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翦伯赞先生三十周年忌辰。我以为,王国维先生和翦伯赞先生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死,是本世纪两大文化史事件。有人对翦老的死不以为然,认为翦伯赞应该像冯友兰一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该如此脆弱,云云。这位先生的看法也许不是个别的。在许多人看来,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的自杀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些怪物”(马克思语),而且成天生活在情感世界中,靠想像、幻想过活,生活态度带有浓厚的浪漫成分,一旦承受不了生活实际与艺术境界之间的强烈反差,容易踏上轻生之路。而历史学家不该如此,尤其是那些杰出历史学家,看见过如此多的生离死别,如此多的兴亡交替,如此多的荣辱沉浮,何以还如此执着,以致于非死不可。执此说者,大约未必理解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自沉之举的评说,可暂不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王国维先生因受北伐军引致的“两湖之变”刺激而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之时,翦伯赞先生正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命,以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山西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归绥都统商震归顺南方,参加北伐。因此,将两人相提并论,殊不类也。但是,这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死,实在是一脉相承。如果说,王国维的死是当时所面临的所谓文化上的“巨劫奇变”所致,那么,四十年后翦伯赞所面临的这场“巨劫奇变”,其深度与广度似乎并不亚于前者,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