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企事件”的启示

姜千里

吸收港澳和海外华侨的资金建立合资企业，这在改革开放已近20年的今天并不是什么希罕事物，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为人们所公认，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的情况和它的遭遇，而这对我们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邓广殷《我的父亲邓文钊》一书披露的“华企事件”，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重要材料。

事情发生在广东。1950年新中国诞生不久，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国内进行经济建设急需资金，因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想成立一家公司，吸引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投资。经过与邓文钊商讨后决定，由省商业厅下属八大专业公司出资入股为公方，由邓文钊动员港澳地区工商界爱国人士和华侨用外汇入股为私方，成立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企的宗旨是吸引海外资金办实业，同时以投资者能获利的实例，增强海外人士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信心，从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公司的董事长是邓文钊。

邓文钊是香港工商界中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是我党的一位老朋友。他1908年出生于香港的殷商世家。曾祖父是老香港赫赫有名的富有的地产商，用自己的名字给家族起名叫“邓元昌堂”。邓文钊虽出身望族，又毕业于英国名校，却无纨绔子弟的恶习，为人正直、坦率、豪放，生活简朴，仗义疏财，因此人们尊称为“钊哥”。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又由于岳父是何香凝的胞弟，这种亲戚关系使他早年就与廖承志来往，并一生深受廖氏影响而倾向中国共产党。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留学期间参加左翼读书会，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1934年毕业后回香港从事金融业，曾与兄长邓文田一起，先后担任香港大英银行、香港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邓文钊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团结抗日。1938年廖承志到香港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和华南地区党的工作时，就吸收他做一些工作。他是宋庆龄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任保盟司库，负责财务工作，募集海外捐款。因为他有可靠的金融渠道，被同志们戏称为“肥仔”。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进行抗日战争，保盟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募集了几十万元。购买的一百多吨药物和其他过境的救济物资，都是停放在邓文钊提供的仓库里。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文钊对《华商报》创刊和复刊的支持，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肆迫害进步力量，查封了内地主张抗日救亡的报刊，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撤往香港。由于英国与日本矛盾加剧，香港一时间成了向海外宣传抗日战争的理想地方，我党决定在这里创办一份报纸。但按港英政府的规定，在香港出版报纸，不仅要交纳押金，而且要有一位在香港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人士做“督印人”。当我党向邓文钊提出请他给予支持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说服了邓文田参加这项工作。1941年4月8日，《华商报》正式出版。邓文田当督印人，范长江任总经理，邓文钊任副总经理。1941年8月26日，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汇报道：“《华商报》开办迄今通由邓文钊做生意出资本，未花我们半文钱，现在实际销路已超过5500份，为香港晚报最大者。”《华商报》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只存在了八个月，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迫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邓文钊不避政治风险和经济拮据，又为《华商报》的恢复出版和继续维持而绞尽脑汁想各种办法筹钱。1947年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华商报》就成了中共在解放区以外唯一的宣传喉舌，是解放战争时期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动员蒋管区人民和海外侨胞支持解放战争的舆论阵地。可以说，没有邓文钊的全力支持，就不会有《华商报》。

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毅然放弃香港的优越地位和优裕生活，投身子祖国的建设事业。成立华企时他担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后来还担任过省工商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说华企。邓文钊本来是学经济的，又多年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对西方经济运作比较熟悉，经营有方，善于用人，因此华企开业不久就取得良好成绩。华企最初从事进出口业务，对抗美援朝和打破美英禁运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借助华企得到大量急需的战略物资。尤其是1952年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前线非常需要医药。这一年华企共进口了30万支油剂盘尼西林和60万支肺针，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而且帮助政府打击了趁药物短缺囤积居奇的国内奸商。华企还在华南地区投资针织厂、糖厂、松香厂、木薯加工厂等十几个工厂。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厂，使数以万计的农民直接受益，促进了城乡交流。两年间出口土特产品为国家创汇2000万元。华企还投资于建立北京新侨饭店、广州南方大厦等一些大型的基建项目。邓文钊一直代表私方任新侨饭店的副董事长。在配合稳定物价方面，华企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华企由于经营管理得当，资金周转快，经济效益高，1952年年终结算，股东红利达到27％，职工也分到奖金。当华企初创时，海外一些人并不看好，冷言冷语地说“投资国内，血本无归”。华企切实保障了股东利益，实行保本保值，每年派息，按股分红，以事实粉碎了这些谣言，鼓舞了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国内经济建设的信心。华企的股东都是爱国人士，他们的现身说法增加了说服力，吸引了更多海外工商界人士有意回国投资。中央有关方面也称赞华企的做法，说它是“公私合营的样板”。

然而，由于“左”倾思想干扰，政策忽然发生了变化。1953年8月，华企被扣上“经营方向有问题”的大帽子，遭受审查。这时华企的资金已达463亿元，检查组检查了一年得出结论：华企是“资本主父经营”，“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华企成了“合公营私的黑典型”，被作为“反面教材”通报全中南区。支持过华企的华南统战部和广东商业厅负责人受到株连，遭到处分；为华企出过力的职工挨整，甚至被降职。华企并入国营华侨投资公司，名存实亡。邓文钊对此长时间想不通，他觉得很对不起那些被他劝说回国投资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香港朋友。他不同意上述结论，坦率地向有关领导申诉、辩护，但于事无补。在1980年邓文钊辞世9年后，华企事件才得到平反。平反的结论中说：“华企的功绩是显著的。该公司在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同时在宣传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扩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现在来看，1980年对华企事件平反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这样明显的事实，在1953年时，有关的人们竟然视而不见，或虽有所见，却不敢或不能理直气壮地否定那种

错误判断。这的确只能说是受“左”倾思想的干扰。

邓文钊其人就出身和经历看，的确可说是资产阶级(邓文钊当过外国银行的华人经理，他自己说是买办资产阶级)。但决定他的思想的并不只是这种阶级成分，还有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有因素和各种个人的因素。邓文钊跳出了阶级的局限，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为革命事业做了别人做不到的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主持的华企的经营方法当然不可能和国营企业一样，大概可以说是采用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办法。但它正因为采取了与国营企业不同的经营方法，才能做到吸引港澳和海外华侨资本，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做到国营企业做不到的事。而且，华企也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

现在我们在回顾历史时都认为，“左”的错误倾向的滋长是从1957年开始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左”的倾向在这以前已开始在这里那里发生了。夏衍同志为《我的父亲邓文钊》这本书作的序言中说，“解放初期党内外都有一股‘左的情绪”，这恐怕是不能否认的。华企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存在的某种“左”的倾向。要知道，华企创建于1950年，被遏制于1953年，这还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前，还是执行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的时候。华企的事例已经表明，人们对子带一点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多么害怕，不愿意承认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能够为革命作出特殊贡献，不敢利用带有资本主义某些色彩的企业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来设想在1953年当时，实行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华企的事例使我们看到，在50年代初，已经有同志想到用华企这种形式吸引境外国外资金，取得了初步经验，收到明显的效果。在当时情况下按照事实肯定这种经验，加以推广，而不是不顾事实予以否定，应该说是可能做到的。如果这样做，显然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左”的倾向扼杀了正确的很有价值的想法和做法的萌芽，实在是很堪惋惜的。

《我的父亲邓文钊》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资料详实，行文流畅，语言简洁，笔触生动，虽是一本仅有7万字的小书，但其中不仅“华企事件”能给人启发，还可以给我们香港历史方面的许多知识，值得一读。特别是在今年香港回归之年，读来更感亲切和饶有兴味，获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