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1998-07-15 05:30:16陈徒手
读书 1998年11期

陈徒手

一九六○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棋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棋,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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