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五十年

■章百家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今天，这项政策的基本原则虽与建国初期是一致的，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丰富得多，完善得多。世纪之交，国际局势的发展错综复杂。如何应对才能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大业顺利向前，这是国人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回顾五十年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历程，我们应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建立新型外交关系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国民党的败迹日趋明显，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或驻华使节先后向中共表示，愿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外交政策问题。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积累了相当的外交经验，中共外交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但那时的外交活动，按周恩来的说法只能算是“游击战”，而现在则要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了。

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月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次是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两次会议之间是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的访问。在这几个月里，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并明确地说“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实际是把“一边倒”的方针也提了出来。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一边倒”；同时周恩来也完成了新政协《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用法律语言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并经毛泽东审定。至此，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因此，新中国外交方针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旧中国外交的特征是屈辱外交，新中国要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就必须迅速割断同这种旧传统的联系，洗刷掉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如此，才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对外关系。第二，当时国际上美苏两国的冷战方兴未艾，这两家都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十分关键。具体地说，就是要使新政府尽快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取得外国的必要援助，恢复国内经济和通过结盟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

毛泽东提出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基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使新中国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最后一条“一边倒”不仅有利于解决第一个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这三条方针也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国从此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国际威望大大提高，美国再不敢轻易与我进行军事较量了。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至1956年是我国外交最成功的时期之一。朝鲜停战前夕，周恩来就敏锐指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新的战争可能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为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抓住和平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问题，求同存异，灵活应对，先后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开展多边外交，为开拓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不是新的东西。周恩来的贡献和创造性在于他把这五条结合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这是他运用独特的“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探索的结果。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国政府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关于避免双重国籍的条约，消除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因华侨问题对中国产生的疑惧；二是由周恩来郑重宣布，中国准备同邻邦确定尚未划定的边界。此后，经过从1956年至1961年五年的努力，中缅边界问题首先获得圆满解决。到1963年，中国又先后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协定或条约，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些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关系，而且对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为处理中国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它一经提出就被中国领导人作为一项长期方针，并很快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说：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他还表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并特别指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1956年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这样，五项原则也就明确地被应用于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来看，它直接针对美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是新中国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发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从长远来看，它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经过此后四十余年的实践检验，事实说明只有争取和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为维护国家主权同美、苏两强对抗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紧张关系长期得不到缓和的根本原因是台湾问题。中苏关系的反转则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它包括中苏两国不同的国内情况、两国日趋不一致的国际战略利益以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方面的分歧。

中苏矛盾的起源要追溯到1956年。那一年春天，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认为对斯大林的过错和功绩应“三七开”；同时，这件事也促使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的社会主义搞了四十年，积累了不少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要出现一个大变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时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和苏联很不一样。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是中苏矛盾的起点，然而中苏两国不同的国情，才是导致双方矛盾的深层原因。1958年春夏，中苏之间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这是中苏关系的第一次危机。毛泽东认为，苏联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建立两国共同的潜艇舰队这两个要求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慑于毛泽东的震怒，赫鲁晓夫匆匆访华，这一事件暂时得到平息，但中苏之间的信任由此受到严重破坏。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此后，坚决反对苏联想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企图，就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一年秋季，中国发动了炮击金门作战。这是毛泽东亲自导演的一场政治仗、宣传仗、外交仗。其目的是多方面的，包括：支援中东地区的革命、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表明中国不接受美国“两个中国”的立场、侦察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牌、向国民党集团施加压力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等等。但是，这个行动最根本的一点是要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表明中国决不允许美国“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得逞。当时，苏联正谋求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的行动无疑是给赫鲁晓夫出了一个难题，他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立场，但内心里是很不满意的，中苏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

50年代下半期，中苏两党还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后来，这种分歧更演变成一场公开的论战。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中苏分裂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说明，尽管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在国际体系中分处于不同地位的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在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之内还很难协调。特别是在苏联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竭力谋求同美国的缓和，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之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

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时期美苏之间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缓和的条件。但美苏时断时续的缓和活动却总是使中国首当其冲，以致在某些时期，一个由于美苏对峙而形成的冷战世界看上去更像是由于中美对峙造成的。1964年后，美国不断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直接对抗的边缘。由于有了朝鲜战争的经验，双方最终还是避免了再一次的军事较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一个同时与美、苏两强对抗的阶段，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过程中，这是必须通过的一个关口。正是通过与两强的对抗，中国才真正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并为世界各国所认识，才较早地摆脱了美苏冷战格局的羁绊，最终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尽管事后看来，这种与两强的对抗有可能采取不那么激烈的方式，而是有张有弛、一张一弛，也有可能不拖延那么长的时间。

