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
怪圈这个词,是从贝尔曼那里化来的。
贝尔曼是法国当代一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实践家、批评家。现在再给他冠上任何名衔显然都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早已于一九九一年去世,只有四十九岁。在他生病的最后三个月里,他一直在写一本翻译批评方面的书,叫作《翻译批评论——约翰·唐》。我的老师开玩笑说仿佛搞翻译理论的人都不能够长寿,说话的那天,天阴阴的,我心里不知怎么的就是觉得不舒服。我不喜欢把悲情或者哀伤这样的字眼和理论联系起来,觉得像是一个不该开的玩笑,生命的大大的玩笑。但是事情真的是不能够提及再放下的。后来在评述完贝尔曼这本遗作的那一瞬间,我工作用的电脑鬼使神差地出了一点混乱,所有的字丢失殆尽,夜蓝色的屏幕变作一片澄净的天空,我始相信贝尔曼是化作了一棵泪眼朦胧的树,站在我要经过的路旁,偷走了我凌空翻飞的一根衣带。
然后他把“怪圈”的概念给我,作为信物。
贝尔曼是(有节制的)“现代阐释学”的忠实信徒。他的理论文章里充满了阐释学的名词:循环、视界或者历史。已经是在读到他之前,我就不知不觉为阐释学所诱惑,在我做翻译的论文时,我不止一次地用到了视界或者历史这样的词。因为我是那么需要解释,翻译也是。我想给曾经存在过的事物一种确证,并相信阐释学是做到了的。不确证已在,自己就没有信心在这世界上留下足迹。
但是我没有注意循环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