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贝岭
其实,这个人就近在咫尺,在我栖身纽约及随后在新英格兰地区不断迁移的动荡生涯中,那些有幸的人——对他感性的描述曾多次回响在我的耳际。在某些时候,假如我足够疯狂,只要坐上地铁,穿过曼哈顿,进入布鲁克林高地,便可以去按响他的门铃,和他进行一次不期而至的相遇。其实,经由某些精神的纽带,我们已经相遇了。一九八九年底,菲野在旧金山筹办文学刊物,通过美籍波兰诗人米沃什(CieslawMilosz)的引介,布罗茨基担任过这份最后天折的文学刊物的顾问。此刻,在我已定格为特写般印象底片的记忆中,布罗茨基眉头紧锁,那深度搜寻的眼神凝聚,他不停地吸菸,沉静——因为沉浸于思考。这一切,已并不仅仅是传奇。
当我如此感性地谈论这些幻觉时,与其说是表露我的痛悔,不如说是承受一种命运。是时间之神过早地合上了他的眼睑,使得我只能用想象,去和他进行冥冥之中的交谈。或许,这使我们不被过于真实的外貌所梏。诗人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匿名之人,他向外部展示的应该仅仅是作品,而非相貌。然而布罗茨基有着高贵的相貌。但“高贵”和“诗人”并不总是……看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就可以获知,恶,惯于借助某种高贵的伪装偷袭人的内心。
一九七二年六月——让我们记住布罗茨基被逐出苏联的时间。无论是对个人的驱赶,还是对群体的屠杀,都意味着——邪恶,不仅在这个世界如此频繁,甚至还会叠合。仅从这一点上,二十世纪便已足够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