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金元宝

若　舟

二十多岁的人了，心湖中也卷存典藏了许多甜蜜与苦涩的故事，然而，只有那一件家的故事，常不知不觉地从记忆的角落里飘回来，使我在宁静的夜晚舔舐着咸咸的泪滴。

9岁那年，我读2年级。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尽管父母和在家务农的大姐每天辛苦地劳作，贫瘠的土地所能供给我们的也仅仅是俭省的柴米油盐钱和不能维持到夏末的口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老实巴交的父母也找不出更好的摆脱困境的办法。然而，就是一生不识扁担长的“一”字的父亲却硬撑着让哥哥、二姐和我去读书。任凭若涩与艰难在绵绵的岁月里延长，父亲从不说一声苦。中国农民特有的执著与坚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光阴在那个萧萧的荒村里苦苦地煎熬着那一家人，为生活，也为“理想”。

那年冬天，父亲为了我们第二年的学费，常在农闲的冬日，天不亮就出门，扛着一把破鱼网，跑遍周围几十里地，在丘陵地带的故乡村陌间的池塘里寻找少得可怜的鱼几。每天早晨，在我们的朦胧睡眼中，父亲悄然起床，才40岁的他佝偻着腰摸索着找到那件已几处冒出棉花的破棉袄，裹在单薄的高大身躯上，再穿上那双已有了几块伤疤并且又裂了口子的破胶鞋，扛上鱼网就出门了。躺在床上的我，每每在看到父亲走出家门时就泪眼朦胧了。黎明前，月亮未下去，月光幽幽地将一片清辉洒落在农家的庭院。而每次父亲在门口一闪时，他那因小时患病疮而留下的秃顶就反射出幽幽清辉，照到我的心里，刺痛我的灵魂，使我多年以后仍怕见到那幽幽月光。我的心在震颤，父亲赤裸的头是如何在寒冷的早晨抵御那严冬的风霜的。从此，父亲佝着腰，头顶一束清辉的图案便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感。

故乡有一种习俗，大年三十的晚上，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将自己用模子拓出来的黄泥块用金色锡纸包起来后视作元宝，趁农家三十晚上很晚才关门的时候悄悄放在别人家的门后，大年初一，便上门去讨吉利钱。干这种事的大多是那些不安份、兼有几分乞丐气的没有教养的人家的孩子。但是收入却是不少的。正是由于这一点，饱受了清辉的煎熬的我和二姐便商量着在寒假里用这种办法挣点钱给父亲买一顶帽子。在年前的半个月里，我便开始了在用小刀精刻出的木模子里拓“元宝”的行动，而二姐的使命则是收集那时少得可怜的金色香烟纸盒。当然，这些是必须背着父亲才能干的，自尊、自强，不愿向生活低头的父亲是绝不肯让自己的子女以乞丐式的行为为自己挣得一顶保暖的帽子的。在他看来，养活不了子女就是一个父亲莫大的耻辱，而让幼小的骨肉用自尊换取廉价的回报简直是一种对自己灵魂的摧残。

10多天后，我们已做好了200多个“元宝”。在一个夜晚，我和二姐偷偷地躲在简陋的草房后的窝棚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用半碗未舍得吃的粥将金色的纸片逐个糊在了“元宝”上。而金“元宝”也在宁静的冬夜里向我们微笑着。为此，我和二姐的心中都溢满了幸福。因为，年初一的早晨，我们便会收到很多钱。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和二姐相视一笑，仿佛那堆金“元宝”已变成了镇上那个商店里带有护耳的毛帽了，父亲的头也就免遭风吹霜打。这对我们，是何等幸福的事啊!

然而，不幸却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发生了。年夜饭后，家人串门去了，我和二姐提着篮子正准备摸黑去给人家送“元宝”，在脚刚迈出家门时却被归来的父亲撞了个正着。“娃，回家放花炮去!”父亲招呼着我们，但当他的目光触到了那堆“元宝”时，他的脸阴沉了:“你们在干啥?”他低沉着嗓子问我们。他大概知道了几天来我和二姐为何一直鬼鬼祟祟的原因。“回家!”一声断喝，我和二姐低着头回到了屋里。三十晚上的烛光里，父亲的怒颜给我和二姐的人生记忆添上了永远磨不掉的一笔。那夜，他的秃顶上由于生气而冒着热气。“啪”，“啪”，两巴掌狠命地打在了我和二姐的脸上。要知道，父亲从未打过我们啊!我们低着头听着父亲呼呼的喘气声。泪滴落在委屈的土里，我抬起泪眼，哽咽着说出了含糊不清的一句话:“爸，我们只想给您买一顶帽子。”父亲一生极其敏感他的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儿啊”!父亲蹲下来，一把搂紧了我和二姐。我从未见父亲哭过，但此时他却泪流满面。我抱着父亲瘦削的头，摸着他光滑的秃顶，用小手润湿着父亲沧桑的心灵。父亲哭出了声。在年三十的夜里，父亲和他的一双儿女在用泪水送走苦涩，迎来温馨。

母亲、哥哥和大姐闻声赶来后，父亲方镇定下来。他吩咐哥哥和大姐帮我们一起去送“元宝”，当然，第二天是不许去讨吉利钱的。回来后，全家6口人高兴地放着花炮，送走了那年的除夕夜。

多年以后，长大的记忆里又贮进了许多繁杂的内容。但是，那目光下幽幽的清辉，灯光里冒着热气的头和与之相联系的那堆金“元宝”，永远是我最深沉的回忆，它使我的生命坚持了自尊、自强，也收获了温情和力量。

(董万好摘自《山东青年》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