲和背叛。仅仅极度地注意自己，忘记或轻视群体的存在，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竖起一道人为的屏障，追求成功的激情又能燃烧多久?

一位朋友对我说，几年前他们单位正引进加拿大的电话程控技术，领导准备把一位正在电报房工作的年轻人组合进来。不料，这位年轻人向领导抛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让我出国”，作为答应的前提条件。自然，此事不欢而散。至今这位年轻人仍在电报房敲打着冰冷的键盘。环境给了他机会，而内心涌动的自我利益却使他错过了一次机遇。

这样把自我利益放在首位，损害合作关系的现象，通常是年轻人自设的一根走向成功的羁绊。令人焦虑的是不少年轻人还以为这是一种主体意识，是在把握自己。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罗尼克认为，一个人走向成功，必须通过六道关口。在20多岁至30岁期间是第二道关口——脱颖而出。这期间，多数人投入可观的时间，动脑筋钻研业务，和别人比高下，希望能得到好声誉。然而，有些人为了使自己凸现出来，便会经常地批评别人，贬低别人，对别人不信任；称赞自己，把功劳归于自己。这样，他们就很难得到别人的合作。甚至不得不与其他人处于对抗之中，也就失去了在群体中的地位。这些人往往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和好感，难于与他人合作，因此，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同事的悦纳和合作，常常失去晋升的机会。

在现实中，有些满腹经纶、能力颇强的人，机遇却常常与他们擦肩而过。许多人都在一再地追问自己或别人:到底是为什么?

著名成功学专家卡耐基认为: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基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85%要靠人际关系即与人相处和合作的品德与能力。老实说，当我第一次阅读到这种观点时，既深感诧异，又不以为然。后来细想，卡氏的话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是社会这强大网上的一个结，每个人都与他人有着挣扎不脱的联系。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都不纯粹是自我的，它必定要与他人产生关系。如果把成功的希望框定在自我域限内，成功之树永远不会枝叶茂盛，茁壮成长。

《自我论》作者科恩说:“即使最极端的、怨气冲天的、钻牛角尖的个人主义者，也是属于某个群体和共同体的。”所以，每个人一踏入社会，你就承诺了自己是某一群体的一员，你就为自己必须遵循的起码群体规范“签订了合同”。你的一言一行必定会在与他人之间，构成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你若是“违约”，便有遭群体排挤和“放逐”的危险。聪明者总是善于营造和谐的群体氛围，融入群体，诚心合作，借助群体的力量。

在时下年轻人中间，有一种刻板的成功者形象，即普遍认为成功者，特别是文化科学方面的成功者大多是性格孤独、性情乖戾、独来独往、不谙人情世故的人。其实，这是片面的。许多文坛或科坛泰斗不仅合群，提倡合作精神，而且性格爽朗、幽默、生活富有情调，如爱因斯坦、卓别林和林语堂等等。

之所以在青年中间会有成功者孤独、乖戾的印象，大抵是读名人传记或名人采访之故。其实，这是许多作者为了刻意强调名人的性格特点，如独立不群、愤世嫉俗，以及渲染成功的艰辛所采用的“特写镜头”。但这种手法却不经意地给年轻人铸成了成功者的“刻板印象”，给年轻人的仿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心理动力，也使他们离成功的现实越走越远。

陈独秀，在一般人看来是个孤行、傲慢、放荡不羁的人，但是他强调为人做事必须合群。一方面，他对西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伦理学说和价值观都非常欣赏；另一方面，他坚决主张“群体相维”的观点。他在《新青年》中告诫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极端的利己主义，不但损人而且害己。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代伟人，也无一不是善与他人合作共事者。就他们各自的智慧来说，无疑是上乘的。但倘若他们当初是单打独斗，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便没有日后万众拥戴的凝聚力。

个体的力量的确渺小。但当个体能有效地融入群体，并与他人有效合作时，将是怎样的前景?

有一个朴素的故事:一个瞎子和一个跛子，被大火围在一座楼房里，危在旦夕，眼看只有坐以待毙。但身体健全的瞎子和眼睛完好的跛子，却聪明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身体”:瞎子背起跛子，跛子指路，终于从大火中死里逃生。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定的“瞎子”或“跛子”，所以我们需要他人来弥补自身的缺陷。一项事业的成功往往是多人和谐合作的结果，事业愈是伟大，就愈显群体合作的特点。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费米、西拉德和罗斯福等人的共同合力，那团辉煌的“蘑菇云”就不可能冉冉升起。

合群能使自我的知识、阅历和能力快速增长。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一下，各自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交换一下，各自将有两个思想。由此类推，人与人的交流结果，各自的思想将以几何级数增长。

美国著名的国际时事分析专栏作家李普曼先生，在利用群体的力量方面可谓聪明之至。今天，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知道李普曼的。

那时，李普曼老了，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周游列国”。这对时事分析专栏的写作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但李普曼可有高招。比如，专栏即将要分析非洲某个国家的局势，李普曼先生掏出“备忘录”，了解清楚哪位年轻力壮的记者到过这个国家并进行过详细采访，然后庄重地向这个记者发出请柬——共进晚餐。当然，晚餐的主要内容除了吃饭，还有更重要的内容——谈论那个国家的局势。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哪个记者不会兴奋得和盘托出。

晚餐毕，李普曼先生便开始运用其深厚的理论素养，结合刚刚从记者那里“得”来的实际，潇洒地写起时事分析专栏来。

也许，有人会指责李普曼先生的行为是“智力剥削”，但不少记者宁愿拼命地创造机会受这样的“剥削”。因为在受这种“剥削”的同时，你也获得了特别珍贵的报偿——知名度大增。他们之所以能愉快地合在一起，大抵基于相互需要。

其实，类似李普曼式的“借脑袋法”，普遍得小到日常生活，大到科学研究，如举世闻名的哥本哈根学派，信奉的就是“头脑风暴法”——同一群体的每个人无拘束地抛出自己的观点，以产生撞击，互补交融，进发新的灵感。

当然，合群并不是媚俗，压抑自己的个性，也不是无所选择，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完全受制于从众心理。孤独是追求事业成功过程中的必然精神状态，它能使你潜心塑造你个人所必需的专业素质。此时的孤独，如世俗偏见，流言蜚语，无人理解，无人尊重，无人欣赏乃至似乎被社会遗弃等等都是正常的。但一个人如果要追求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不仅要习惯于孤独，亦要学会走出孤独。

在现实中，有不少人容易将孤独固着为一种性格特征，甚至演化为孤傲、孤僻和孤行等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给自己设置一道成功路上的鸿沟障碍。虽说“古今圣贤皆寂寞，没有豪杰不孤独”，但这寂寞，这孤独，主要指的是个体独自修炼和工作时一种专注的精神状态，决非是真正圣贤豪杰们的全部写实。

1994年8月26日，德国《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阴冷的气候》的文章。文章说:“工业化社会受到疲惫、价值观低落和个人主义的威胁”，“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最后会自己毁灭自己。”1994年9月16日，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先生在接受美国报刊联合采访时，明确地说:“那种靠损害社会而过分尊重个人的作法，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给公众带来痛苦、不安全感和使他们失去安乐感，我们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们说:不!”

当我们面临今天这种偏个体、轻群体的精神失重的危险境况时，在追求成功的道上，你能斩钉截铁地用行动说出“不”吗?

请你回答。

(解三朋摘自1996年第4期《涉世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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