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的文本

袁　晞

八十七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出版了《牛棚杂忆》，他谈到出版这本书的缘由时说：“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季先生可谓智者，但他坦白地承认自己在那十年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虽屡遭批斗、身陷囹圄，却“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有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季先生说，受害者心里难道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季先生说他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拿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他还说，并不要求这些人检讨和忏悔，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他认为若把这些人写的东西与被折磨者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的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季羡林先生的这些话发人深省。只有把十年浩劫的危害和根源说足讲透才能不重蹈历史覆辙，而说清过去的方法之一就是留下文本。没有多样的文本何以书写准确丰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