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的假设

葛佳渊　罗厚立

我们的史学研究到今日的局面，似乎已到了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之时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法论，应该也到了有所总结的时候了。中西史学都源远流长，但若以我们今日大学历史系讲的“历史学”来说，西方史学之独立于哲学，也不过是十九世纪的事；我们中国史学的独立于经学，虽然早就有人主张，章学诚尤强调之，但真正取得平等的地位(以前经史子集的并列，正像士农工商，并不平等)恐怕还是在近代因经学不能“致用”而衰落之后。西潮冲击形成大潮后，有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的“新史学”。但影响久远直至今日的，还是胡适等新文化人的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法。而对中国史学界冲击最大的，或者要算新文化运动师生两辈人皆参与的“古史辨派”。

胡适的治学特点，就在于最重方法。他化约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箴言，至今为人所引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但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其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胡适所开风气就不是全无“流弊”，有的新问题其实也正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他在一九三二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而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已存先入之见，未能真正做到古人提倡的“虚其心”。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