争取“两个中间地带”

进入60年代，在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时，争取“中间地带”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1963年底至1964年初，毛泽东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的控制。中国领导人认为，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第一个中间地带的民族民主运动是直接同盟军，我们应该给以最大的支持，并且联合他们；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帝国主义矛盾，也应该充分加以利用，使它成为间接同盟军。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正处在高潮之中。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这种相互支持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打下了长远基础。这一时期，为增进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多次出访亚非国家，其中以周恩来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对亚非欧14国的出访最有影响。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体现了那时中国政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作的真诚努力。

在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上，1964年的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突破，震动了整个世界。中法这两个在两大阵营中分别有影响的大国，克服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气象。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60年代前期的中国外交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部分对外政策带有较大的片面性。这表现在过高估计了美苏合作的程度，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过高估计了帝修反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未能察觉到在亚非拉地区兴起的民族独立浪潮荡涤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之后，时代潮流正悄然转向和平与发展。这种偏差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承受着来自外部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想影响。中苏分裂后，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把国家关系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紧密挂钩的做法；但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逐渐影响到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文革”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在外交方面主要表现是，把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斥之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世界革命支持得少）乃至“三降一灭”；一度提出所谓“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否定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保持正常的关系，试图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结果，中国外交工作一度陷入了极不正常的状态。出现了“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之类的口号，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极端的事件。不过，从1968年开始，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就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因此，“文革”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冲击、干扰比之国内其他各方面工作时间要短些。

70年代初期，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外交所受到的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中国外交的活动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上，而此前可以说是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这次外交战略的大调整也表明，我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不仅表现在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上，还表现在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处理同大国的关系。

60年代末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在与苏联争霸世界的斗争中一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国内空前规模的反战运动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冲击。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试图通过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来使美国摆脱困境。与此同时，中国也深为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忧虑。互相对峙的中苏两国在东北和新疆发生了多起边界冲突。苏联还暗示打算袭击中国的核基地。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需要结束与美国长期对峙的局面。

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向缓和的序幕。7月，通过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次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随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基础。历史有自己奇特的逻辑，耐人寻味。在激进的以“反帝反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中美这对20年的冤家对头令人难以想象地走向了和解。美国人以激动、中国人以平静接受了这个现实。

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四十几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近邻日本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思想；次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争取实现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反映了向他鼎盛之年提出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和“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某种复归。这个战略的提出基本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混乱，使中国的外交实践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

70年代对中国外交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阶段。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第一次对建立新的世界格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外交格局的这次转换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条件。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

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1982年起，中国有步骤地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即：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更灵活地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更加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外交工作的目的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核心任务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看到，这个时期中国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是：（一）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不但存在着政治制度的不同，也还存在着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依赖；尽管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但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当代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尽管各国仍应对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保持应有的警惕，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三）在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看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必要的；但世界各国通过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

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为依托的。在调整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中国特别注重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注重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有稳定而重要的发展；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为解决区域性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和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出建议、作出努力。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的考验。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局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又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为中国确定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坚决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

此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这主要表现在：自主选择，坚定地按照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同别国发展关系不以牺牲自己的主权为代价，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如台湾、香港、西藏、人权以及发展道路等，坚持原则，与侵犯我国主权的行径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围绕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加速自身发展，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原则；不扛旗、不当头，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各个领域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由于采取了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又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构架，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扭转了90年代初的不利局面。90年代下半期，中国开始积极构筑面向21世纪的对外关系。现在，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外政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有更明显的连续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个阶段，中国政府奉行的外交原则应该说是一贯的，不过，各阶段之间，某些方面的政策调整幅度很大，中国外交格局的变动显而易见，以致有“中国外交十年一变”的说法。从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情况则有了很大不同。尽管这一时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外交的发展显得十分平稳。中国政府通过逐步的、连贯的政策调整成功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

第二，中国同世界的总体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建国初期，我国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可以并存一个时期的，经过斗争，前者将取代后者。此后，我国同美苏这两个世界的主宰者抗争，向现存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际已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的取代旧的的斗争，我国必须加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取得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并通过积极参与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渐变的过程。

第三，中国已不再以划分敌、我、友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总还有共同利益，总还有需要合作的一面。中国的外交实际已在越来越多地处理这种矛盾斗争和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情况。

世纪之交，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但世界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我国恰好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这种重合将使得我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敏感。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这一进程对各国来说都既有挑战又有机遇，但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要比原先就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国家大得多。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承担起更艰巨的斗争任务，中国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需要比以往更具有预见性和坚韧性。■