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学案

支　宇

夏中义写作《新潮学案》的初衷是“新时期文论重估”。但由于新时期文论的“艺术与文化的双重构成”现象，文论作了超负荷运作，承担了诸多不该由文论来承担的使命，且最终成了文化反思的载体，所以，“文论重估”最终变成“文化重估”，该书也成为夏中义对新时期思潮的一种解读，其中对重点学人的选择与阐释，均有独到见解。

《新潮学案》所进行的文化批评是需要价值标准的。综观全书，夏中义所依赖的价值体系是刘小枫为汉语思想界引入的基督神学。这一基督神学价值体系主要有两个要点，一是个体性，二是神圣性。个体性旨在探索存在本体论。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认定生命的意义在于突破世间一切伪价值，执着探寻人所以成人的价值根基，发出终极价值的形而上追问。汉语文化传统压抑了每个精神个体的终极追问，儒是伪价值、道是非价值、释是反价值。任何价值形态不可以任何形式蒙蔽、阻止每个感性个体的终极追问。夏中义高度赞赏刘小枫关于人／神、尘世／神圣之间不可通约的思想，认为“这从根本上消解了任何神化世俗权威之理由”。

然则，我却从刘小枫、夏中义的此种“基督神性”中读出了“中国现代性”，也就是一种尘世性。刘小枫曾将知识分子分为“五四”一代与“四五”一代。而“四五”一代是从确信走向不确信的一代。作为“四五”一代的一员，夏中义与刘小枫一样具有一种现代性的焦灼。这种现代性的焦灼之所以是中国式的，是因为究其实质，它是一种政治创伤的后遗症——“文革”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